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 史家绝唱]史家之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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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家之绝唱篇(一):余秋雨《中国文脉》赏析
    阅读了《新华文摘》上一篇好文章,余秋雨的《中国文脉》。全文近三万字,一气呵成,粗线条概括了中国文化(以文学为主径的小文化)的经脉。余秋雨先生的文化眼光、概括力和艺术感觉都是超常的,表达力更是一流,因此文章写得中气充沛、淋漓酣畅。而这种驾驭历史、囊括文化、指点江山、评判古今的做法,没有宏大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鲜活的欣赏力与聪颖的表达智慧,也无法奏其功。
    当年读到李泽厚十几万字的著作《美的历程》,感觉他能用哲学家的抽绎法把浩瀚庞杂的中国文化库藏精粹为审美线条,实为史家之绝唱,果然此书也在时代学子中风靡一时。今余秋雨也在另一重层面上运用此法,而篇幅更精短,抽绎更简括,那是需要非凡驾驭力的。
    我长久困惑于一种学术堆积:随着史的研究的深入细致,史著的容量和篇幅日益扩大,笔触则日益细腻发散具体而微,读者便日益身陷深山密林之中而迷失了道路与方位感,仰头不见天日,只见铺天盖地的阔叶针叶树冠藤萝、陡峭山径崖壁巨石。学术开辟为时代积累起巨量的丰厚与弘博,也给普通读者把握传统设置了无以数计的路栅道障。因此我一直在思索如
何把历史写薄。余秋雨的以往著述已经显现了他这方面的能力,这次试探再次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且看余秋雨的惊绝概括力与描述力:“没有巴比伦的残忍,没有卢克索的神威,没有恒河畔的玄幻。《诗经》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又如:《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再如:“从宣讲到提问,从解答到无解,这就是诸子与屈原的区别。”敏锐的感觉,精巧的比较,准确的捕捉,灵动的表述,鲜明的个性化视角带来独特的观察与状摹,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概括,但又不得不为其聪颖洞见而称奇。且看他对孔子和老子风格差别的把握:“孔子的声音,是恂恂教言,浑厚恳切,有人间炊烟气,令听者感动,令读者萦怀。”“老子的声音,是铿锵断语,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颁下律令,使听者惊悚,使读者铭记。”读之能不为其颖悟发现和传神捕捉而会心愉悦?在这里,中国文化的连辟相喻隐寓比兴修辞手法再次显露了其传达幽微表意真切的功能,虽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又开冥发悟洞穿透彻。大言的功用不只是“欺世”,也有“顿喝”式的发蒙开悟。
    然而,阅读过程中不断“惊艳”的快感,也时而被一些地方阻断。读余回思,令我排拒于心、梗阻于喉的,原来是作者在快意概述中未能一以贯之地将他的主张贯彻到底。文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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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是中华“文脉”,点题在“脉”,自然应该历时态地把中华文化长河中时而上浮时而潜隐的脉线提拎出来,是为正务。然而文中论说却不断脱离了文脉提拎而转为历史个体的文化成就排行。排行自然是不按照脉线行进的。譬如山峰与山脊的连线构成山脉,虽然高低不平起伏跌宕,但逶迤宛转绵延不绝。而单纯以高度为标准的山峰排序,只构成坐标,却切除了脉源。我们看他论述唐代书家:“第一名:颜真卿;第二名:欧阳询;第三名:张旭;第四名:怀素;第五名:褚遂良;第六名:柳公权;第七名:孙过庭;第八名:虞世南。”这只是从作者认为的“吨位”大小作出的列序,而不体现文脉。若从文脉论,颜真卿书法初学褚遂良,后从张旭得笔法,排列一定是褚、张在前而颜在后。欧阳询、虞世南则因开唐代书法之先风而应先列。这种排法虽更加靠向了历史顺序的轴线而似乎令著者无所作为,但文脉却清晰地显现出来。在粗线条提拎脉络时,你尽可以略去次高峰只数最高峰,而用最为突出的山峰来代表此一山脉,但却不能把山脉切为几段,再从高到低重新组合,从而颠倒错乱地去列数峰峦脉序。
    于是,余秋雨一些设问和处理就成了非命题。如问:“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文脉衍伸过程中,当然是谁的时代在前谁领先,时代在后者只能是加入进来,而不可能是在后者奠定文脉,在前者作补充。当然,由于老子和孔子同时代,他们只能是共同奠
定文脉。至于他们在文化史上孰轻孰重,那是文脉之外的另一个价值判断命题,与文脉构成本身无关。事实上,老子和孔子既然有着不同的风格倾向,你完全可以让他们分领端庄厚重与斩截玄思不同散文体的文脉。
