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转身的别样叙述——评《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

新纪实·读书论道
56在西潮冲击之下,近代中国旧有的“天下”
随之崩散,“向外转化成了‘世界’与‘国家’,向内转化成了‘国家’与‘社会’”(罗志田,2019),由此衍生出新旧纠结。这使得大国欲实现自我转身,很难一蹴即至,其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步履蹒跚。然现今众人对于大国转身历程的认识,逐渐模棱不清,甚至有失忆的征兆,由此影响到相关现实问题的认识。《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一书,立足文化眼光,借助历史想象,提供了大国转身的别样叙述,暗示转身还在继续,诸多因素形塑了现今社会景象。莫扎特k310
一、随笔亦不失学术价值
关于近代中国的转型,以往的史学著作通常聚焦于政治、思想、社会等领域,加上又以晦涩术语和冗长句式为特征,专业学者以外的人不免望而生畏。《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一书另辟蹊径,由作者近些年的报刊专栏随笔汇编而成,并借助文化眼光,更易吸引大众读者的关注,进而引发其对历史和现实之间双向映照的共鸣。再者,该书为深化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研究,提出了诸多新的思考。因此,对专业学者而言,亦不失学术价值。
该书的诸多篇目选自作者在《读书》《南方周末》《文化纵横》《文汇报》等报刊专栏的随笔,另外部脊灰野病毒
分如《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与中西》是《道出于二:过渡时期的新旧之争》一书的部分内容,《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源于《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一文。报刊专栏文章与专业学术之间的融合,反映出作者有意识地拉近史学研究与大众阅读体之间的距离,致使其专业思考为诸多社会状况提供借鉴和思考。
该书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偏重古代的通论,侧重阐述史学的发展、农耕文化、夷夏之辨、巴蜀文化;第二部分以中西新旧为核心,揭示近代中国一些基本层面的特异性;第三部分是一些近代历史性的大事件,如废除科举、清末新政等;第四部分为一组书评,比如对李鸿谷的《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以新闻方法写史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最后一部分则是近代的学术和教育。上述农耕文化、巴蜀文化,和近代学术教育等话题在当下还有联系,契合了大众读者认知水平,进而更能理解历史和现实之间内在的关联互动。
该书也体现了当前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趋向。王建朗在《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中提及“学术界改变了过去那种非新即旧
调节杆大国转身的别样叙述
——评《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
□彭艳华
福建师范大学
[摘要]罗志田的《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由其近年的报刊专栏随笔汇编而成。随笔较易引发大众读者对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双向映照的共鸣,对专业学者而言,亦不失其学术内涵。该书立足文化眼光,借助历史想象,对大国转身进行了别样叙述,总结出此转身不是一蹴即至,其过程尚在迂回曲折中前进,现代社会仍处在近代历史转身背影之中。真切领悟大国历史转身和现实的关联互动,或能更好地理解当下的时代。
[关键词]随笔 文化眼光 历史转身 别样叙述
过氧化氢浓度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03(2021)06-0056-03
作者简介:彭艳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2019级中国史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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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元对立模式,开始关注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社会与思想的复杂关系,并通过对新旧变迁的社会格局中权势的讨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联系在一起”(王建朗,2019)。该书通过胡适“非留学之说”,陈寅恪“自认不新不旧”“非驴非马”,指出“他们身上恐怕多少都存在既有中国的我和西洋的我……究竟是取中国的还是西洋现代的态度,恐怕他们自己也常常犹疑踌躇”(罗志田,2019)。作为留学生体的杰出代表,他们内心充满了紧张、焦躁。可见新旧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该书进而又指出胡陈等人这种中西边缘体的紧张心态,受到近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竞争的影响,具体事例可由“二十一条”事件之后,不再学习日本的军事、法律、金融而转身学习英美的思想学术可证。新旧问题反复互动的背后,反映出社会权势不断交替转移的时代特征。
书中有关“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近代史研究风向转变”的论述,值得引起专业学者的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然而,该书指出对这个论题还需要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中的学生运动对于社会的冲击,导致新旧之争再次甚嚣尘上。诸如陈独秀离开北京以及老一代《新青年》同人分道扬镳、新文化运动中大批骨干力量开始出国,这些事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演变。另外,新文化运动的遗产——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需要被关注,其缘由是“考察新文化运动的体相和遗产,有助于我们认识后五四时代,由于后五四人的历史记忆参与了五四的形塑;从后五四时代反观,也有助于理解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罗志田,2017)。二、立足文化眼光
