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族语认证加分政策，是指学校在升
学方面优待取得“文化及语言能力证明考试”的原住民学生，是台湾地区原住民族语言政策之语言能力认证制度体系的一部分。我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原住民教育政策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但对族语认证加分政策的研究目前仅有几篇。袁辰霞认为，此政策增强了“人们对原住民语言的保护意识；促进原住民族语师资力量的培育；有助于研究和推广原住民文字书写系统。但是政策出台仓促，且执行缺乏连续性；事先调研不足，配套措施不完备；持续发展能力有待增强。”［1］61李立峰认为，此政策“充分考虑到了原乡地区原住民的弱势地位，都市原住民如果不能通过认证考试，其加分的幅度也会降低，这体现了对弱势体的关注。族语认证的推出，正是基于对原住民文化和语言身份的关注，是使升学优待更为公正的改革措施。”［2］18台湾地区族语认证加分是一项极富特的教育政策，不仅涉及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承发展的问题，还涉及到少数民族升学加分政策合理性的问题，此政策无疑对我国大陆少数民族 教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将对台湾地区族语认证加分政策的出台背景、政策内容、成效作用、存在问题等进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大陆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措施进行探讨。
一、台湾地区族语认证加分政策的出台背景一方面，原住民母语面临传承的危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原住民人口逐渐减少，人口数过低导致语言失去了生存环境，语言也随即消亡。据台湾“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统计，原住民人口总数约52万，每一个族的人口数占全台湾总人口的比例极小。
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
例如，目前邹语的使用人口6郯300人，赛夏语使用人口5郯200人，达悟语使用人口仅约3郯000人［3］45。二是母语长期遭受政府的压制。在光复以前，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实行愚民政策，原住民族子弟上课时被要求采用日语，禁用方言。在光复以后，尽管当局“从学校建设、师资培养、学生入学等方面推动原住民教育，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原住民教育的水平”［4］148，但1949年民国政府就发布《山地教育方
台湾地区族语认证加分政策研究
———兼论我国大陆地区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
陈路芳，肖耀科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摘要］台湾地区族语认证加分政策在解决原住民文化传承危机和原住民升学加分政策合
理性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尚待改进的问题。我国大陆地区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面临着台湾过去曾面临的问题，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应该借鉴台湾经验进行改革，鼓励少数民族学生传承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化。［关键词］
台湾；原住民；语言能力证明考试；少数民族；高考加分
［中图分类号］
G40－011．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2）05-0135-06
收稿日期：2012－0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ZZ013）
作者简介：陈路芳（1964－），男，广西玉林市人，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府管理和少数民族文化；肖耀科（1988－），男，广西融安人，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2010级硕士研究生。
第34卷第5期
Vol.34No.5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2年10月Oc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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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开始推行“说国语运动”，禁止台湾原住民讲母语、规定教学不得使用母语，比如原住民子弟在学校讲母语要受到的处罚，让当时的原住民学生害怕或者厌恶使用族语，族语在当局的压制下逐渐失去了活力。三是现代化以及族之间的频繁互动使原住民使用母语的机会大为减少。台湾总人口约2郯300多万，分为外省语、闽南语、客家语和原住民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语言也呈现多元性。由于经济发展和交通便利，各族流日趋频繁，但主要使用汉语进行对话交流，族语使用率降低，原住民语言处于边缘的地位。同时，跨族的婚姻也比较普遍，且在这样的家庭中，其成员往往选择汉语作为交流工具，而原住民语的使用却不断减少。台湾当局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多元文化教育，重视原住民母语的传承和发展，但是原住民母语传承危机依然十分严重。据报道，台湾有种原住民语叫“巴则海语”，目前使用该语言的人仅剩下一名年近百岁的老人。巴则海语是台湾原住民巴则海族使用的语言，潘金玉是唯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她几十年来都使用闽南语与人交流，因为几乎很少有人会用巴则海语流利地和她对话［5］。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当局只有采取多种措施挽救原住民的母语，才能避免族语言灭绝的悲剧。
