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德和她的《⽂化与承诺》玛格丽特·⽶德和她的《⽂化与承诺》
即使在不久以前，⽼⼀代仍然可以毫⽆愧⾊地训斥年轻⼀代：“你应该明⽩，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你却未⽼过。”但是，现在的年轻⼀代却能够理直⽓壮地回答：“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 ——摘⾃《⽂化与承诺》 这是⼀本远远够不上煌煌之卷的⼩书，但是，⽆论读哪⼀句，你都不能不为玛格丽特·⽶德——这位当代声誉卓著的⼥⼈类学家的语⾔、思想乃⾄内在的情感所震慑。年轻的⼀代和年⽼的⼀代在⾏为⽅式、⽣活态度、价值观念⽅⾯的差异、对⽴、冲突被⼈们称之为“代沟”。近⼏⼗年以来，有关“代沟”的讨论消蚀了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理学家及⼀般社会科学家⼤量的笔墨和⼝⾆。1970年，当以1968年的5⽉学潮和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事件”为标志的美国60年代青年运动刚刚退潮之际，玛格丽特·⽶德，⼀位即将迈⼊古稀之年的⽼⼈写出了她晚年的压卷之作《⽂化与承诺》。这部不⾜7万字的⼩册⼦不仅对代沟问题作了迄今为⽌最具说服⼒的阐释、⽽且本⾝就是⼀部⽓势恢宏的青年宣⾔。玛格丽特·⽶德，1901年⽣于美国费城⼀世代书⾹之家。⽗亲是经济学教授，母亲是社会学博⼠，坚定的⼥权主义者。这⼀素来具有盛产“活泼但⽆价值的男⼈”和“严肃但给⼈以深刻印象的⼥⼈”传统的家庭，⾃动就赋予了⽶德⽇后成为杰出⼈物所必需的勃然进取的精神。 在⽶德的孩提时代，家庭的经常搬迁养成了她⽇后能够迅速适应环境的能⼒。从具有不同的政治、种族 、宗教背景的各个社区的⽣活中，年幼的⽶德学到了许多⼀般孩⼦所学不到的东西。在成年之前，她学过纺织、⾳乐、雕刻、绘画，甚⾄学会了⼀般⼈视之为粗鄙的⽊匠
活。22岁那年，当她从巴尔那德（Barnard）学院毕业成婚时，没有⼈会想到房间⾥设计别致的家具竟出⾃娇媚的新娘之⼿
不过，在这个家庭中对⽶德的⼀⽣影响最⼤的，却既不是敏捷、幽默但多少有些冷漠的⽗亲，也不是聪明、漂亮但过于理性的母亲、真正的启蒙之师是她那位早年受过⾼等教育的外祖母。这位精通育⼈之道的⽼太太独包独揽了外孙⼥的全部早期教育。虽说当其他同龄的⼩姑娘已经能够熟练地背诵乘法表时，她才不紧不慢地向外孙⼥传授算术的技艺，但她⼀直通过故事、诗歌、游戏及⾄简单的家务劳动培养了⼩⽶德的观察能⼒。让8岁的⽶德尝试着有选择地记录两个妹妹的语⾔习惯，这⼤概是外祖母给予这位未来的⼈类学家的最早的专门训练。
中学毕业以后，⽶德先就读于印地安那州的德·波乌（De·pauw）⼤学，随后转往纽约的巴尔那德学院。在那⾥她获得了英语和哲学的双学⼟学位。1923年9⽉，同卢瑟·格⾥斯，⼀位神学院的毕业⽣结婚以后，旋即转⼊纽约的哥伦⽐亚⼤学，攻读⼼理学硕⼠学位。当时，社会科学的每⼀个领域都呈现着诱⼈的希望之光，因此，选择属于⼈⽂科学的⼼理学专业使这位⼀贯有主见的姑娘第⼀次尝到了踌躇的滋味。
1924年，是她整个⼀⽣的转折。⼀次偶然的机会，使她有幸结识了近代⼈类学的⼀代宗师弗朗兹·波亚⼠和他的⼥助⼿露丝·本尼迪克特。波亚⼠和本尼迪克特的渊博学识和巨⼤的⼈格⼒量给了⽶德投⾝⼈类学研究的勇⽓和信⼼。她迅速完成了⼼理学专业的硕⼠论⽂，和⽐她年长⼗四岁的师本尼迪克特⼀样，成为波亚⼠麾下⼀员骁将。
20年代，在⼈类学的现场研究中还没有留下过⼥性的⾜迹。当露丝·本尼迪克特深⼊美洲印地安⼈的居住地研究民俗和宗教时，⽶德却不顾波亚⼠的劝告，执意孤⾝奔赴南太平洋上的玻利尼西亚岛，研究更为荒蛮⽽陌⽣的萨摩亚⼈的青春期问题。在1925年⾄1926年的9个⽉中，她经历了⽂明社会的⼥性⽆法想象的艰⾟。从学习萨摩亚⼈的语⾔、⽣活⽅式，到果敢地摆脱那些注意到“⽩⼈⼥⼦有⼀双漂亮丰满的⼤腿”的⼟著求爱者，都显⽰了这位23岁的⼥性所具有的智慧和胆略。 1928年，⽶德的第⼀部⼒作《萨摩亚⼈青春期的到来》出版，该书的副标题是“为西⽅⽂明所作的原始⼈类的青年⼼理研究”。在这本著作中，她⼒图说明“⼈类（野蛮⽽未经教化的原始⼈类）所赖以⽣存的丰富多彩的⽂化环境是如何塑造⼈格的”。（⽶德《来⾃南海》，1939年版，7页）简⾔之，她⼒图出决定⼈格的⽂化因素。
