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有人说：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改良比革命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答：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中国近代改革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改革家们不直接暴露改革意图，而是披上各种伪装；
二改革在外交、军事与商业部门取得的成绩较大，而与西方挑战关联较小的部门取得的成绩较小；
三改革家都是地主阶级，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四除“戊戌变法”外大都没有政府公开发布的系统的政策纲领，也从未形成全国范围的全面余统的改革运动。
不彻底性，妥协性，没有实力局限性。这些方面远远不如革命彻底。
（二）改革内容
1.力倡南浦海运,。革除油运积弊
2. 整顿吏治力挽预风
3.锐意改革盐法，革除盐务积弊
4.兴修水利上裨国计下益民生
5.严禁吸食鹅片，掀起禁烟离潮
6.学习西方长技抵抗西方侵略
这种改革，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民族国家的利益，也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打破了“…万马齐暗”的沉闷空气，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充当了近代维新改革的先驱，更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但是也有缺陷：
1.在中华民族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坚持反对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积极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是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但是，在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尽管他们一定程度上同情人民的疾苦，而归根到底是站在地主阶级一边的。他们“安贫”正是为了“保富”他们的改革，并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封建土地制度
2.尽管他们赞赏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主观上并不主张改变封建制度，即使他们提倡学习西方长技，却
又是以保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他们还把道与势对立起来，认为势可变而道则永不可变, “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
3.在反抗外国侵略中，他们很重视人民众作用，有进步意义。但也有消极一面，即是为了“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这些消极因素，都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当然，我们也不应苛求于前人.
在内容方面与资产阶级革命相比，不全面，不够彻底。与无产阶级革命相比，更输一筹。
（三）改革的阻力方面
改革是弃旧图新的事业，必然要遇到阻力。近代各国改革的主要阻力是守旧顽固势力，习惯势力，国外敌对势力，反对派破坏改革的主要方式拖延阻挠、阳奉阴违散布谣言、混淆视听，阴谋暗杀，威胁破坏发动叛乱，武力颠覆。
1守泊顽固势力的抵坑。军事行动
顽固派就是那些依靠旧制度而获得某些特权的既得利益者。因为改革必然要触及旧制度，必然要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必然要仇视改革，反对改革。中国戊戌变法时废八股、树新学，也是这类例子的典型反映。几百年来，中国盛行八股取士选拔官吏的制度。这种制度对国家来说，它“驱天下有用之才，而入于无用之地” ，对士人而言，它蔽聪塞明，弄得“目不通古今，耳不知中外” 。因此，不
仅维新派把废八股视为改革头等大事，而且“守旧大臣中稍明事理者，亦不谓然”−。可是，当废八股政策论的诏谕颁布之后, “远近帖括之士，惊怪不知所为” . ，尽管他们深受八股之害，却总觉得自己与八股“性命相依” ，一旦废八股就绝了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于是，全国上下，从进士、举人、秀才到童生，都纷纷反对此种改革。。因为一切从旧秩序中获得利益的人们都做了那个改革家的敌人，而一切有希望从新制度中得到好处的人，却只是些不甚热心的保卫者。这种淡漠心情之所以会产生，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害怕那些受既存法律之惠的人一部分则由于人类不肯轻信的天性一一人们对于任何新事物都不会认真相信的，除非它已为实际经验所证明了” 。
2国外敌对势力的干涉
这主要表现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近代东方国家改革的干涉和破坏。当人类历史的脚步跨入近代的门槛以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差距日益拉大。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东方国家则逐步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近代东方国家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为了把东方变成自己的经济附庸，永远奴役东方人民夕对东方各国的改革袍有鲜明的敌视态度，千方百计阻挠它、破坏它，似至扼杀它。中国戊戌变法时，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敌视新政。一些守旧官吏，对新政能顶则顶，能拖则拖。据不完全统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的严责各地官僚对新政敷衍搪塞的诏谕就有很次。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大吏，对于诏谕要求举办的新政，或者根本置之不问，或者借口“不懂” , “从未办过”
而“模棱不奉” ，有的甚至“无一字复奏”。例如，光绪在收到康有为请设制度局的奏折后，即交总署研究，但自戊戌正月一直拖到五月，没有回音。以后光绪一再催办，但那些官僚们却象踢皮球一样，踢过来踢过去，转了一个大圈，最后便不了了之。
锎2523此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还以其他种种千段千方百计破坏东方国家的改苹。如经济上的掠夺，技术上的封锁，关税的不平等，终等。
中国近现代的改革和革命都遇到了诸多阻力，客观而言，革命集团的实力比改革集团的强大。
（四）改革成功的条件
改革要成功，须符合历史潮流和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好的带头人，要依靠人民众，要凭借政权的力量，要严厉打击阻挠改革的敌对分子。
第一，社会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完整的系统工程，必须全面、协调、平衡发展，尤其是应该处理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单方面的改革是难以深化和收到预期效果的。令人遗憾的是，晚清改良思想家并没有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致使社会改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经济改革为主，后期以政治改革为主。在前期，改良思想家认为，中国主要是在器物上不如西方，因此主张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器物文明。这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起步。这时，落后的政治体制严重地束缚住 经济改革的手脚。在后期，改良思想家透过甲午战争的硝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战败不在船炮技术不如人，而是战略战术不如人，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不如人。他们感觉到了中国在制度上的落后，因而提出了以政治民主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良思想，启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步伐。这一时期虽然也在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发展农工商业的措施，但不过是前期经济工业化的继续而已，改良的重点已在政
