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关于"中国梦"的故事
袁隆平—易中天
易中天：您解决了这么多⼈的吃饭问题，您⾃⼰挨过饿吗?
袁隆平：挨过。1960年前后，全国由于⾃然灾害和⼀些⼈为的因素，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部分地⽅都处于半饥饿状态，我本⼈也尝到了没有吃饱的苦头。 易中天：那时好像有⼀个科学发明叫双蒸饭。
袁隆平：对，双蒸饭就是蒸两次，就像发酵的馒头⼀样，很⼤。但是⾷物就那么多，吃下去就消化掉了，更饿⼀些。
易中天：我们知道吃饭是全⼈类的头等⼤事，民以⾷为天，但是怎么种粮⾷的⼈⽼被⼈瞧不起?我记得当年我们⾼考的时候，⼀个省有两个学院，⼀个叫农学院，⼀个叫林学院，后来并校变成农林⼤学。结果这个学校的⼈就很有意见，你叫我们农林⼤学，眼睛不好的⼀看就成农村⼤学，⽿朵不好的听成农民⼤学，好像沾着农字不怎么地，为什么? O P I袁隆平：为什么他们瞧不起农业呢?因为原来中国的农村很落后很贫穷，所以他们瞧不起农民。但是现在要刮⽬相看，现代的农民不再是⾯朝黄⼟背朝天的⽼⼀辈的农民了。现代农民很多东西都是机械化、电⽓化、电脑化，⾮常先进，像⽔稻现在可以⼀亩地900公⽄以上，再隔⼏年可以上1000公⽄，这是现代农民。⽐如说病⾍害，过去都是趴在⽥⾥，现在那个装置在⽥⾥⾯，我们在电脑⾥看⾍⼦活动，很先进的。那个施肥，营养仪备好在那⾥，都是现代的，与过去原始的农民有天壤之别，所以说现在应该刮⽬相看现代的农民，不是过去古⽼的农民，现在学农的也开始多了些。
易中天：您觉得有什么办法能让农民富起来呢?
袁隆平：单纯种⽔稻粮⾷是富不起来的，但是我有⼀个曲线致富的建议，就是我们通过⼤幅度提⾼单位⾯积的产量，让3亩地产现有4亩地的粮，我们叫种三产四丰产⼯程，种三亩地产四亩地粮⾷，我们就省出⼀块地来搞其他效益⾼的经济作物，蔬菜、⽔果，养鱼、养螃蟹等等。
易中天：您⾃认为是精神⾸富，精神富翁的感觉是什么?
袁隆平：精神很满⾜啊，⽐物质⾸富还好些，钱多了没⽤的，穿⾐服就那么⼏件，你吃饭就那么多，钱多有什么⽤呢?
易中天：钱多了可以捐出去嘛。
袁隆平：钱能捐出去，做好事。但是精神上的安慰是⽐物质上的安慰更值得我们追求的幸福。
易中天：您的中国梦叫⽲下乘凉梦，⽲下怎么乘凉?
袁隆平：对，我真做过这样的中国梦，还做过两次。我梦见四年前研究的⽔稻长得⽐⾼粱还⾼，穗⼦⽐扫帚还长，穗粒有花⽣籽那么⼤，我就跟我的助⼿在稻穗下乘凉，叫⽲下乘凉梦，我现在愿意让我这个美梦早⽇成真。
易中天：您的美梦要是成真了，我们的粮⾷都吃不完了，全体中国⼈民都富起来了，那时候⼲吗呢?
袁隆平：搞⽂化娱乐，搞精神⽂明。
⽩岩松—易中天
易中天：你刚才不是说欢迎全民都成为记者嘛?我先来问个问题，全民都成为记者，新闻真实性怎么保证?
⽩岩松：我觉得正是在全民都成为记者的前提下，真实性才在做完加减乘除之后被更⼤范围地体现出来，所以今年我们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在全民皆记者的时代⾥，记者该怎么当记者。
易中天：那谁来做这个加减乘除?
