挪威98% 〜99% 的电能都来自于水利电气厂。1991 年，挪威成为了第一个起征烟尘排放税的国家，以此来缓解全球变暖的问题。挪威同时还是第一个捕捉二氧化碳并将其储存于地下的国家。为此，挪威总理简斯·斯托尔顿博格讲道，让捕捉并储存二氧化碳进程更简化、更廉价已经成为了本国的“使命”。以斯托尔顿博格为代表的中左联合政府已经做出承诺：将于2030 年让挪威达到碳中和，比先前2050 年的最后期限提前了20 年。然而，除了挪威在环境保护上做出的种种虔诚举动，它同样是一个污染能力相当大的国家。自从挪威实行烟尘排放税后，该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了15%。据斯托尔顿博格表示，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在增长之中，并且这种上升的趋势在2012 年会持续。以此来看，挪威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而且，在许多环保主义者眼中，这些统计数据还没有包括挪威对大气层的污染。挪威是世界第三大天然气输出国，第四大石油输出国。从北海海底提炼出这些燃料的过程中，挪威本国已经排放出了一定的温室气体，当挪威将石油与天然气出口到国外之后，会产生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 Larse 和Nesbakken( 1997) 模拟了从1990 年开始征收碳税的挪威如果未在1987—1994 年间开征碳税其各部门的能源消费及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已开征碳税的实际情况相比，发现开征碳税能减少非交通运输部门和石油部门的石油消费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而交通运输部门 和石油部门难以用其他生产要素取代石油，开征碳税甚至会使其排放量大幅度增加。石油产品价格上升远高于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动，显示出在挪威开征碳税对减少交通运输部门和石油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效果并不显著.
Lee Schipper( 2007) 通过比较相关工业化国家交通运输业发展和燃料消费的情况，预测随着载具数量和行驶里程的不断增加，单靠技术进步难以抵消美国交通运输业燃料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趋势。Kelly 和Gustavo( 2008) 用派生的国家能源建模系统分析得出类似结果，即汽油价格的增长对降低美国交通运输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用很小，除非汽油价格很高，而这种高价从当前来看是不现实的。碳税造成化石燃料成本提高，但它不一定会推动通过技术进步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的进程。
国内关于燃料价格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魏涛远等( 2002) 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的CNAGE 模型( Chin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定量分析了对每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5 美元及10 美元碳税对中国经济和短期、长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认为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排放量短期内将有所下降。樊纲等( 2010) 和李小平等( 2010) 研究了对外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杨桂元和李璐( 2011) 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经
济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作为碳排放的解释变量，得出GDP 每增长1% 将会引起碳排放量下降0. 966 7%的结论，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效率对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大。李国志和李宗植( 2011) 利用Kaya 因素分解方法，认为经济增长是碳排放最主要的驱动因素，1995—2007 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动的贡献率为163%，是所选几个因素中最大的; 技术进步对碳减排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具有一定随机性; 能源消费结构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明显。
我国开征碳税的碳减排效果分析物理老师演示电流(王志文，张方)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应从着实减少消费者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入手，开发无碳、低碳能源或适当减缓经济发展，以减少化石燃料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中国化石燃料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小，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对化石燃料开征碳税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碳税:碳税是一种污染税， 排放的碳越多，付出的成本就越高。政府部门会先为每吨碳排放量确定一个价格，然后通过这个价格换算出对电力、天然气或石油的税费。由于征税使得使用污染燃料的成本变高， 会促使公共事业机构、商业组织以及个人减少燃料的消耗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碳金融:为从碳减排权中获得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收益， 全球开始建立碳资本与碳金融体系， 甘肃农业大学图书馆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目前碳排放权的“准金融属性” 已开始显现， 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
碳关税:与碳税不同， 它指对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有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在贸易中征收关税。发达国家总是担心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中出工不出力， 如果发展中国家没达到发达国家的要求，就对其出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这很容易变成阻碍全球商品流动性的新贸易壁垒。
碳政治:所谓“ 碳政治” ，2010广东高考数学 又可以称之为“ 气候政治” ，是指各国围绕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所形成的国际政治，而国际上关于温室气体排放又按照二氧化碳来计算，故称之为“碳政治”.
碳捕捉:二氧化碳的产生有时不可避免， 就像你一直在呼吸， 为了不让你呼出的碳排到大气中去， 你可以把它们吹到一个塑料袋里。在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中， 即将排出的二氧化碳可以用化学方法先分离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捕捉。
碳封存:碳捕捉之后的关键步骤是碳封存。业界认同的方法就像佛祖压住孙悟空一样： 寻
到一块地下1000米以下的岩体。在这样的深度， 压力将二氧化碳转换成所谓的“ 超临界流体” 后才不容易泄漏。这项技术被能源公司广泛看好， 因为它们总有很多深不见底的废弃油井。
碳税的征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利而采取的经济手段,其具有固定性、强制性的特征。碳税的固定性可以保证能源价格的相对稳定,不会引起能源市场的震荡;强制征收的碳税会带来可预测到的财政收入。
韩文德
碳税是基于激励的价格型碳减排政策工具,会间接地刺激消费者和生产者减少碳排放量。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碳税提高了碳密集型能源的价格,消费成本的上升刺激消费者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或是购买相对较为便宜的低碳能源资源,间接地促进了碳减排与能源结构的优化。征收碳税的减排效果具有不确定性。面对碳税的征收,排放者通常有两种反应:一是采用新技术,降低排放量;二是提高产品价格,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如果是第一种反应则有助于碳排放量的降低,但如果是第二种反应则不会降低碳排放量,反而会增加消费者的负担,降低幸福指数。征收碳税的福利损失问题。因为低收入者用于燃料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要高于高收入者,碳税具有累退性,新增的碳税负担会增加低收入体的经济压力,单增李斯特菌拉大居民间的收
入差距扬卡洛夫,产生福利成本。而且在我国,能源生产企业和用能大户基本上都是国企等垄断型厂商,但同时消费者对电力、煤炭的需求弹性又较小,所以这些产业可以轻而易举的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增加其生活负担,带来福利损失。
碳税的征收面临着众多障碍,如政治性障碍,即由于碳税的隐蔽性较弱,它的征收可能遭遇更多的政治上的反对;再如经济性障碍,即碳税对经济增长、就业、产业竞争力和企业负担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从国情出发,应该先着重发展碳排放交易制度,同时加强社会公众对碳税的了解与认知,大力解决碳税征收所面临的各种障碍因素。考虑到碳税的累退性以及维护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相关部门可将通过碳交易体系所筹集的收入用于补偿需要承担碳税税负的中低收入体,同时实行其他较为宽松的税收减免与返还措施以抵消碳税征收给经济带来的消极效应,像英国在征收气候变化税之后规定高耗能部门的企业可以与英国环保部签署“气候变化协议”,设定减排或者能耗改善的数量目标,从而获得相应的税收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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