在⽶德之前，美国⼼理学家斯但利·霍尔根据他对西⽅社会青年的研究，率先于1904年在两卷本的《青春期》⼀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青春期危机”的理论。霍尔从“个体发⽣概括了种系发⽣”的重演论的⾓度出发，认为青春期象征着⼈类的⼀个动荡的过渡阶段。青春期的出现是⼀
种“新的诞⽣”，意味着个⼈⼼理形态的突变和危机。沿着霍尔的思路，斯普兰格把青春期誉之为“第⼆次诞⽣”，⽽霍林沃思更是形象地喻之为“⼼理断乳。”但是，种种发韧于⼼理学的青春期理论都在重复着同⼀个主题：即遗传决定的⽣理因素引起了⼈的⼼理反应。因此，青春期的特征具有⽣物学的普遍性。
如果说萨摩亚的9个⽉⽣活使⽶德多少有些担惊受怕的话，那么，现在她却有了⾜够的勇⽓向先前的理论挑战。尽管她并不否认⽣物学因素对青春期的影响，但她指出⽂化因素对发育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例如，那些⾝穿草裙的萨摩亚姑娘在青春期并不存在紧张、抗争和过失的阶段。“在萨摩亚，青春期的⼥孩⼦和青春前期的妹妹相⽐，确实有所不同，那就是在年龄较⼤的⾝上发⽣的某些变化，在年龄较⼩的妹妹⾝上尚未出现。但除此以外，处在青春期的⼈和两年以后才达到青春期或两年以前就达到青春期的⼈之间，并没有什么其它差异”。（⽶德《萨摩亚⼈青春期的到来》，1961年版，196页）萨摩亚⼈只有⼀种简单的⽣活⽅式，因此他们不会为前途的选择所困扰；⽣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因此也不会对⼈⽣发出痛苦的质疑；甚⾄在性的⽅⾯他们也有着较⼤的⾃由，因此同样不会有⽂明社会的⼀般年轻⼈都有的那种骚动和压⼒。⼉童时期他们就被⿎励从事许多涉及“性爱”的游戏，到了青春期，他们对与异性的恋爱，也就丧失了⽂明⼈的热情与新奇。
萨摩亚之⾏是⽶德整个⼈⽣的⾥程碑。⾃此之后，从东部的玻利尼西亚到西部的新⼏内亚，太平洋地区形态殊异的原始⽂化牵动着她兹后整整50年的情愫。在她的早年⽣涯
中，1929年对新⼏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质》（1935年）⼀书，被⼈们公认为是由⼈类学家对社会⼼理学所作的⼜⼀次严峻的挑战。火
⼈类学家对⽂化与⼈格发展关系的关注，归功于弗洛伊德1913年发表的《图腾与禁忌》。如果说功能主义⼤师马林诺夫斯基随后于1914年起对特罗布⾥恩德岛上⼟著⼈性⾏为的研究，不过是为了给弗洛伊德的泛性学说提供细节上的说明，那么⽶德的研究却恰恰是以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否定为标志的。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男性是⼈类先天的⾏为模式，⽽⼥性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男性。男⼥两性不同的⼼理发展过程取决于男⼥两性所具有的不同的⽣理解剖结构。因此，⽂明社会的男⼥不同的⼈格特征也就同样具有了⽣物学上的普遍性。
当弗洛伊德的学说蜚声于欧美⼤陆之际，1935年玛格丽特·⽶德⾸先发难。通过对新⼏内亚境内三个毗邻⽽居、但相互间的性别⾓⾊规范却迎然相异的部落——阿拉佩什⼈、蒙杜古马⼈和德昌布利⼈的研究，⽶德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所谓男性和⼥性的特征并不依赖于⽣物学的性差异，相反，它是特定社会的⽂化条件的反映”。（《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质》，1960年
版，5页）
⽆论是对萨摩亚⼈的青春期研究，还是对新⼏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质关系的探查，⽶德的早期