⽩岩松：我觉得，永远要相信体的⼒量，也许看某个个体在⽹络上、微博、⽣活中都有可能犯错误，甚⾄没有带来真相，但是当构成⼀个体的时候要相信最后的得分是真相。
易中天：体的⼀定是正确的?
⽩岩松：最后加减乘除之后，有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过去我们试验了很多不把权利交给体的时候，不也没有得到我们期待的结果吗?
易中天：你说过，要说出真话来是需要勇⽓的，有时候是需要忍受委屈的，你有忍⽆可忍的时候吗?
⽩岩松：我⾸先必须承认，在所有被致敬者⾥边，我是惟⼀必须感到不好意思和脸红的。别⼈都在推动某⼀个事情不断向前进步，但作为⼀个媒体⼈来说，我不觉得我多做了⼀些什么。我不过是在做⼆⼗多年前⽼师教给我的底线。有⼈说你被致敬了，我说为什么把致敬杯给我，他说因为你说真话。后来我意识到不对，就像⽣活中你夸奖⼀个⼈，你这个⼈真好，为什么?因为你从来不偷东西。对于⼀个新闻记者来说，说真话是底线，不是上限。现
在我们⽣活中不由⾃主的有很多底线变成上限了，⽐如⾷品现在没有⼈追究是不是好吃，⽽是说没放其他东西。我也不希望拥有这样忍⽆可忍的机会。我觉得⼈都是为希望向前⾛的，我觉得希望还在。
易中天：那你认为这个⾼标重要还是底线重要?
⽩岩松：从⽬前的中国来看，如果离开新闻去看，很多⾏当，很多标准。我们谈梦想，就像这个⼤殿堂⼀样，太⾼了，但是要⼀步⼀步去靠近它。我觉得⾸要任务是制⽌底线不断下滑。第⼆步是夯实底线。第三步，慢慢抬⾼底线。然后第四步，站在不断提⾼的底线上，靠近梦想。
陈道明—⽩岩松
⽩岩松：你说三个职业你都没有选上，最后做了演员，我说你幸亏做了演员，因为别⼈齐步⾛的时候你在散步。想过没有，在军队⾥边你怎么样?
陈道明：在军队⾥⾯我不会，因为我认为任何⾃由主义都是在⼀种制约下，成为⼀种⼼愿的时候，才能达到⾃由。⾃由主义不是想⼲什么⼲什么，是有底线的，是有秩序的，从理论上理解的⾃由主义往往和现实中传说的⾃由主义完全是两个概念。
⽩岩松：以你的性格在军队⾥可能是个特棒的好兵。
陈道明：也可能是⼀个特别让⼈头疼的兵。
⽩岩松：你说你很⼤愿望是想成为⼀个正常的⼈。也有⼈说在这个圈⼉⾥陈道明不那么正常，不是见到谁都是笑脸，不太好接近，怎么理解别⼈认为你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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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明：“正常”为什么是我在这个年代、这个社会⾥最原始的愿望呢?正常就是说社会、国家、家庭以及职业都在⼀个有序的情况下进⾏，我们吃的、住的、⽤的都是安全的，这⼀点点的正常现在都有点⼉悬。现在社会缺乏⼀种安全感，包括我们这个职业。其实作为⼀个演员，是个戏⼦，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表达⾃⼰的意识形态，表达⾃⼰对社会的说法。我们⼀般都是在完成作者、完成导演派给我们的指令。到了现在，我不愿意了。所以我在选剧本的时候，我会选我能够跟社会对话的⼀部分的内容和⼈物。因为我觉得来这⼀世，不能只取悦别⼈。 ⽩岩松：得取悦⾃⼰。
陈道明：这是关键，就是说你⾃⼰能正常地抒发你⾃⼰的愉快和不愉快、看法和对问题的批判性。我是⼀个不太爱说话的⼈，这次给我致敬，我也跟南⽅周末的⼈说，我没有这么⼤的作⽤，我没有⼀个完整的职业体系，表达⾃⼰对社会对事情的看法。说好听了，我只是⼀个演员。娱乐奖我不太爱参加，但是这个致敬，如果给我，我倒是可以来。因为我觉得它不同于那些奖。假的成分少。
⽩岩松：从你这个⾏当来说，远了说奥斯卡说⾦马奖，近了说⾦鸡百花，但是这个致敬偏偏是给陈道明，掂量起来的时候不太⼀样。
陈道明：有点奇怪，对于我来讲有点重。但是呢，我刚才跟南⽅周末的总编在后台说了⼀句话：⽆论我们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的底线，只要是牢记⼀句话，我们都可以去做，都可以去说。这句
话就是：我们都是爱国者。
贾平凹—张⽴宪
张⽴宪：近20年来，只要贾⽼师⼀出⼿，就是各出版社争夺的对象。您今年的新作《古炉》的责任编辑是我师妹，她跟我说贾平凹是⼀个很重感情的⼈，跟⼈民⽂学出版社有多年的感情了，只要出了书，不管有多少家来抢，他不会考虑别的家，是这样吗?