另一方面，原住民升学优待政策的合理性遭到普遍质疑。台湾原住民升学优待政策由来已久。早在1954年，台湾就建立了大学联考制度，规定原住民学生、边疆生和蒙藏生“在大学联招中，三者均享受降低录取标准百分之二十五的优待。”［2］这是因为自从各国殖民者和统治者陆续进入台湾后，在这些殖民者和统治者的外来力量支配下，原住民逐渐成为弱势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
面均落后于其他族。升学优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原住民的教育发展，改善了原住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弱势的处境，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此政策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原住民升学优待政策忽视了原住民内部的差异。在原住民自身的努力和政府的大力帮助下，部分原住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的差别逐渐减少，而且有些原住民学生的“原住民特征”也逐渐消失，卓秧指出：“都市原住民才是加分最大的获利者。”［6］都市原住民学生拥有与汉人一样的教育资源，而原乡地区的学生则因缺乏信息、家长不够重视教育等不利因素的限制，学习成绩较差。因此，对于都市原住民学生来说，加分属于“锦上添花”，对于原乡地区的学生来说，加分仅仅是“杯水车薪”。其次，造成了对非原住民学生的“逆向歧视”。台湾当局规定，原住民学生只要具有50％的原住民血统就可以取得原住民身分，许多人为了享有升学优待而更改族籍为“原住民”，这些人所拥有的教育资源并不比汉人学生少，甚至更多，造成从原住民升学优待政策获利的是已经所谓“”的原住民学生。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升学优待政策的对象应该是受教育机会少的弱势体。不问原住民学生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仅凭以血统为依据的族身份就可以得到升学加分，进入好学校就读，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非原住民家庭学生来说，也是有失公平的。最后，原住民升学优待政策可能造成非原住民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即认为原住民“落后”、“愚昧”，只有靠加分才能进入大学学习。这不仅容易伤害原住民学生的自尊心，使原住民学生怀疑和否定自己的能力，导致学习成绩的下滑和对自己的族身份认同的降低，还对台湾非原住民与原住民的和谐关系造成不良的影响。面对上述争议，当局不得不考虑改进原住民升学优待政策，使之更具合理性。
二、台湾地区族语认证加分政策的内容
在介绍族语认证加分政策之前，首先介绍台湾地区原住民族和族语的概况。在中国56个民族之中，高山族是大陆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统称。在台湾当地，这些少数民族则被称为台湾原住民，他们是在汉人移民之前就散居于台湾岛屿的族。目前台湾当局正式承认的族有14个，即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卑南族、邹族、鲁凯族、赛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撒奇莱雅族、赛德克族。台湾原住民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一直保持着各自族的语言，族内部还存在不同方言，14个族共有42种方言。具体如下：阿美语包括奇莱阿美语、北部阿美语、中部阿美语、海岸阿美语、马兰阿美语、恒春阿美语6种方言；泰雅语包括赛考利克泰雅语、泽敖利泰雅语、汶水泰雅语、万大语、四季泰雅语5种方言；布农语包括卓布农语、卡布农语、丹布农语、峦布农语、郡布农语5种方言；邹语包括阿里山邹语、卡那卡那富邹语、沙阿鲁阿邹语3种方言；排湾语包括东排湾语、北排湾语、中排湾语、南排湾语4种方言；鲁凯语包括东鲁凯语、雾台鲁凯语、大武鲁凯语、多纳鲁凯语、茂林鲁凯语、万山鲁凯语6种方言；卑南语包括南王卑南语、知本卑南语、初鹿卑南语、建和卑南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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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言；此外还有赛夏语；邵语；赛德克语；德固达雅语；悟达语；德路固语；太鲁阁语；噶玛兰语和雅美语9种方言。
族语认证加分政策其实就是将原住民族语认证考试与原住民升学优待挂钩。2001年，九年一贯课程开设“乡土语言”供原住民学生学习，正式将乡土语言纳入课程之中。然而当时学校十分缺乏受过原住民族语言师资培训又能担任乡土语言课程教学的教师，为此，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按照《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担任族语教学之师资，应通过族语能力认证；其认证办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之”，于2001年11月5日发布《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办法》，举行“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考试。