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和凤鸟、麒麟
一、河图
石英玻璃
河图展示的是易。易最早的八卦倡始者传统归于伏羲（伏羲之作八卦得之河图），文王拘羌里时演而为六十四卦，所以后代称之为周易。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 《论语》只提到“子曰：加我数年以学易无大过矣”，“易”字初现，亦只一现。孔子作十翼事是汉儒所言，未见七十子言；孟、荀也未提到。因此，“学易”应 是个疑案。“易”和“亦”同音，顾颉刚就提出应该念为“加我数年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学易”和“学”，后者应该更为可能。“学易”犹同“卜筮”，是对 于未来通过卦而做的解释，从而顺之，可中可不中。它原是对现实的政治、社会的一种辩证的思辨，也许还引出一些下意识的成分。而“学”之数年，如果是学道德 行为，则“可以无大过”更为可能，因此从语句、意义上看来，孔子的话毋宁是“加我数年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此地的学是实证的学，可以用《道德经》上的 “为学日益”来作注解（用数年的功力达到）。“可以无大过矣”，似乎更为合理，也更合乎孔子的为人。曾子说过：“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主观的努力心 态、实践比人附于道，即选择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更为重要，这在孔子主义中是很明朗的。 刘先进
八卦是一种辩证的对峙、由对峙而生的消长、消长 的互换而产生新的情况、新情况与旧情况、旧情况加上新情况、旧情况与旧情况的磨合、旧情况与新情况磨合而产生的另一个情况、新情况与新情况相遇的机缘、相 克等。这种辩证应该出于战国封建势力的转换、争斗的时代速度的加剧，和孔子主义“王道”思想和秩序是背道而驰的，孔子而喜易是不大可能的。称重装置
河里出这么一个八卦，这是个什么故事？北宋欧阳修早就提出疑问（欧阳修《易童子问》），墨子就有“河出缘图，地出乘黄”（非攻篇），管子也有（小匡 篇）。《古史辩自序》“三皇考补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421页。它应该是属于神怪之类的故事吧！那是什么河，什么时候出的，谁看见了，谁将 它拿出来，谁认识到它是辩证的和那固定的辩证注释，谁又报告了那些人。这些事在历史上都没有交代？汉儒有一种特有的方法：将它说成是经过孔子手作的十翼， 承认了文王的系辞就万事大吉，就变成“经”，再设个博士就变成“天命”了。在天命里分辨来、分辨去，越研究越复杂，甚至于完全创造出周易这门学问来，它与 历史事实是没有关系的，是幻想和封建理想的杂交产物。它的起源却与汉儒所说并没有关系；必定是一些质朴的思想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的变衍，在历史中我们只见 到稷下之学和它的联系。 稷下之学起于田齐桓公（前372—前357），历田齐威王（前356—前321），在田齐宣王（前320—前 302）时达到最高峰：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齐稷下学士复盛，且 数百千人。《史记·田齐世家》。
当时两大儒孟子、荀子也都去过稷。《孟子》中有“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语。钱穆以 为“其初在齐乃值威王也……又重返齐仍值宣王也”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364页。这两件事是颇有争议的。但不管如何，孟子游于 稷下是相当肯定的。时稷下领袖为淳于髡、驺衍等，语多与孟子之意不合，孟子也无法成为稷下领袖以事宣王；游而不留，似意中事。孟子有很强硬的话说明他的道 与稷下之风格格不入；太史公说起“稷下”“不治而议论……学士复盛且数百人”，孟子则说：“天下有道，处士不议。”《孟子·滕文公下》。稷下是有中国以来 最能兼容并包的大学，讲课的除了儒家之外，无所不有，听课不下数千人，一直要到蔡元培的北京大学都望尘莫及。 这些游稷下的大师受到王 朝的尊礼：自如淳于髡以下，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荀列传》。宣王待之如大夫，议而不治，高门大屋以养之，通衢
以待之， 可谓及一时之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此可见战国学风之一斑。也只有在这种环境中，学术才能脱缰而驰，高才辈出，议论横生。所谓的周易、阴阳五行等自然 哲学才会出现。又有许多治史的学者搜集简册，特别是如《尚书》、老庄之言、杨墨之意的推行、军事、法律、医术等蔚为大观矣。有了这种风气才会产生《尚书》 对于“民”的重视，孟子的“民为重，君为轻”的论调。局处于邹县、从曾子之徒游的孟子的脑子是不会产生这种完全脱离当时政体的话来的；忠于孔子的孟子更会 说的话是“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词源学>共享雨伞现身杭州淳于髡、驺衍是稷下的领袖，太史公 数言之。特别是淳于髡以终身不仕见称《史记·田齐世家》。。田骈也设不宦之义同上。。看来稷下有一种士之不宦的尊严之风。就因为这些学术之士的尊严和儒家 君臣思想的“君命召，不俟驾而行”《论语·乡党14》。的不同，在学者心目中，稷下领袖的尊严高于儒家，更为人景仰，这是孟荀等大儒都不能取而代之的；儒 家因此在稷下并没有最高的权威，至少在人品方面如此。
永明体
但是到了汉朝，风气完全转了过来。董仲舒等人，以前的儒家地位反被认为高于一切 其他学派。太史公说起孔子就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心情，而淳于髡却被置“滑稽”之列，与
“道”之差何异万里，一变其在稷下高于儒家之声誉。而驺衍等 阴阳五行之说被董仲舒据为儒家所有，稷下之学已为儒家或消或融，也可以见儒家借汉的绝对封建席卷中国之学术矣。明若太史公，相隔一百多年近二百年，也只认 为滑稽之人可以“解主之纷”而已。《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滑稽列传》：“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当然这也不能怪太史公， 他笔下的“稷下”第一领袖淳于髡只在齐威时二三事以解威王之纷，其他诸事皆隐，或已无可记者，为秦火烧掉，儒家当道，不与谋者言论被黜而不足征故也。
淳于髡这样的人容易被忘记，而阴阳五行、黄老的一些对于人的精神、肉体、自然、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原是孔、孟、荀等较出名的儒家所不太注重的内容却是比较 容易被记住的。儒家自孔子起就有兼容并蓄的雅量，而且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看来，这些孔子之外的学者或哲人正好将天和人的变化统一了起来，填补了孔子主 义的不足，使孔子主义更进一步发展出大一统的思想。它一直是儒家在封建主义中的宠儿；周易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思想不可能是保持原来的原始辩 证与既定的因素的混合，而必须注入在绝对封建下的祸福。在西周、春秋时，卜卦已被合而为一，它形成了的周易是经过汉儒如董仲舒、张苍、刘氏父子大量的努 力，但它也仅是孔子主义在一特定的封建规模上的发展；孔
子主义并非必须这么发展的。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春秋》成为西汉孔子主义的神学，而《易》是它的 基础，河图就成了天命的实际行动。因为光是古易还不够，必须从古代，即离汉朝近两千年的文件中出天命的历史性、延续性和汉代受命的实际性，于是就到了 “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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