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油嘴【摘要】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既是先进的中国人主动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又是西方文化不断向中国扩散的结果。它的发展历程对于今天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红场事件【关键词】民国时期 高等教育 向西方学习 西学东渐
气浮
综观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知道，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历程与向西方学习和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中国人主动向西方学习
吉祥满族首先，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是中国人主动向西方学习的产物。
十字军东征的影响从教育制度上看，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深受西方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创立并不是传统高等教育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洋务学堂取法英、法、德军事教育和技术教育模式。清末的“癸卯学制”也是通过借鉴日本学制，间接引进西方近代学校制度。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其内容虽略仿法德教育制度，但仍以日本学制为主要蓝本。其中，《专门学校令》、《大学令》等文件，就带有明显的日本痕迹。例如，《大学令》规定：教育的宗旨是“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工科以及文理二科为主。须同于下列各款之一者，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专门学校令》宗旨“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并将学校分为国立、公立、私立三种。而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就在所颁布的《学制》中规定：大学是“教授高深的各种学问，是专门的学校”；大学分为理学、化学、法学、医学、数理学等5个学科等。在《学制》第二篇追加部分中又表述了有关专门学校的各项规定。“所谓专门学校，是由外国教师教学的高等专科学校。”随着留美学者的日渐增多，美国教育逐步引进中国。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又称《壬戌学制》。《壬戌学制》大体上是参照美国的教育制度制定的。这次改革明显地打上了美国教育的印记，被称为中国资产阶级教育的美国化的改革。 它是中西教育交流以来，传统与近代两种教育观矛盾冲突，后者逐步战胜前者的产物。它结束了民初以来，教育领域新旧混杂，拉锯式的不明朗态势，确立了近代教育的优势地位，在充分吸收综合了教育 改革的成果后，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近代教育观在我国教育实践中的渗透和落实，以制度为中介，使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实际程序。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儒学受到根本否定，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失落，向西方的科学主义的倾斜，教育的社会动能犹如跛了一条腿；另一方面，应该看到，正是一而再地封建复辟，激起与传统的决裂，以疾风暴雨式的文化革命取代和风细雨的梳理和扬弃，这是对“中体西用”模式矫枉过正的历史不得已，并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教育近代化进程大大向前了一步。此后，除了在学分制、课程等方面有局部修改外，《壬戌学制》一直沿用到全国解放前夕。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按照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发展的。
从教学实践上看，民国初年的教育革新，也主要参照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这其中首推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全面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确立“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办学宗旨；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实行“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实施“文理沟通”的教学制度；建立“学术自由”的运行机制；改革招生制度，招收女生入学。由于蔡元培的大力整顿，使北大教师队伍人才济济，风气为之一变，改变了旧北大一片死寂的景象，使北大真正成为了中国最有影响的最高学府。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主要是以德国大学作为参考而进行的。他按照德国大学
教授治校的模式设立评议会组织，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在完成评议会设置的基础上，又组织了各科各学门教授会。选举各系(科)主任，负责规划本系教学工作。除此之外，蔡元培又先后建立了北京大学教务会议和行政会议，负责全校教务和掌握着全校的行政大权。从思想渊源来说，蔡元培关于大学性质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也与他出国数年接受的德国大学教育有关。在蔡元培领导北大改革的同时，以郭秉文为核心的留美学生对南高师——东南大学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改革，并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他们对南高师——东南大学的改革，是以美国大学为模式的。东南大学所进行的管理体制的改革，它对美国大学的董事会制度、学生自治制度、男女同校制度的引进，和教学管理上推行以学分制和选科制为核心的教学体制改革，都完全是以美国大学教育模式为范本。
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散
其次，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也是西方文化不断向中国扩散的结果。中国作为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他早期现代化开端、进程和发展趋势无不受到本国内部因素和世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而最初的现代化挑战则来自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包括高等教育的变迁，都是以西方为样板的，是在外力的影响下一种自然的、本能的回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侵略势力和宗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再加上清政府在“新政”期间对传统教育的改革，教会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尤其迅速。10到20世纪初期，教会大学的数量已超过中国自己办的大学。如1919年，中国仅有国立大学3所，私立大学5所，共计8所，而教会大学却有14所，学生千余人，占了绝对优势。20年代以后，整个教会学校的发展速度有所减慢。至1926年，教会大学已有17所，学生约3500名。 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教会大学，它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西方文化不断向中国扩散的过程。虽然不可否认，他们创办教会大学的目的也含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意图。正如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中国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上所说的，创立教会大学的目的是“训练中国未来的教师和传教士……使他们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而且，传教士们正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才夺取了在华办教育的特权。因此，教会大学同样也是西方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的教会大学，既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附属物，又是西学东渐的重要载体。通过创
