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 城 2013诺贝尔物理学奖文 章 与 翻 译
——以严复、林纾为中心
吴 微
摘 要：桐城古文作为古文的正宗和化身，笼罩了文言写作。在边际游走中自身也得到了扩容和更新。严复、林纾凭借这种扩容了的桐城文章作为工具，译述西方学术思想和西洋小说，输入外来文化；与教育紧密关联，哺育了新一代知识青年。在晚清民初的文化转型中，引发了第二次文化输入高潮，为中华文化的更新贡献非凡；借此也成就了桐城文章的最后辉煌。但亦因此自毁根基，好景不长，带着“桐城谬种”恶谥，黯然而熸于五四大潮。 一、 从几则“告白”谈起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译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甫经脱手，就被慧眼识珠的友朋刻印成书。翻阅1898、1899两年的晚清报刊，便可发现多则《巴黎茶花女遗事》和《天演论》的发售“告白”。读来饶有意味，不妨择其最早、最有意味者转录如下：
（一）《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1899年4月24日）头版刊载《巴黎茶花女遗事》、《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三种合印发售“告白”：“《 巴黎茶花女》小说，情节变幻，意绪凄恻。前经福建某君译出付刊，现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另用铅字排印发各省销售，并附《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二种，不日出书。如有喜阅者请至本馆及各书坊购取可也。昌言报馆白。”1897寻幸福 作文年夏，林纾笔述成《巴黎茶花女遗事》，光绪二十五年正月（1899年2月）以“畏庐藏版”在福州正式印行，不到三个月，在上海的昌言报馆即发布重印广告。其传播速度之快，即在今天亦罕有其匹。大概是觉得上述“告白”未能尽述译作风采，于是，四月二十四日（6月2日）再于头版“告白”：
“此书为西国著名小说家所撰，书中叙茶花女遗事历历如绘，其文法之妙、情节之奇，尤出人意表。加以译笔甚佳，阅之非独豁人心目，且于西国俗尚亦可略见一斑，询为小说中当行之品，非寻常小说所可同日语也。…(下略) 昌言报馆代白。”
汪穰卿主办的《昌言报》乃维新派的舆论阵地，对《巴黎茶花女遗事》如此快捷地印售、宣传，显然是看重了其“旁采泰西”的巨大文化启蒙价值；而拈出“叙事”“文法”“情节”“译笔”“西国俗尚”加以褒扬，更凸现了维新派人士新旧兼容的文学好尚和敏锐闳通的文化眼光，灵犀一点，惺惺相携，耐人寻味。 （二）《苏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98年12月20日）头版刊载《天演论》“告白”：“是书上十八篇，下十七篇。英国名士赫胥黎所撰，格致之精义也。侯官严复所译，文章雄伯也。深言之，为西学之通径，时务之要书；浅言之，亦为场屋之秘本。侯官友人嗜奇精舍集资石印，以广流传，纸墨精良，款式雅驯，洵有目共赏。每部收回工料实洋四角，趸买八折。寄苏报馆账房及四马路中市古香阁书坊、老巡捕房对南广学会、惠福里游戏报馆、棋盘街南首天禄书局六先书局、三马路申报馆间壁格致书室分售，所印无多，先睹为快者请速移玉各处向购可也。此白。”
这则“告白”，言简意赅，面面俱到，《天演论》文章之雄伯、西学之精义、时务之要书、科场之秘本、传播之广远尽收眼底。倘若熟悉严复研究史料，不难发现其中包容的丰富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传播界对译述著作的推重并非一视同仁。笔者在翻阅这几年的晚清报刊过程中发现，类似的翻译“告白”虽不时出现，但文辞显然没有象对《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那样推崇备至。例如，同样是译述斯宾塞尔文章，《昌言报》在为“湘乡曾广铨綵译、余杭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本馆告白”是这样表述的：“斯宾塞尔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多。专讨求万事万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说，显微妙之理，实为考究新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早为欧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国闻汇编》译其《劝学篇》，读者莫不心餍意惬。惜未及译全。兹本馆觅得其全集，特按期译登报端，以饷同志。其文新理络绎，妙义杨澜体環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生，当亦诸君所深许也。”且不说为章、曾译述“广而告之”还要拉严复译述“助威”，仅以其一句赞语，也无法和前述之严、林译述“告白”之遣辞措语相提并论。看来，时人推崇严、林译述，不仅仅在于其“新学”的内容，“译笔甚佳”、“文章雄伯”更是其广为传诵的重要原因。因此，严复、林纾借以翻译的“桐城文章”值得深究。