治而不在经济。然而，由于政治改良仓促提出，亦仓促进行，既无充分的酝酿、筹划，又无十分得当的具体措施，再加上封建顽固派的极力阻挠，致使政治改良始终不能有所突破，不见成效。缓慢的近代工业经济的成长与停滞不前的政治改革形成了矛盾，而矛盾的焦点是在政治改革上。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看，应该说，是政治改革的滞后，拖了经济改革的后腿；是政治改革的不成功，导致了晚清改良的失败。由此可见，能否正确处理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对于改革事业的成败得失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要保证改革取得成功，必须首先做好比较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工作，大造改革的舆论，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晚清改良在它的起步阶段是被迫提出的，是一种应急之策，因而根本来不及也根本想不到要做什么思想理论准备工作，并且在以后的进程中，也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各种各样的改良方案，都没有涉及到思想文化观念层面的问题。须知，封建专制思想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它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为核心，坚持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
天经地义，崇拜君权，迷信专制；对外，则抱着传统的夷夏之辨不放，沉迷于“天朝的荣光”之中，坚信中国中心的世界观，等等。而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接受的都是传统儒家教育，他们虽然在理智上主张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但在内心深处仍视中国封建主义的道统为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动辄以“西学中源”、“古已有之”作挡箭牌，拒绝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张之洞认为，中国“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92]并对民权思想十分僧恨，抨击为“无一益而有百害”，〔”‟死守封建礼教不放。因此，他们引进的西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封建思想的限制，无法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正常轨道。不仅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在思想文化上如此固执保守，甚至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也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当务之急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没有必要立即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因为中国自古以来虽无民主之名，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由于他们误认为中国有深厚的民主传统，在精神文明上优于西方，因此，不必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观念，更无论做什么舆论宣传和思想启蒙了。而不做舆论宣传和思想启蒙，就不会争取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不能更新观念，不能解放思想，就不会有改良的突破性进展。事实上，晚清改良到了清末最后几年才有突破，立宪运动汹涌澎湃，就是因为当时立宪派大力宣传、鼓动，就连清政府也接受了立宪，立宪深入人心，只不过立宪姗姗来迟，晚了一步，这时，革命已经兴起，时代的主题已不是改良而是革命了。
第三，作为现代化属于后发引进型的国家，必须正确处理好基本道路选择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关系问题，
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中西文化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落后，由于起步晚，在近代化过程中，晚清改良思想家非常理性地选择了“向西方学习”这一条基本道路。他们对西方文化并非盲目地全盘接受，而是在对中西方文化进行认真比较之后，根据国情选择西方优于中国且中国急需之处进行学习.尽管他们的中西比较有时还是片面的、肤浅的。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他们善于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地调整改革主张，逐步深化和推进改革的进程。当他们认识到中国器物层次的落后时，便着手学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船炮器械；当他们发现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落后时，又进而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这些无疑都是必要的，符合当时国情的。他们还特别强调在有选择地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应该把改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消极、被动。陈炽就曾强调“用法而不泥于法，法人而不制于人。”〔.‟]改良思想家这种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和掌握改革主动权的思想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然而，在处理基本道路选择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关系时，大多数改良思想家长期囿于“中体西用”的怪圈之中，不论是早期改良派、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都认为中国的纲常名教是“体”，不能变，可变者是“用”，引进西方的器物、技术、制度只是“中学”之“用”，是为了补儒家思想之不足。直到激进的改良思想家严复在接触了西方的进化论和启蒙思想之后，才突破了“中体西用”的侄桔。他认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了质的飞跃。
但是，当改良思想家认识到皇权微弱，依靠皇权不能使社会改良顺利进行，形势已发展到非推翻君主专制不可的时候，他们不是顺应历史潮流，登高一呼，号召推翻旧制度，而是发生妥协退让，甚至幻
想机遇的再次降临改良派如此，革命派如何呢?当革命派用暴力推翻旧政权之时，由于急于求成，企图融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于一体，“毕其功于一役”，〔‟.〕对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缺乏高瞻远瞩的全盘筹划，也由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结果，在封建复辟势力的反扑下，软弱的革命派无力抵抗，很快丧失政权，以致造成长期的混乱局面，严重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革命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目的在于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然而，在晚清，接着改良而来的革命，的确推翻了旧的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新的国家原则一一共和，这是革命的巨大功绩，可是，在具体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实践上，却几乎没有取得什么令人满意的成就。不过，革命一旦为自己开辟了道路，就会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不管多么迁回、曲折、坎坷，只要革命仍未成功，革命志士就会继续努力，直到取得成功为止，所以，革命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主题。革命的发生自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当改良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就必须果断地选择革命，这是毫无疑义的，第四，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改革是人民的事业，因此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中国戊戌维时，正是由于维新人士没有依靠广大人民而孤立了自己。康有为只是夸耀维新变法的有不少是“有教养的人” ，对人民众却抱着轻视甚至污蔑的态度。他公然说“夫下当有与暴民乱人而能成者乎。