研究都只有⼀个⽬的，即揭⽰⽂化对⼈格与⾏为模式塑造的决定性作⽤。对于以麦独孤和罗斯的两部同名著作为诞⽣标志的年轻的社会⼼理学来说，⽶德的研究不啻是⼀次⼤胆的冲击。在这以前，社会⼼理学完全是“⼀种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西⽅⼈的⼼理学”。（墨菲《近代⼼理学历史导引》，615页）在这种理论⾯前，⽶德充分证实了⽂化的多样性对⼈格和⼼理塑造的决定性作⽤，从⽽表明，先前的社会⼼理学对⼈的⾏为模⼤的描述与阐释并不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如同麦独孤时代的⼼理学家迫使社会⼼理学向⽣物学让步上样，⽶德开始迫使社会⼼理学向⼈类学让步。单从本世纪后期⼼理学家们每每谈及⼈类⾏为之时，都⼩⼼翼翼地冠之以“在我们的⽂化中”这样⼀句限定性短语，⼈们就不难感到⽶德的存在。
颠簸不定的⽣活先后导致了⽶德的3次婚变。但最后⼀次和⼈类学家格雷⼽⾥·贝特森的结合却使她有了⼀个天使般的⼥⼉凯瑟琳。30多年之后，当她撰写题为《⿊莓的冬天》的⾃传时，仍然满怀深情地写道：“凯茜的养育不仅是我激情中的冒险，也是我⼥性智慧的结晶”。
40年代以后，⽶德的视野从原始⽂化转向了当代社会。作为⼀位⼈类学家，她的卓越之处在于，尽管她能够以⽣动、明皙、幽默的语⾔，在调侃和谐趣之中将原始⽂化中的珍闻野趣娓娓道来，但她从不有意强调这种异国情调。相反，她总是着眼于当代社会和⼈类的未来发展。从⼆次⼤战中同盟国的联盟、战争中的⼠⽓增衰，到⼤战之后的社会变迁、家庭解体、种族⽭盾以及学⽣运动、性解放和代沟问题，都引起了她极⼤的兴趣。她将早年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的⼈类学知识运⽤于阐释当代社会的各类
问题，《男性和⼥性：有关变迁世界中性别⾓⾊的研究》（1949年）、《古⽼的新⽣：1928年⾄1956年马奴⼈的⽂化变⾰》（1956年）、《⽂化进化的连续性》（1964年）、《种族漫谈》（这是她和⿊⼈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有关种族问题的谈话录），都是她后期负有盛名的⿍⼒之作。⽽她在动⼿撰写⾃传《⿊莓的冬天》之前写成的平⽣最后⼀部著作《⽂化与承诺》，在她众多的后期著作中则更为出⾊。
《⽂化与承诺》的副标题“⼀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明⽩⽆误地标明了这本⼩册⼦所讨论的主题。但是，对于这个⼈⼈都能发⼏句议论，或慷慨陈辞有之，或据理⼒争否之的问题，⽶德独辟蹊径，从整个⼈类⽂化史的考察出发，提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盾和冲突（即“代沟”），既不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物学⽅⾯的差异，⽽⾸先
导源于⽂化传递的差异。如果说她15年前写成的《⽂化进化的连续性》⼀书主要强调的是⽂化进化中的“连续性”，那么，作为该书的妹妹篇，在《⽂化与承诺》中，⽶德⾸先强调的是史前⽂化、有史时期的⽂化和⼆次⼤战之后的当代⽂化之间的基本差异，即强调了⽂化进化中的间断性。从⽂化传递的⽅式出发，⽶德将整个⼈类的⽂化划分为3种基本类型：前喻⽂化、并喻⽂化和后喻⽂化。“前喻⽂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在同辈⼈之间；⽽后喻⽂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这三种⽂化模式是⽶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理论基⽯。
前喻⽂化，即所谓“⽼年⽂化”，是数千年以前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也是⼀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原始社会的⽣产⼯具⼗分简陋，劳动主要靠⼈⼒进⾏，加之⾃然环境的险恶，使⼈们缺乏酿就⽣产与社会变⾰的必要的物质⼿段，因⽽整个社会的发展⼗分缓慢。⼈们从未奢望、也根本不可能设想⾃⼰的⽣活能和⽗辈、祖辈的⽣活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眼⾥⽣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前辈的过去就是他们的未来，“他们的⽗辈在⽆拘束的童年飘逝之后所经历的⼀切，也将是他们成⼈之际将要经历的⼀切”。