二、 游走边际的古文
关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体，陈炳堃认为，“他们（严复、林纾）运用古文翻译西洋近世思想的书或近世文学的书，他们替古文延长了二三十年的运命。”将其视为古文，这其实是晚
清民初学界的普遍认同，检索史料，触目皆是，毋庸赘言。而溯波讨源，所谓“古文”，发乎唐代韩柳古文运动。其形式，系与典俪偶韵的骈文相对而言，以先秦两汉之奇句散行文体为宗，气盛言宜，明白晓畅。苏轼所言：“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精炼地概括了韩柳“古文”的文道功用。文以载道，“古文”的文统、道统，经唐宋八家、明代归有光和清代桐城派的倡扬，规模千年，成为“文章”之“正统”。而“桐城三祖”，又以“义法”将“古文”再次“雅洁”；孔孟程朱，伦理纲常，体清气洁，法度谨严，成为桐城古文的风貌特征；天下翕然号为正宗，笼罩百年。由于“古文”善于操练“有节制的表演”，在科举制度下，便与“时文”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古文为时文”是桐城古文的拿手好戏，它“很好地接通了‘古文’与‘时文’，它所讲究的‘义法’，有审美意义，但更有实用价值。”因此，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知识文化体，古文，主要是桐城古文成为其必备的训练项目和写作技能。晚清朝廷近臣恽毓鼎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日记中写道：“古文义法当师桐城派”。“古文断不可不学，凡论事叙事，识见虽好，必须文笔足以达之，方能通达简明。试观古今有名大人物，无不通文笔者，其为用甚大。若骈体一道，以言情怡性，未始无趣，以言有用则未也”。他对自己“因草封奏，遇事理难显之处，竟不能曲折畅达，或格格不吐，或冗沓失裁，”归之于“平日未能专治古文”，而深感愧恨。正是这种带有“普及化”的古文训练和“古文意识”，使古文
成了文言的化身。日记、尺牍、公牍、笔记，乃至于便函等等一切无韵之文的写作，常常以古文为皈依。而这种“古文意识”笼罩文言写作的结果必然导致古文的边际游走，即古文自身自觉与不自觉地扩容与宽泛，旁逸斜出，穿插甚至包容其它文体，其自身的边界也由此日益模糊。因此，虽然受过西方文化的系统训练，但感同身受于这种“杂文学”景象的胡适脱口而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自然合乎情理。同样，国学功底深厚的鲁迅、周作人、陈独秀、钱玄同等众多晚清民初学者相同或类似的表达也同样是这种“杂文学”观的自然流露。至于五十余年后钱钟书的著名剖析：“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有弹性的文言”；“林纾并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可谓慧眼明察，入木三分；但这是持今日之“纯文学”观念的微观精妙阐释。问题是，持今日之“纯文学”观来观照、分析晚清“杂文学”的混沌现象，返回现场，虽然深刻，却往往“捉襟见肘”，难以周全地展露晚清那驳杂而又生命淋漓的文学史现象。否则，钱先生令尊钱基博之语：“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跷径。”那就难以理喻了。换句话说，钱氏父子，一个是持“纯文学”观的微观之言，一个是以“杂文学”观的宏观而论。在我看来，两者互为补充，并不矛盾。
而桐城古文的边际游走，首先是桐城文人自己运作的结果。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吴