第五，改革必须依靠政权的力量。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改革的这一特点决定改革派必须最大限度地掌握国家政权。日本木户等改革派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政策，依靠国家这个暴力工具无情镇压一切反对派的反抗，因此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相反，
大氮肥中国戊戌维新人士没有掌握政权。，由于没有实权，光绪对那些阳奉阴违和明目张胆破坏改革的官吏既不能制裁也不能撤换。到最后，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利用权力反击，光绪被囚，维新人士有的被杀，有的彼抓，有的则亡命国外，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很快宣告失败了。
第六，改革必须坚决打击一切敢干阻挠和破坏改革的敌对分子。
反对派敌视和破坏改革，是社会前进的绊脚石，要使改革顺利进行和达到胜利的目的，就必须搬开绊脚石，严厉打击阻挠和破坏改革的敌对分子。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这些条件中国改革都存在缺陷。
从改革成功的条件看，中国晚晴的改革由于人们思想的不解放，传统封建社会的遗存问题，导致改革者没有抓住和创造有利于改革的条件。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中华民族的独立事业最终选择了革命。
（五）与革命派的对比
面对战争后的巨大变局，晚清社会先后出现了保守、改良和革命三派的分歧。其中改良派主张在体制内推行自上而下有步骤有程序的渐进变革，以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凡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坚决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的人和社会集团，都是革命派
晚清的改良与革命，大方向是一致的，即：都是要富国强兵，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实现近代化。但两者所采取的方式、变革的轨迹、具体过程和可自当告成的后果不同。在晚清，先有改良，待到此路不通时，才有革命的发生。与改革派相比：第一，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反抗。有学者指出：对革命和改良, 不能作抽象的价值评估。辛亥革命并不是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当时民族危急严重和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 是腐朽的清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许多革命者，都是在改良道路走不通时才提出了革命的主张。
第二，革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许多学者肯定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扫清了历史前进的障碍，带来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进步。历史证明，靠封建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是不可能完成中国的近代化任务的。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 取得民族独立，才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打开了新的天地。要革命，就必然会有破坏、流血和牺牲。但是, 如果不进行革命，而容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 中国人民必将长期遭受更大的痛苦和牺牲。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混乱局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是革命不够彻底的结果。不应笼统地说中国近代斗争太多、动荡频繁，致使社会无法发展，而应该行阶级分析，指出其原因所在, 是中国侵略、压迫了别的民族, 还是别人侵略、压迫了中华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争斗与人民反抗斗争是否可以混同? 动荡是怎
么引起的? 矛盾来自何方? 被压迫者进行反抗造成的破坏，其责任是否也应由被压迫者承担?
综述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晚清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先后设计了各种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化方案。他们首先选择了改良道路，结果改良步履维艰，最终破产.此后改行革命，虽然成功地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却不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良与革命无一令人满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的确发人深思。历史往往有其相似之处。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二十多年了，在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也暴露出许多错综复杂的、深层次的矛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我认为，对于当前的改革而言，将会有启示:
四堡乡首先，通过对比，我们了解到：改革的基本方式方法是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改良在体制内进行，是理性的、有序的、和平的、渐进的，这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可以减少社会震动，应该是可取可行的。革命是在体制外进行的，是非理性的、无序的、暴力的、激进的，不易掌握，一旦失控，往往造成巨大破坏。换言之，革命的“成本”往往要比改良大得多。所以，在社会还可挽救的前提下改良应是首选方案；如果社会腐败透顶，不可救药，或统治者拒绝改良，形成死结，那也只能诉诸革命了。
其次，我们要肯定改革的作用，要客观的看待改革和革命。
晚清改良思想真实地反映了几代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心路历程。在短暂而又曲折的七十余年中，他们依据国情，仿效西方，设计了中国近代化的改良方案。尽管总的说来晚清改良没有取得成功，但他们提出的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许多主张被付诸实践，有利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洋务运动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船炮器械，初步建立了近代化的军工企业、新式海军和民用工业，启动了经济工业化的步伐。戊戌变法以后，他们又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提出了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纲领，揭开了政治民主化的序幕。晚清最后几年则通过兴实业、废科举、制定法律、预备立宪等措施，推动了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走向高潮。这一切不但把中国近代化的逻辑进程推进到了思想文化观念的深层，为后来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而且还制造了旧社会旧制度的掘墓人，正是在改良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工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队伍成长壮大起来。不久，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扮演了革命戏剧中的主角，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由此分析，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应审时度势，灵活运用改良与革命两种方式，在经由改良同样可以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决不轻言革命，在改良无济于事、不得不选择革命以冲决网罗的情况下坚决放弃改良。改良与革命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当革命形势尚未成熟时，温和的渐进的改良，会对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当改良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要发生质变的时候，就必须顺应潮流，通过激进的革命促使社会变革，完成其质的飞跃。革命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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