办教会大学，西方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世俗文化，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办学理念。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教会大学采用的新式教育方法，就成为中国人兴办新式学校最直观的借鉴范例。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教育管理、学术氛围和校园规划等，都成为中国各公私立学校争相学习的样板；教会大学毕业生的影响也十分广泛，他们在全国大学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一直相当可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约占到12-20%左右，这批人凭借自己的学识与才华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如孙中山、老舍、冰心、吴于廑等，还有一些理工方面的人才，他们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章开沅先生指出的：“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已经绝迹四十多年，但它的校园、建筑、图书以及其他各种教学、研究设施，仍然用于高等教育，它的教师和毕业生，仍然在许多大学或其他部门为中国现代化而努力工作，而其中一部分已经成为若干领域的领导和骨干，如农业、医学等。他们不仅运用在母校所获得的知识与技能为社会服务，而且还或多或少继承着教会大学传统校风的优良部分。” 教会大学在人才方面的优势和突出成就，不但在早期现代化产生影响，而且也是其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持久稳固地扮演着促进高等教育变迁的先导者的角。同时，教会大学还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许多人后来都投身到了中国高等院校特别是女子高等院校的建设中。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极大冲击，教会大学普遍实行策略性的转轨，力图自己向专业化、正规化和世俗化的方向发展，以拓宽在中国的生存空间。改变后的教会大学对民国期间问世的国立大学模式的形成具有先导与示范作用，对高等教育的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教会大学进行西式教育，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对传统的教育制度和育人模式产生了有力冲击，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迁发生了相当密切的关系。（106页）作为中国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教会大学本身的发展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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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既是先进的中国人主动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又是西方文化不断向中国扩散的结果。
总结：历史对于今天的启示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同样，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对于今天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上，我们绝不能盲目照抄照搬西方，而是应该与中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水平以及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点，在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上，我们做的尤为不够，正因为如此，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以1922年教育改革为例，尽管仿照美国模式制定的《壬戌学制》的颁行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使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日趋完善、日趋现代化，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不具备移植美国模式的某些条件。如大学选科制、取消国家统一的大学课程设置标准等，由于当时中国的教育落后、师资匮乏,所以有些高等学校为了自身的便利,因人设课,避重就轻,重专门而忽基本。因此,选科制推行数年以后,“大学程度不齐,乃颇为世人所讥议。”20世纪初的中国经济、教育水平有限,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壬戌学制》把建立在美国较高教育文化基础上的高等教育体制移植到教育水平较落后的中国，因此,移植而来的美国模式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优点,在以后的实施过程中显现出不足,特别是普遍采用选科制和取消课程设置标准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造成形式主义严重、课程水准不高、教育质量下降。为此,1922年至1949年间进行了多次改革和完善。而且这些规模宏大的教育改革方案，远非当时中国的国力所能及，不仅使教育改革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为了筹措教育改革的经费，政府加重了对广大人民众的盘剥，进
一步激化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此等现象即使在今天依然时有发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其次，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我们也应该对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西方院校有着十分丰富的办学经验和许多值得我国高校学习的地方，与此同时，它们也存在许多缺陷。因此，在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时，我们不但要努力学习西方先进办学思想以及办学理念，而且，也不能不对其中的某些不良思想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其中某些不好的东西对其就一概加以排斥，这两种态度都是不科学的。以教会大学为例，作为西方进行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之一，中国的教会大学的确为西方侵略者培养了不少洋奴和帮凶，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正是传教士创办教会大学的一个重要目的。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中国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上所作出的巨大的特殊贡献。这些教会大学不仅为侵略者培养了一些在华代理人，而且，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活跃在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界，他们的角从“基督徒、绅士和学者”到“中国未来的改革者”再到“中国社会的领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为中国教育、文化、科技诸方面输送了许多人才。除此之外，教会大学对民国期间问世的国立大学模式的形成具有先导与示范作用，民初教育革新，许
多高等院校的改革除了以西方大学为榜样进行改革外，也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本国教会大学的管理制度和办学经验。类似状况依然出现在今日的中西高等教育交流中，在我国高等院校和西方大学的交流中，我们既学到了许多西方先进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这些的确都让我们获益匪浅，然而，与此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腐朽思想和“和平演变”也不可避免的传了进来，为此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万万不可把这些东西奉为圭臬。然而，我们更不能因为这些的存在就对其一概排斥，甚至固步自封，这同样也是相当错误的。
由此观之，上述两方面问题对我国现在的高等教育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我们也只有认真汲取前人办学的经验和教训，才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真正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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