原住民族语言分14族42种方言别，考生可以自由选择一种方言别报考。考试分口语测试及听力测试两部分，以100分为满分，合格标准为60分。而原住民优待政策实施已有半个世纪之长，今天的原住民升学优待政策主要来自于台湾“教育部”1987年发布的《台湾地区山地学生升学优待办法》的规定，其中第三条规定了关于原住民学生升学的优待措施，当时的优待措施并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直到2001年修正为《原住民学生升学优待及原住民公费留学办法》，才开始规定从2004年开始原住民籍考生须取得原住民文化语言能力证明，将《原住民文化及语言能力证明》纳入办法之中。但是由于师资、教材、母语环境等各项配套措施不到位，直到2004年才明确规定由2007年度开始实施族语认证加分考试，原住民学生在参加民国九十六学年度的高中职、五专、三专、二专及大专学校的升学考试，必须通过文化语言能力证明考试，取得证明文件，才能享有加分优待的资格。2006年3月10日，台湾“教育部”再次对原住民学生升学优待及原住民公费留学办法进行了修订，规定自九十六学年度起，原住民学生若通过语文认证，考试分别加分35﹪，未通过认证，只能加分25﹪，且自2010年起，未通过认证者，将加分25％的比例逐年降低5％，并降至10％为止。2007年3月10日台湾地区首
次举行了原住民学生升学优待取得文化及语言能力证明考试，到目前为止，此项政策已经连续实施近5年。
三、台湾地区族语认证加分政策取得的成效
（一）提高了原住民学生学习母语的积极性
语言对民族而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建立民族认同的基础。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不仅是该民族与外族接触时的最明显识别，也是民族交往和发展所必须依赖的工具。族语认证政策是为了增强原住民学生对本族的文化认同，使语言得到广泛使用，从而促进原住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根据林英津的调查，“多数受访者对升学或就业须取得族语认证的影响抱持正面态度，58．5％认为可以增加年轻一代学习族语及文化的机会、可以提升族认同与文化传承使命感（47．9％），及营造原住民说族语的积极环境（35．8％）。为了让子女能顺利取得族语认证，受访者认为父母可做的事中，最多人赞同的是父母平常在家尽量用族语交谈（74．7％），其次是到学校接受族语老师的教导（57．5％）、收集族语考试相关信息（18．3％）。”［7］25此外，近年来已有都市原住民的小学生悄悄地回到山区小学就读。都市原住民在都市求学，虽然有母语教学，但还远远不够，学生的母语水平较低。都市原住民的小孩到山区后，在学习和生活中都接触到原住民社会，能很快拾回说母语的能力。可见，族语认证加分政策已产生较为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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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强了原住民升学优待的合理性
升学加分的优惠政策必须要加对人，教育资源必须要用在最恰当弱势族上，因此当局应当对原住民内部差异保持敏感性，能够区别已经被“”的和还没有被“”的原住民学生。有些原住民学生家庭经济不好，丧失了到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有些学生因家庭经济状况很好，与一般学生享受相同的受教品质，采取原住民全面性的加分就产生不公平的弊端。都市原住民学生拥有的教育资源与一般人无异，甚至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但是这一原住民学生中的大多数对本族的语言和文化了解甚少。全面性的加分让都市原住民成为加分制度的最大获利者，原住民学生除了有血缘证据，还应该有文化证据，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原住民特征。与族语认证考试挂钩的升学优待政策把“”了的都市原住民学生排除出受优惠的范围，增强了原住民升学优待的合理性。族语认证加分的升学优待政策，的确帮助了不少原住民学生升入大学。如新竹县，2007年有219位原住民学生参加族语认证，其中185位通过，通过率为84％，有很大比例的原住民学生通过族语认证而享受到了升学优待政策［8］16。
（三）鼓励了当局对原住民族语教育的重视
族语认证加分考试通过检测各族原住民学生族语听、说、读、写的能力，以量化的方式评估了政府推行原住民母语教育的效果。为了振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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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语言，自1990年代起，当局政府在小学鼓励推广母语教学，2002年在九年一贯制课程纲要中增加了乡土语言课程，当局也不断加大对原住民族语教育的投入。以台湾“教育部”为例，除了订颁原住民族语的课程纲要之外，每年安排近4郯000万元的族语教学推动专项资金，制定原住民族语师资培训课程表，设立各类乡土语言研究所，编辑出版原住民族语言教材课本，开办本土语言研习班。为了鼓励取得优秀族语能力考试成绩的原住民考生，台湾“教育部原住民委员会”还举行了“各族榜首授证颁奖活动”。可见当局确实花很大的精力去推动原住民族语教育。根据2007年族语认证考试反映的情况，“原乡考生的表现较佳，除北部阿美语之外，其余族语均有8成以上的及格率。都市原住民考生族语能力普遍不佳。”［9］156族语认证加分政策取得的良好成效鼓励台湾政府加大力度，更有针对性地推行原住民族语教育。
四、台湾地区族语认证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师资培育、课程安排等配套措施不全
首先，由于原住民大多数生活在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汉人以及原住民精英都不愿生活在这样的地区，台湾当局对师资的培育和引导不够，导致原住民族语教育师资较差。偏远地区学校母语方言差异较大，师资又严重缺乏，有些原住民学生只好学习其他族的“母语”，反而使最需要保护的原住