从这⾥出发，⽶德阐释了前喻⽂化的基本特点，即尽管有可能发⽣这样或那样的微弱变化，但⼈们的⽣活道路是⽆以改变的。这种⽆以改变的⽂化之传递则依赖与⽣物学有关的世代接替。远古洪荒之际，⼈的寿命都⼗分短暂（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平均寿命也只有27岁），当时不要说曾祖⽗母⼀辈的⼈活在世上⼗分罕见，事实上祖⽗母⼀辈的⼈也不多见。但是，由于古往今来变化甚微，这⼈数极少的长者对他们⽣活于其中的⽂化了解最深，他们的经历本⾝就是⼀种⽂化。因此，他们是整个社会公认的⾏为楷模，当然更是年轻⼀代的⾏为楷模。由此，虽然同时⽣活在世的祖孙三代构成了前喻⽂化的基础，但是最受尊敬的却是年龄最⼤的祖辈，公认的⽣活⽅式体现在他们的⾳容笑貌和举⼿投⾜之中。在这种以前喻⽅式为特征的⽂化传递过程中，⽼⼀代传喻给年轻⼀代的不仅是基本的⽣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活的理解、公认的⽣活⽅式以及简拙的是⾮观念。为了维系整个⽂化的绵延不断，每⼀代长者都会把将⾃⼰的⽣活原封不动地传喻给下⼀代看成是⾃⼰最神圣的职责。如此，年轻
中国社会保障
⼀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代的严格控制下进⾏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活道路，他们当然也就“只能是长辈的⾁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息的⼟地和传统的产⼉”。
在这样的⽂化中，尊敬⽼⼈⾃然成了⼀种最为基本的美德。与此相连，就构成了前喻⽂化能够得以保持的两个基本条件：缺乏疑问和缺乏⾃我意识。祖孙三代都把他们⽣活于其中的⽂化视为理所当然的。孩⼦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能够毫⽆疑问地接受⽗辈和祖辈视之为毫⽆疑问的⼀切。⼀这种⽂化的传递⽅式从根本上来说排除了变⾰的可能，当然也就排除了年轻⼀代对⽼⼀代的⽣活予以反叛的可能，排除了代沟产⽣的可能。“在⽆知的⼭⾕⾥，古⽼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受到正⼈君⼦的冷落”（房龙《宽容》，2页）房龙的话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前喻⽂化的本质。
并喻⽂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种过渡性质的⽂化，它肇始于前喻⽂化的崩溃之际。⽶德例举了战争失败、移民运动、科学发展等导致前喻⽂化崩溃、并喻⽂化诞⽣的诸多历史原因。所有这些原因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先前⽂化的中断使年轻⼀代丧失了现成的⾏为楷模。既然前辈⽆法再向他们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活模式，他们只能根据⾃⼰切⾝的经历创造之，只能以在新的环境中捷⾜先登的同伴为⾃⼰仿效的楷模，这就产⽣了⽂化传递的并喻⽅式。
在并喻⽂化的形成过程中，酿就了最初的代际冲突。对于年轻代来说，在新的环境中，他们所经历的⼀切不完全同于、甚⾄完全不同于他们的⽗辈、祖辈和其他年长者：⽽对于⽼⼀代来说，他们抚育后
自由绘画代的⽅式已经⽆法适应孩⼦们在新世界中的成长需要。⽶德借移民家庭中的情况，充分证实了这种由于⽼⼀代不再能够继续引导青年前⾏⽽产⽣的代表新与旧两种⽣活⽅式的两代⼈之间⽭盾与冲突的必然性。移民家庭中的⽗母若想使⼦⼥能够尽快适应迁居国的⽂化，最为基本的途径就是接受迁居国的教育。由于孩⼦们能够较快地掌握迁居国的语⾔，往往可以反过来向⽗母介绍当地⽂化，迫使⽗母去接受⼦⼥们所作的有关什么是标准⾏为的解释。但是，和年轻⼀代对新的⾏为⽅式的接受有⼀点不同，年⽼的⼀代⾸先必须⾯临先前的⾏为⽅式的丧失。这种丧失是痛苦的，因为这意味着对先前⽣活的否定，简⾔之，意味着对⾃⾝的否定。这就使⽼⼀代不能不和年轻⼀代产⽣龃龉抵触。
