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批评史视域下的“诗言志”作者:李瑾轩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14期 摘; 要:“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被朱自清成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文学批评是时代的产物,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的学者对于“诗言志”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阐释。其中,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都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中极具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在不同的视角和框架下对于“诗言志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做出了自己的考察。 关键词:文学批评史海水螺旋藻;“诗言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4-0-02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而在这一时间段里,“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也同样在现代意义上真正开始被中国文学批评家所广泛研究。总的来说,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三、四十年代为第一期,是文学批评研究 的第一个高潮;五、六十年代为第二期,处于低潮期;八、九十年代为第三期,达到了批评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便是在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初始阶段,几位极具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家们在各自出版的文学批评史中对“诗言志”所作出的独特阐释。
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它是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史,有着开山辟路的开创之功。陈钟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卜商诗说”一节中引用了《诗大序》中那段著名的论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清咽解热口服液消炎吗”陈钟凡认为《诗大序》阐明了诗歌的起源与诗歌的功用,并对此作出评论:“地理课件
考此说虽本于《乐记》,而其论诗当重情感,音律,则古今不磨之定则。其分诗为风,雅,颂之三类,尤符归纳的批评之旨焉。”[2]在这里,他肯定了“诗言志”在中国诗论中的重要地位,认为重情感、重音律是古今学者论诗的不二法则,尤其是风、雅、颂这三类都可以被纳入诗论批评的宗旨之中。同时,“风、雅、颂不同风格的音乐不仅对诗歌内容有一定的制约,而且还影响了诗歌的表现形式。”[3]虽然陈钟凡的这本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大体上只能被称作一部粗略的纲要,对于“诗言志”广西青年干部学院
的阐释也是一带而过,但是陈著的影响极其深远。在学科草创时期,陈钟凡就对于研究对象的特征和性质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运用了“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的方法,“真正以一种近代学术研 究的眼光来反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而完成了方法论上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4]从陈钟凡这本批评史开始,“诗言志”阐释迈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