民母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次，虽然在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中，已经将乡土语言纳入国中、小课程，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国中课程并没有安排乡土语言课程。而且，要面对族语认证加分考试的还有高中、职中的学生，他们的学校却根本没有开设所谓的乡土语言课程。为了让他们顺利通过考试，在考前的几个月，各市县纷纷开设族语加强班来辅导考生。再次，虽然2001年族语教育就开始实施，但教学成效仍然不够理想。据台湾“原民会”2009年对7郯302名原住民中学一年级学生的调查，“有15．5％是完全不具族语的听辨能力，50．5％是仅能听懂一点的族语，合计有66％的原住民学生，其族语的听辨能力不及格。”另调查6郯173名原住民中学一年级学生，其说族语的能力“有8．4％是完全不会说族语，有64．2％是会说一点族语，合计有72．6％的学生不及格。”［10］180配套措施不完整，严重影响了族语认证加分政策实施的效果。
（二）原住民学生的学习负担加重
原住民学生除了要应付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以外，又多加了一个族语。对于原乡地区原住民学生来说，要学好语文、英文等学科，与汉族学生竞争之外，还必须掌握本族语言，了解本族的传统文化，这对于处于竞争弱势的原住民学生而言，不仅没有减轻学习压力，反而加重了学习负担；对于都市原住民学生来说，本族语言也是这些远离故乡的学子们的“外语”，学习它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且学生并不能很方便地得到本族语言的学习资源，往往只能学习当地主要族的客家话或闽南语。原住民族语言实用性较低，族语使用机会相当少，考完试加完分以后，很少人能有机会再讲族语。
学生宁愿花时间去学习国语和英语，族语的学习往往被排在最后面。2007年台湾地区首次族语认证考试应考人数有8郯521人，及格率为77．22％［11］；2008年第一次应考人数有8郯220人，合格率为74．2％［12］；2010年应考人数有11郯209人，合格率为70．81％［13］。学习负担重，配套措施不全导致族语认证加分考试的及格率逐年降低。
（三）易引发原住民族内部的矛盾
如今都会原住民和原乡地区原住民之间的差异性较大，生活型态、价值观、语言环境等都不同，许多都市原住民学生的父母本身就不会说族语，更不用说学生了。据台湾“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对2010年原住民经济状况的调查，三成八原住民家庭属于台湾地区全体家庭最低的前20％，原住民家庭贫富差距15．1倍。以台湾最新《社会救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高的“贫困线”计算，原住民家庭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低于台湾“贫困线”以下有近六成（58．2％）［14］46。有些都市原住民由于经济状况较差，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关心远不及对经济的关心。一些原乡地区原住民有公益慈善机构协助原住民学生学习，都市原住民学生只能靠自己努力，还得克服族语环境欠缺的问题。这有可能引起都市原住民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体的不满，造成都市原住民与原乡地区原住民之间的对立。
当然，族语认证加分政策作为一项政策，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要解决上述问题，可以通过培育原住民族语师资、营造良好的族语学习与使用环境、免费为处于底层的都市原住民学生提供学习辅导等方式，使族语认证加分政策在传承原住民语言文化的同时，也进一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14cr1mor
五、我国大陆地区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改革
我国大陆地区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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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实现教育平等的公共政策。由于历史发展原因，少数民族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少，学历水平普遍较低，照顾性的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少数民族考生因地理、历史、文化及经济发展等因素所造成的教育不平等。自1950年高考加分政策实施后，少数民族学生在全国高校大学生比例从0．93％升至2003年的6．55％，人数从1950年的1郯285人升至2003年的70万人［15］216。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对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一是给经济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有失合理。如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少数民族考生并非在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区，反而是条件相对优越，享有充足、优质的教育资源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和其他少数民族考生一样享受高考优惠政策，不仅对于其所在地的汉族考生有失公平，这样对于那些处于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而言显然也是不公平的，而且北京、上海等城市少数民族考生加分也缺乏政策依据。国家教育部制定的《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对少数民族考生的招生倾斜有明确规定：对于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