www.kepu武警8674部队通过对前喻⽂化和并喻⽂化的描述，⽶德堂皇地转⼊了对后喻⽂化的剖析。后喻⽂化是⽶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个最⼤重要的构件，因⽽也是全书的重彩之章。
后喻⽂化，即⼈们所称的“青年⽂化”，这是⼀种和前喻⽂化相反的⽂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代将知识⽂化传递给他们⽣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如果说在前喻⽂化（即传统社会）中，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中尚未成年的个⼈，那么，借⽤社会学的术语，后喻⽂化则是⼀种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在这⼀⽂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不再是他们的⽗辈和祖辈。”
⽶德的后喻⽂化理论完全奠基于⼆次⼤战以来迅猛的社会变迁之上。如果说⼆次⼤战以后世界确实跨⼊了⼀个新的时代（所谓“信息时代”或“核时代”），那么⽶德是最早敏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少数⼏个
天才⼈物之⼀。1945年，当《时刻准备着》这本为了动员美国公民投⾝反法西斯战争⽽写成的有关美国⼈性格的⼩册⼦脱⼿之际，传来了美国在⼚岛和长崎投放原⼦弹的消息，⽶德在愤怒之中撕碎了⼿稿：“每⼀句话都已经过时了，现代化战争已经把我们带⼊了⼀个全新的历史时代。”在当时做出这样的结论，充分体现了她的远见卓识。
⼆次⼤战以后，科技⾰命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了巨⼤的变⾰。以电⼦计算机为核⼼的电⼦技术、⽣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光通讯技术、海洋⼯程、空间开发，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都使⼈与⼈的关系、⼈与⾃然的关系在⼏⼗年中发⽣了翻天覆地、⽆以逆转的变化。未来再也不是今天的简单延续，⽽是今天的发展之果。
在这全新的历史时代⾯前，年长者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传喻的价值。⼈类已经将⾃⼰所熟知的世界抛在⾝后，开始⽣活在⼀个完全陌⽣的新时代中。这⼀情形和当年那些开拓新⼤陆的移民们的经历颇有⼏分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如果说那些新⼤陆的开拓者经历的是空间上的迁徙，那么，所有⼆次⼤战之前成长起来的⼀代⼈所经历的则是时间上的迁徙。如果说开拓新⼤陆的移民只占世界总⼈⼝的极少的⼀部分，那么，今天由于时代巨变⽽经历时间上迁徙的则是整整⼀代⼈。鉴于此，⽶德在《⽂化与承诺》中三番五次地写道：“⼆次⼤战以前出⽣和长⼤的每⼀个⼈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正如他们的祖先曾是空间上的移民⼀样。”这种和美洲移民相类似的经历，决定了在当代世界之中，长辈“就象开拓新⼤陆的先驱们⼀样）缺乏应付新的⽣活环境所必需的⼀切知识”。事实上，由于当代世界与⼆
次⼤战前的世界之间的差别要⽐当时美洲与欧洲的差别⼤得多，因此，同那些新⼤陆的开拓者相⽐，长辈所⾯临的新⽣活的挑战要严峻得多。
但是，这新⽣活的挑战却激发了年轻⼀代前所未有的活⼒。如果说“过去存在若⼲长者，凭着在特定的⽂化系统中⽇积⽉累的经验⽽⽐青年们知道得多。但今天却不再如此”。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代能象今天的年轻⼀代经历这林林总总的变化，同样也没有任何⼀代能象他们这
