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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政治体制改革是对一个复杂的政治体系的改造，指出: “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并全面部署改革的重要时间节点，在中国又一次面临着重大选择的历史关口，我们回顾国内30多年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问题的讨论，对之进行总结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着眼点和进程的准确把握。
一、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几种主要主张
党政关系是中国政治中最重要的关系，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环节。政治改革实践中，我国也正是以党政分开作为切入点的。党政分开经历两个阶段: 1980—1982 年，党政机构分开，取消 “”中形成的革命委员会体制，各级党委、人民政府和人大分立; 1987—1989 年，党政职能分离，取消政府机构中的党组，党的领导定位为政治领导，政府职能与政
党职能划分。正是在这一时期，理论界开始提出把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主张。但当 20 世纪 80—90 年代之交，国际政治环境突变时，党政分开改革止步，理论上把它作为突破口的观点也悄然消退。
(二)以发展党内民主作为突破口
20世纪粘着语90年代末开始，出现以发展党内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政权机构改革作为突破口的两个方向主张。党内民主建设主题之下，可具体分为三种主张。第一种观点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党政组织运行的最佳原则，应该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第二种观点主张把党代会常任制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以党内权力科学分解为突破口，真正建立健全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在此基础上，再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三)以完善人大制度为突破口
有学者将人大制度完善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选择阻力较小的方向作为突破口，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阻力最小的途径。落实宪法所确定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关规定，改变违宪的习惯就是实实在在的改革。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以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突破口，重点释放人大已有的政治功能，使之充分发挥代议与监督的职能。
(四)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
3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比较集中的领域是行政体制改革，它曾经是中国政治体制寻求改革的第一选择和试验场，行政体制改革既包含机构序列和数量的调整，也包含人事制度、运行规则的调整，实现简政放权，达到精简机构的目标。
(五)以司法体制改革为突破口
法学界的观点主张树立司法权威，将司法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突破口。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突破口选择相比，司法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的具有规律性、平稳性和结果的必然性，其收益最大，风险最小。
总体上看，学界对突破口的选择，呈现出先宏观后具体、先集中后分散、先核心后边缘的趋势。前期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往往是宏观层面的，比如党政关系的理清 ( 即党
政分开) ，首先从中央层面的党政分开做起，且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此后，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开始走向中观甚至微观，主张分别从党内和政府内部进行改革: 党内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政府体系内部分别主张人大、行政体制和司法体制为突破口，实践中主要是在行政机构内部不断试行机构精简、大部制改革和强县扩权改革，同时逐步发展基层民主，突破口逐步由笼统走向具体，由注重政治价值发展到注重技术程序。
二、过去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实现突破的原因
政治体制改革30多年来，学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突破口主张，但这些主张在实践中没有一个具备突破口的基本特点，即一旦撕开了“口子”，便能向纵深扩展，发生连锁反应，使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相反，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落后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导致社会矛盾上升，贪污腐化泛滥现象未得到有效控制。其原因可以从理论界和改革实践两方面寻。抛开现实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因素不论，这里只分析理论层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学界的思考多局限于政权机构的权力配置，另一方面则由于学界选择突破口时没有正视利益原则。
(一)学术界对“突破口”概念的理解存在矛盾
学界对突破口的理解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军事学的观点，一种是哲学的观点。
军事学意义上的突破口概念主张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然后扩大战果，这有利于先易后难渐进改革的主张，不过，政治体制改革毕竟不是军事战役，它看不到具体的敌人，即使薄弱环节突破以后，也往往因失去纵深的目标和扩大成果的时机而“突而不破”。正如一亲历者所言，“从一开始，人们对这次改革的总体诉求上可以说共识很强，但是在如何选择突破口上面，又可以说上下不一致，体制内外不一致，甚至体制内各派之间也不一致。所有的改革派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也就无法到一个执政高层能够接受的、又可以满足广大人民民主要求的、同时还能够解决中国社会迫切现实问题的突破口。”
从哲学层面理解的 “突破口”涵义则与此相反。“选择 ‘突破口’，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就是抓主要矛盾，”从矛盾学说上讲，以主要矛盾为突破口”，借以使其它问题迎刃而解，这是唯物辩证法提倡的认识论方法。这种思路运用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提倡首先解决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其他问题便比较容易，这显然是比较理想化的思路。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二)学界的思考多局限于政权机构的权力配置
已有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突破口”的主张可以用国家与社会两分法来归纳。主张以基层众自治为突破口的观点站在市民社会的角度分析问题，其余多是从政治体制结构的某个方面着眼。总体看来，学术界主要将精力投入到对政权机构权力分配的争论上，较少关注政治体制形成过程中的现实动力问题。
政治体制主要指国家权力的构成和行使方式，从静态上看，就是权力的结构问题; 从动态上讲，就是权力的运行问题。中国的国家权力结构从横向看分为双城记 电视剧 “党”、“政”、“军”、“法”四个部分。这四大权力系统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构成了政治体制的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军政关系、政法关系;加上国家权力的纵向结构，即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共五组关系。这里的 “党”指中国共产党，“政”是广义的中国政府，包括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人大制度和政协制度，以国务院为核心的行政制度以及检察院、法院等司法制度。本文归纳的上述七种突破口主张中，前六种主张都是从政治权力主体结构出发，从党政关系、政法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突破口，或者以 “党”、“政”内部某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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