生，“可在高校投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要求投档，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对于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16］。城市的少数民族考生明显属于后者，最多只能享受“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照顾，不宜再享受加分照顾。
二是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区域的差异和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教育资源比较贫乏，固然应该加分，但是那些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过着和少数民族一样的生活，他们的孩子和少数民族孩子上着同样的学校，那些生活在偏远贫困地区的汉族学生教育资源同样匮乏，他们的孩子也应该得到加分。比如在新疆的汉族考生与其他民族的考生接受相同水平的教育，却不能享受其他民族学生所享受到的加分政策，两项相加（落后地区加非少数民族），在新疆的汉族考生在本区域高考时就先天的处于不利的位置。最后，少数民族之间的受教育状况也不尽相同，根据2000年的统计，大学毕业生在本族人口中的比例已经超过汉族的有朝鲜、蒙古、回、满、哈萨克等共14个民族，这14个民族的受教育程度更远远高于苗族、彝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17］508。显然，高考加分政策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之间受教育水平的差异。
三是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首先，少数民族学生语言和文字等文化差异的存在，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主流文化和市场经济对城市和农村的少数民族学生、散杂居和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以语言为例，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对语言统一性的要求提高了，因而国家通用语——
—汉语的使用功能也随之提高，少数民族兼用汉语的比例空前加大。中国56个民族共使用130种语言，其中使用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语言占50％。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的赫哲语、四川西部的“倒话”、木佬语、阿昌族的仙岛语等都濒临灭绝。一些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其语言文字也濒临消亡，比如人口超过1郯000万的满族，会说满语者已不足百人［18］。据最近田野调查的材料，云南省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的蒙古族已全民兼用汉语，云南省景洪县基诺乡的基诺族（共11郯400人）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全民兼用汉语［19］3。汉语是全国通用语，而在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使用汉语，内蒙、广西两个自治区大中小城市一般通用汉语，在西藏和新疆的大城市都使用双语和多语。我国民族优惠政策的制定依据血统和亲缘关系，所以少数民族对于讲自己民族的语言失去了原有的积极性，因为他们认为即使自己真的一句民族语言都不会讲也不会被开除“族籍”［20］74。少数民族学生不必会本族的语言和文字就可以享受到高考加分政策的照顾，容易失去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积极性，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民族文化的传承。
补偿性优惠的举措往往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当一些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到一定水平，这一补偿措施的意义就会消失。我国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不应该只是补偿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传承与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更应该成为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地区族语认证加分政策十分值得大陆参考借鉴。
制定少数民族语言加分考试政策，不仅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也能增强少数民族高考加分的
合理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现行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一是制定少数民族语言考试加分政策实施计划，合理调整高考加分额度。在未来的5年或者10年之内举行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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