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顿花了⼀⽣才发明的物理定律，现在的⼤学⽣⼀星期就学会了。”（费孝通《美国与美国⼈》，85页）40年前，年轻的费孝通读了⽶德的《美国⼈的性格》（即《时刻准备着》）所发下的宏论，在这⾥算是⼀个⼗分妥贴的注脚。
在时代发展的剧变⾯前，⽼⼀代不敢舍旧和新⼀代唯恐失新的⽭盾，不可避免地酿就了两代⼈的对⽴与冲突。⽽由于跨越时代的飞跃并不象移民运动那样发⽣在部分地区，因此，现在的代际冲突的⼀个重要特点是：它是跨国界的，全球性的。⽶德之所以苦⼼孤诣地强调这点，⽬的只有⼀个，即说明当代社会中所出现的代际冲突完全不同于并喻⽂化中曾初露端倪的局部性的代际冲突。正是⽴⾜于此，⽶德才敢于向整个20世纪宣称：“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每⼀代的⽣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代有所不同的信念”。
如果说⽶德对于世界范围内代沟产⽣的必然性给予了颇具说服⼒的阐释，那么，对于如何解决两代⼈
之间的对⽴与冲突，她所给予的解答也更为深刻。以往，⼈们往往把代沟产⽣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轻⼀代的“反叛”上，⽽⽶德却进⼀步把这种反叛归咎于⽼⼀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之上。以往，尽管也有⼈强调两代⼈之间应该进⾏交流，但他们往往把建⽴这种交流当成恢复⽼⼀代对新⼀代教化的⼿段；⽽⽶德却申明：“真正的交流应该是⼀种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对话的双⽅其地位虽然是平等的，但他们对未来所具有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当代世界独特的⽂化传递⽅式（即后喻⽅式），决定了在这场对话中，虚⼼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代。这种经历或许是惨痛的，但却是⽆法回避的现实。你若不想落伍于时代，就只能努⼒向年轻⼈学习，因为今天正是他们代表着未来。“只有通过年轻⼀代的直接参与，利⽤他们⼴博⽽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个富于⽣命⼒的未来。”这就是⽶德对解决代沟问题所给于的中肯回答。
摩托车下乡补贴《⽂化与承诺》的出版，注定了要在为⽶德赢得巨⼤赞誊的同时，为她带来激烈的反对与抨击。但是，⽶德毕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前⾏者，她能够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年轻⼀代主新时代中的历史作⽤，并为年轻⼀代热情地讴歌，这使她赢得了青年，当然也就赢得了未来。
1978年，玛格丽特·⽶德在对《⽂化与承诺》进⾏了修改以看溘然长逝。悼念她的⼈捧着鲜花和她的⾃传《⿊莓的冬天》向她致敬。在这些崇敬和了解她的⼈们⼼中，她的⼀⽣就象冬⽇⾥的⿊莓⼀样，越是冰雪严寒，越是硕果累累。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亦存在着“代沟”问题，译介此书的⽬的即为研究和解决这⼀问题提供参考。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作者在书中所探讨的问题的社会⽂化背景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存在着显⽽易见的差别。因此，对书中所阐述的理论，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予以合理地、批判性地吸收和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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