贾平凹：应该是这样吧。
张⽴宪：万⼀别家给的条件，在陕西都够买好⼏套房⼦了呢?
贾平凹：创作吧，严格的来说靠写作赚不了多少钱；出版单位吧，我平时也是没有多少瞧不起的。关系熟了，有感情了。就像串门⼀样，到谁家去得多了，就熟了，就经常去。
张⽴宪：好像是和现代商业社会完全不太合拍的⼀种观念。
贾平凹：靠写作，在中国现实的条件下，挣不了多少钱，现在是我⾃⼰搞书画作品，书画可以养活⽂学。
张⽴宪：《古炉》有67万字，您认为现在的读者还能读这么长的⽂学⼩说吗?
贾平凹：现在是娱乐消费时代，但是⽂学应该是不会消亡的。总有⼀部分⼈要读书，不管是电脑上阅读也好，⽤⼀句⽼话来说，⽂学的神圣性依然是存在的。
张⽴宪：上海有⼀个“古炉研讨会”，陈思和先⽣说《古炉》完成了中国叙述。您怎么理解中国叙述?
贾平凹：严格来说，我⾃⼰在这⽅⾯也⽆法谈，我在上海见过陈思和教授，他是⼤评论家，他当时说《古炉》完成了中国叙述，30年代以来中国的⼩说从翻译开始慢慢过来的。但是⼀直对中国叙述……更有中国⽓派、中国风格，这是我⾃⼰⼀直追求的东西。
张⽴宪：《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说：“对中国农民的遗忘是这个时代做得最彻底的事情。”我看对“⽂⾰”的遗忘，也是我们做得最彻底的⼀件事⼉。您这部⼩说写了“⽂⾰”和农民。
功率模块>波士顿矩阵法贾平凹：写“⽂⾰”的作品相当多，但是从社会⾓度来写这个，就像《古炉》的写法，也是⼀种写法，以前也有这种写法。
张⽴宪：刚才我说“⽂⾰”题材和农民题材现在已经很少触及了，但是他很谦虚，他说写这⼀类的⼩说很多，但是《古炉》仍然是很独特的⼩说，据我看，他⼤概是写出了“⽂⾰”的内因，在那⽚⼟地上，“⽂⾰”是肯定要产⽣的，只要稍微有⼀点外因推动，我这样解读不知道正不正确。
贾平凹：是这样的。谢谢你的解读。
姚晨—易中天
易中天：我沾你的光，成为电视观众。我已经⼗年不看电视剧了，就那⼀部电视剧我守在电视机前，就是你的《潜伏》。印象最深刻的是你去踩点，在汽车⾥边杀那些恶⼼的什么来的，你把⼿这么⽐了⼀下，⼀就够了，印象特别深刻。可是现在你在微博上放多少，砰砰砰砰……放多少?
姚晨：不知道，每天都在放。
易中天：媒体送你两个头衔，⼀个叫微博⼥王，⼀个叫明星公民，你愿意做⼥王还是愿意做公民?