该书立足文化眼光,借助历史想象,叙述一个大国不得不转身的历史脉络,此种别样叙述的思路,贯穿于大国转身的始终。首先体现在近代大国转身的原因之处。在论述原因之前,该书先引用了韦伯对上天在中西方文化意义的不同认识。古代中国上天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守护者,民众只要恪守规范,社会即会趋于稳定。而在西方,
上天却是被敬畏和被热望,非理性命运急转的起点。出于对上帝的敬畏,西方宗教义务和社会政治就会产生紧张感,在以儒教伦理道德治国的古代中国,这样的紧张感却并不存在,自然也就没有因其带来的激情和突破。但是该书指出,由于此次近代中国遭到的外力是以文化与武力相结合为特征,似乎也出现了兼含畏惧和热望的非理性命运急转,并带有天崩地裂的意味,在此被动的境况之下,蕴涵的创造性被激发出来,时人通过一系列变革,开始了一个大国不得不转身的历程。
其次,书中以史学和农耕文化两例,来展现近代中国转身失落的社会境况。史学自身具有“叙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的历史功能,在西潮的冲击下,逐渐被遗弃。随之带来纷繁的困惑,经典开始失范,行为上开始背弃规则,把现实问题归咎于历史和传统的滥觞。再者,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随着西潮的冲击,农耕文化中安土重迁和耕读仕进的观念开始崩塌。在一种焦躁不安的集体表征下,农民中的一部分人转而青睐工商业,士人开始逐渐退居社会体的边缘,与此相对的是新知识分子体社会力量的剧增。由于近代士人在西学为用的路径上,内心充满焦虑和紧张感,最终走上了中学难以为体的死胡同,也失去了自身文化的立足点。史学传统和农耕文化立足点的失落,不免影响了国人心态
的变化,从旧有的“天下”到面临万国并立的近代,思维和行动的不断外倾,社会难以形成稳定而长久的重心。
文化重心的缺失,在过渡加转化,新旧反复缠结的社会环境,该如何实现自我转身,则是当时窘境中急需解决的颇为复杂的问题。该书尝试以文化眼光来看鼎革之际的近代中国通过何种变革举措进行转身。清末政府从废除科举,到推行新政,在一系列的改弦易辙措施之中,却遭遇了爆发革命的暗礁。该书在第三部分《五千年的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引用了杜亚泉关于中西文化不同的论述,他认为模拟西方的繁复政治也许会导致革命。中西之间社会文化的差异,需得认真思考大小政府是否契合现实需要。杜亚泉认为“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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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罗志田,2019)。当时清末新政提出的各项举措,成立的各部,如学部、工商部、巡警部、外务部……大小事政府并包,繁复政治的背后,而不得不产生大量的冗员,行政命令增多,民众为此所累。而恰在清末之际,“革命”被社会舆论导向“建构
为一种最高的道德的使命实践和正当性”(王奇生,2010)。革命的爆发带有诸多革新的意味,另一方面兼具体现了社会境况的发展趋向。
三、大国历史转身的现实意义
大国转身和当下还有必然联系,历史和现实之间存在双向对流的关系。书中指出有关现实问题的思考还需要回到历史现场,重新审视中国的近代,或能更好地理解当下。
中国在近代沦为弱国,影响了当下部分国人的心态,习惯于自视为小国的国民,产生些许焦虑,不平之气。近代自我主体性的丧失,连带失去行为的主体性,加上对于近代历史的塑造,在传统的历史教科书里也多以屈辱和反抗为主。部分国人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大国国民气度,常把责任推给古人和传统文化。书中阐述现今中国经济总量已恢复大国地位,民众需要在认知层面从小国回归大国,自我心态要与时俱进,多反省自身,体现出大国国民休休有容的气度。
另外,书中对近代留学生社的重新认识,有助于增强对现今海归体的了解。近代中国海外留学的方向经历了从东洋、西洋,到苏俄的转向,当崇西趋新成为一股社会浪潮之时,留学不仅涉及个人出路,还和国家民族振兴相联系。就像五四后学生把运动作为正业,学习作为副业那样,近代留学生体在无意间被委以超越学业的重担。这样的认识一直还延续到今天。现今政府和媒体同样还把“回国创业”作为留学生出路或责任。最后作者结合自身的留学生涯,提出其实留学不过是人生一段再正常不过
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实在构不成一种身份的认同。
近代自主教育和现今教育也有某种联系。近代教育最初是以模仿西方近代教育体制为主,在这个模仿学习的历程中,因社会现实和民族主
义精神的历史语境,遂使培养学生主要以功利性需求为侧重,极大地遮蔽了对学生自由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思维的培养。学成任事逐渐与蔡元培等诸多教育者所提倡的君子不器相冲突。该书指出到底是坚持君子不器还是在大学兴办职业教育,到如今仍是一个并未厘清的问题。当代职业教育和学问机关,在该如何精准把握自身教育理念的问题上,依然任重道远。四、结语
概言之,《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一书,最大的特即摒弃诸多晦涩的专业术语,采用随笔,立足文化眼光,借助历史想象,提供了大国转身的别样叙述。用通俗语言重新审视了近代中国,较易引发非专业学者对历史和现实内在关联互动的共鸣;又能以学者眼光为深化近代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考。马克·布洛赫曾说:“在追求尚未确定而有发展前途的知识时,人们会产生一种朦胧的冲动,烦琐细微的定义却会扼杀这种创造性的冲动”(马克·布洛赫,1992)。正如近代转身还在继续,现代中国依然在这个历史变化进程中,对此尚待创造性的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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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布于:2024-09-23 00:38:06,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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