    另外一个问题是“大言”之难度。粗线条提炼、把历史写薄,都需要“大言”,需要俯瞰历史的气度与指点江山的魄力。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对象越大越难以把握,因为你必须具备更完备的知识框架和足够的文化存量,这就为“大言者”设置了越加弘博的前提条件。而与宋代以前的情形不同,在21世纪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任何一个学者都是狭陋的,都不可能实现知识的全覆盖。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概括,否则会时而显露知识的罅隙,留下硬伤。举本文中的一个例子:说南唐李后主在亡国被俘押解到汴京之前,“从政远不及吟咏”,事实上李煜在汴京仅生活了两年即死去,他的词作主要还是此前创作的。当然,被俘至宋使他的心境发生重大改变,他那些情感深挚的代表作得以产生,但这不等于他此前没有吟咏。而且还恰恰相反,或许正是由于南唐词人们,包括李
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公布    史家之绝唱篇(二):《史记·乐书》原文及翻译
    原文:
    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
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而卫灵公之时,将之晋,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惠之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师旷曰:“师延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
    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太史公曰: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
    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
北汽c70g>无谓空间言仁义之道。 (《史记乐书》有删改)
    译文:
    所有的音乐都是从人的心性上产生的,上天和人(的心性)有相通的地方,如同影子象(原来的)形体一样,回响和原来的声音相应合一样。所以,行善的人,上天自然会给予福祥的报偿,作恶的人,上天会给予灾祸的惩罚,这是自然的事。
运动能力开发    所以舜弹奏五弦之琴,唱《南风》之诗,而天下升平;纣王制作《朝歌》北方鄙野的歌曲,结果是身死国亡。舜治理国家的方法为什么那样的宽宏?纣的治理国家的方法为什么却又那样狭隘呢?大概就是因为《南风》之诗的主题是属于生长蕃育之音,舜非常爱好这种音乐,爱好与天地自然的心意相同,能得天下万民的欢心拥戴,所以天下大治。至于《朝歌》,一大早就唱歌,时间上就很不合适,而且“北”有败北的意思,“鄙”是粗鄙的意思,但是纣却非常喜爱这种音乐,与万国人民的心意不同,于是诸侯不愿附从,百姓不愿亲近,天下所有的人都背叛反对他,所以结果必然是身死国亡。
    在卫灵公的时候,他要去晋国,到了濮水上游的住宿,半夜时听到弹琴的声音,询问身旁的侍从,都回答说“没有听到”。于是就来师涓说“我听到弹琴的声音,询问侍从,都说没有听到。这种情形好像鬼神(在弹奏),替我仔细听并记下来。”师涓说“好的。”于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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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地做好,手抚在琴上,一面仔细听,一面写下来。第二天,回报卫灵公说:“我记下了这首曲子,但是(还)没有练习,请允许我多留一晚练习这首曲子。” 卫灵公就答应了下来,再住一晚。第二天师涓说“我练熟了。”这才离开濮水去晋国,朝见晋平公。晋平公在惠施台摆了一桌酒为卫灵公接风。酒喝到痛快的时候,卫灵公说:“我这趟来,听到一支新曲子,请让我的乐工为你演奏它。”晋平公说“行”。就叫师涓坐在师旷的旁边,拿了一把琴演奏起来。还没弹完,师旷就按住琴弦阻止他说:“这是亡国之音,不可演奏下去了。”晋平公说:“怎么这么说话呢?有什么道理吗?”师旷说:“这是师延谱写的曲子,是为昏庸霸道的纣王谱写的靡靡之音。武王伐纣的时候,师延朝东逃跑,自投濮水自杀而死。所以,你这支曲子一定是在濮水河上听到的,先听到这支曲子的,国家就要被削弱。”晋平公说:“我平生所好就是一个音乐,希望让我遂愿听完吧。”
    演奏第一乐章,就有白云从西北方面升起来,演奏第二乐章时,大风就来到了,大雨随后也到了,掀翻了门廊揭开了房子上的瓦片,身旁随从都四散逃开了。晋平公害怕了,趴在门廊和堂屋之间。晋国大旱,土地荒芜三年。
    [《史记·乐书》原文及翻译]

本文发布于:2024-09-21 04:26:08,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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