姚晨：⼥王也应该是公民的⼀分⼦吧。
易中天：⼥王和公民挑什么，不要都当，当⼥王还是公民?
姚晨：当然当公民，当公民⾃由。
易中天：真正的公民的标准是什么?
姚晨：我今天来到这我都特别感慨，因为我是⼀名⼥性，⼥⼈都是爱做梦的。⼥⼈的梦很简单，希望⾃⼰漂漂亮亮的，每天可以跟⾃⼰的好朋友跟⾃⼰爱的⼈在⼀起逛逛街、聊聊天，有⼀个幸福的家庭，
我也不例外。梦在我的理解中应该是五彩缤纷的，应该是轻柔缥缈的，突然在前⾯加上中国两个字，这个梦变得和这个杯⼀样，很沉。
易中天：但你发微博⼲什么?
姚晨：微博也是⼀个做梦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聊⾃⼰的⽩⽇梦。这些梦想有⼤有⼩，有难有易，有破灭的也有实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五彩缤纷的梦想都在照亮着前⾏的路，让每⼀个⼈都变成很⽣动的⼈。
易中天：你愿不愿意对我们的观众描述⼀下你做得最多的梦。
姚晨：拯救地球。
我喜欢看科幻电影，经常在梦⾥梦见⾃⼰可以飞翔，拯救地球，今天早上看到被致敬嘉宾名单的时候，脑⼦⾥突然出现科幻电影的场景，就像是⼀素不相识、分散在世界各个⾓落的⼈，突然被⼀股⼒量召唤到⼀起，告诉他们你们有这样那样的超能⼒，你们把这些⼒量汇总，拯救地球。但是，我想我们其实没有超能⼒，地球也不需要我们来拯救。但是，这个世界是需要梦想，也需要造梦者的。
任志强、冯仑—⽩岩松
⽩岩松：冯仑单个的时候在写书当哲学家，在⽂字⾥边野蛮⽣长；任志强在微博上和潘⽯屹玩⼆⼈转，当青年⽼师。凑⼀块呢，也不盖楼，跑到阿拉善治理荒漠去了。第⼀个问题先问冯仑，⼀⼤帮富⼀代凑⼀块，谁说话算数，这事可不⼤好摆平，你们是怎么办的，谁的企业营业额⾼谁算数?
冯仑：其实是“沙”算数，因为沙说话最⼤。到阿拉善以后，⾯对⾃然环境你才知道，⼈确实不能太⽜X，坐到帐篷⾥边开会⾸先管住⼀把⼿，⼀个组织管理好，最主要是管理好⼀把⼿，谁当⼤哥，我们就治谁，这是我们的原则。
⽩岩松：⾸任是刘晓光，应该没少被你们治。
冯仑：我们“修理”他，主要就两件事。⼀件事他不能永远当⼀把⼿，第⼆件事就是我们按照我们集体制定的规则来做这个机
构，他得在⾥边变成⼀个普通⼈，他不能说我背着⼿撒尿，不服，那可不⾏。
⽩岩松：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有⼏个冒出头，习惯要当⽼⼤，就真叫你们把威风煞下去的⼈?
任志强：我就是。我前⼏次选举都被他们罢免了，没当上。现在当了，既当了监事长，⼜当了章程委员会主席。也许他们都当过爷爷了，就剩下我了。
⽩岩松：《修⾝⽼课本》⾥边有⼀句话，我⼀下⼦就记住了，⼈凑⼀块就得定规则。可是这帮⼈凑⼀块，标准的富⼀代，谁的资产不过亿?只许阿拉不许善，怎么订这个章程?吵不吵架?