汝纶等桐城大家以古文记日记、写尺牍、草奏章、撰考察报告，在文体与语言上已打破桐城三祖狭隘的古文禁忌；不仅文体广泛，而且文中亦有尺牍语、时文语、注疏语，其外来语和俗语更是常见，雅洁的要求已经放宽。但正因如此，却使桐城古文变得“更有实用价值。”严复、林纾以桐城古文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拜吴汝纶为师的结果。这样，只要在文言写作中胎息史汉、有“义法”，那就被视为古文，其佼佼者或被纳入桐城门下，或被视为桐城盟军。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龚自珍、俞樾、谭嗣同、梁启超、章士钊、柳亚子、于省吾等明显不属于桐城派的文人也被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纳入桐城派作家之流。以刘声木这样学养深厚的桐城门人岂不知龚文之“奇霸”、梁文之“报章”、柳文之“劲健”、章文之“逻辑”，与“雅洁”之桐城古文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即使是被刘氏收入门下的严复，其“雄伯”之文也不是纯粹的桐城古文。于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时人心目中的“桐城古文”的概念已经大为宽泛，范围几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不太出格，那些写作古文“言有序、言有物”且师从或私淑桐城的文人都可入刘氏之法眼。至于林纾被摒弃在外，那是因为刘氏“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偏见根深蒂固，他可能觉得林纾以古文创作、翻译小说太出格，“有伤风化”；尽管其“纯粹”的古文创作完全可以看作桐城古文，但将其收入桐城门下实在“有失家风”。其实，从诗文唱和及史料检索来看，吴汝纶、马其
昶、二姚等“正宗”桐城文人与林纾互相推重，早就打成一片，视为知己。鄱阳财政林纾为桐城护道和张目，亦人所共知，视其为晚清民初桐城“主力”，始终是学界的普遍认同。林纾的“出局”，可以说乃刘氏“个人意见”，不足为凭。
由此，严复、林纾以古文翻译西洋学术和文学，其实是桐城古文边际游走、范围扩大的结果，昭示了桐城古文在文化转型期的泛化和变革；虽前所未有，却意义重大。因此，以“杂文学”观视野下的“桐城文章”来表述放大了的桐城古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 别无他途的译述工具
晚清的文化转型，其历史的独特性在于这一转型是在列强入侵、危机深重的情况下进行的。面对国运衰微，士大夫阶层则既恋恋不舍于孔孟之道，又冀望以西学而自强。儒学一尊被彻底打破，意识形态领域因此诸家并出，异说蜂起。这样，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桐城古文的边际游走，恰逢时运，再一次获得了展露功效的“表演舞台”。应运而生的严复《天演论》、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不仅在文化启蒙方面振聋发聩，而且其译述工具——古雅的桐城文章正好迎合了此时士大夫的文化趣味和阅读习惯。因而，甫经脱手，即“不径走万本”。前述之“告白”恰好从传播方面反映了这一文化奇观。
但值得重视的是，严复、林纾译述文体不仅“迎合”时尚，而且也是时势所然的“由衷之言”。严复当年留学英伦，尽管驻英公使郭嵩焘对其赞誉有加，曰：“文行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但继任者曾纪泽却对其文章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写道：“（严复）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厉之，爱其禀赋之美，欲至之于成也。”严复回国后交游的同乡郑孝胥亦云：“观又陵文，天资绝高，而粗服未饰”。因此，尽管曾纪泽对严复存有偏见，但严复此时的古文水平，应该说功夫未到、火候欠佳。大概是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不足，严复回国的第二年（1880年）即拜“桐城大师吴汝纶学古文”，面对“国人竺旧，图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又重科第出身，受此刺激，严复再“发愤治八比。”尽管四试不第，但天资聪慧的严复由此而得到的“桐城家法”之“强化训练”，已使他的古文水平今非昔比。当他无意科举，一心著述时，果然文章“雄奇”，一鸣惊人。而由桐城文章译著的《天演论》，更是蜚声海内，博得了士大夫阶层的由衷喝彩和价值认同。严复可能没有想到，他那“身份认同”的刻苦磨练和痛苦挣扎，其实是“种豆得瓜”，绝佳的桐城文章是这位“译界泰斗”得以天下扬名的得力工具，日后的“赐文科进士出身”，于此也实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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