任志强：就是因为修改章程，重新定了个规矩，我这届才当了章程委员会主席。
冯仑：我是上⼀任。我们⾮常重要的是有这个章程委员会，制定交通规则，交管局不能直接开罚单。制定交通规则是交通委员会的事，罚单是谁开?我们有专门的⼀个会员代表⼤会或者理事会处理这个事情。
任志强：章程制定的时候吵架，到后头还吵。冯仑当上⼀届章程委员会主席，提议两条要修改，第⼀，其中⼀条，还没有到提出修改的时候⾃⼰就退回去了。为什么?⼤家都反对，提上去也没有⽤，⼲脆⾃⼰撤了吧，这就是我们的规则。我前两天发了好⼏篇东西告诉
⼤家要修改章程了，第⼀件事，先征求⼤家意见，你不能说我想修改就修改，征求完⼤家意见，还得冯仑他们研究⾏不⾏。
⽩岩松：互相制约。
任志强：章程委员会实际上是宪法法庭，权⼒永远是腐败的，要治理这个腐败的权⼒，就得靠宪法法庭和规则来约束它，我们上午讨论提到了，必须把会长关到笼⼦⾥，这样他才能遵守规矩。
冯仑：让权⼒服务、服从于集体、众⼈的意志。
⽩岩松：那每个⼈是否真的很尊重⾃⼰那⼀票?
任志强：很尊重，我们连委托票都只能委托⼀个，不能代表两票。我们最⼤的问题恰恰是你刚才说的反⾯，不是谁的企业⼤谁就能当选，马蔚华的企业够⼤吧，招商银⾏多⼤啊，我们⼀选就把他选回家了。虽然他是前⼀任监事长，第⼆任坚持给他弄没了，这就是平等。有的⼈只有⼀百万元，但是他作为会员和有⼏千亿的⼈是同⼀样的票，所以⼤家都很尊重这个票。
⽩岩松：冯仑，会不会出现另外的问题：有⼈想拉票。
冯仑：这个是允许的。⽐如像运动场上，有的运动员这么表现跑得好⼀点，另外运动员可能另有特点，观众选择谁，是观众的⾃由；运动员也可以有啦啦队，也是他的⾃由。问题不在于拉不拉，⽽在于按照什么规则来做这件事情。进⼊运动场看奥运会，别⼈坐着⿎掌，你光着屁股对⼈⿎掌那就犯规；你穿着裤⼦⿎掌，没问题。就是要按规则来。
⽩岩松：最后这个问题特别⼤，就两位在阿拉善这样的⽣态协会的体会来说，民主是什么?
任志强：民主就是保证游戏规则的⼀个⽅法，它绝不是⽬的。如果把民主当成⽬的，这个民主可能就错了。但如果⼀个游戏规则，没有相互监督、⼈⼈平等——权利平等，没有⾃由权利，结果常常就是
错误的。
⽩岩松：民主就⼀定好吗?如果⼀直让你⼲，可能⽐他们这帮⼈天天内耗、没有效率⼲得还要好。
冯仑：民主这个事情确实挺好玩的，就决策机制来说，民主决策的正确概率应该是60—80分。所以，它是保证了最差的——不低于60分；但它不是追求99分。集权呢，有可能是99分，有可能是负分。所以我们选择这样⼀个治理⽅式，我们避免最坏，⽽不是追求极端的超⼈的优秀。
易玛、阿克曼—陈丹青
陈丹青：我很想让阿克曼描述⼀下，见到晚年周恩来的情形，他是很漂亮的⼀个⼈。
阿克曼：⽐较帅的⼀个⽼先⽣。那时候他⾝体不好了，我真佩服他，那是1975年11⽉⼀个晚会，他好像跟500个⼈握了⼿，跟我也握了⼿，1秒钟。我觉得他那个时候还这么认真的、耐⼼地跟500个他根本不认识的⼈握⼿，我确实⼼⾥⾮常佩服。
矛和盾的集合教学设计陈丹青：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跟500个⼈握⼿，1976年1⽉8⽇，⼏个⽉后周恩来就去世了。易玛，你说说看，你刚到中国来晚上到哪⾥去?没有夜总会，只有友谊商店。
易玛：我们有时候只能⾃⼰组织Party，在国际俱乐部、民族饭店。晚⼀点是去⽇坛公园。只有那些地⽅能去，喝酒啊、听⾳乐啊，特别特别孤单。
陈丹青：在座的50后、60后可能还记得改⾰开放初，北京到晚上七⼋点⼀⽚漆⿊，没有地⽅去，没有酒吧，那时候北京出现了⾝份不明的留学⽣，还有⼀些真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来⼲什么的，这些⼈就是整个改⾰开放过程⾮常重要的构成。他们两位⽼同志⽬击整个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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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曼：基本上是这样，我实际上是1978年离开中国，1982年回中国的时候，你⽼家上海刚刚开始变成⼀个开放的城市，不过基本上⾮常难接触中国的⼥孩⼦，她们都害怕。
易玛：你来⾃这么遥远的地⽅就是为了多了解中国，多了解中国⼈，结果变成你⽣活在⼀个⽓泡⾥⾯，⾮常可怕。
陈丹青：他们还涉及了⼀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涉外婚姻，涉外婚姻当时在中国学⽣⾥边是很严重的事情。易玛来的时候就是⼀个西班⽛⼩姑娘，阿克曼来的时候也是⼀个⼩伙⼦，⼀⼤堆乱头发。所以其实他们到处在⼥孩⼦和男孩⼦。其实中国男孩⼦也在你们。我在上美院的时候，最⼤胆的同学其实都躲在你们宿舍⾥。
崔健乐队⾥的⼀个⼲将就是易玛的丈夫。他们不但见证了“⽂化⼤⾰命”结束、改⾰开放开始，⽽且很快介⼊这个过程，搅动这个过程。1980年代，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是有⼀点危险：最早带来摇滚乐，最早带来外国的电影，最早关⼼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张晓刚他们在宋庄还在被追捕。你们当时是⼀可疑的⼈，不受欢迎的⼈，为什么你们不⾛?
阿克曼：其实1980年代后期，⽓氛已经有⼤变化了。当时我住在圆明园旁边，跟圆明园住的那些画家都很熟。那时候⽣活条件⾮常差，我们就是跟他们在朋友家⾥有⼀个单纯的聚会，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常难得的⼀个机会。你知道⽅⼒钧那时候⼀幅画，⼏百美元，遗憾的是我没有买到。晚了⼀步。
陈丹青：改⾰开放有很多宏⼤的叙述，可是在这个西班⽛丫头那⾥，在⼀个中国的摇滚乐歌⼿那⾥，其实就是两个录⾳带的事情，⼀个是邓丽君的，⼀个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其实很多磁带组成了整个时代的潮流，然后再⼀张⼀张画带出去，⼀个⼀个拿出去展览。我
相信这是改⾰开放很伟⼤的组成部分，外国⼈能进来，我们能出去，最后洋⼈和中国⼈可以结婚，是不是?
阿克曼：确实是这样，我们1988年成⽴的歌德学院，是在中国的第⼀个外国⽂化机构，⼗六年之内没有第⼆个。所以可以看到，那时候中国对外国⽂化的印象还是有⼀点害怕，怕我们做⽂化侵略。那时中国⼈对西⽅特别好奇，旅游也没有那么简单，⽹络也还不存在，我们就是给他们⼀个认识西⽅⽂化的机会。当然现在我们也不需要做这种窗户，今天需要做⼀个平等的让两个⽂化互相认识、互相合作的舞台。
陈丹青：我现在听他说话特别像听⼀个⽂化部官员在说话。易玛昨天的语⾔让我⾮常惊讶，她问了我⼀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她说，你告诉我明天应该⽤什么⼝⽓在上⾯说话。我说你好像有好⼏种⼝⽓?
因为她说，我不知道台下的观众是谁。
易玛：我知道你肯定要说的。这个词是我来了中国以后学的，这个词特别不容易把它变成西班⽛语，变成其他国的语⾔。有⼀些中国的、桌⾯的词特别不容易翻译。像“⼝⽓”，你怎么翻?还有很有意思，有意思、⼩意思、没意思、有意思、不好意思……
陈丹青：我这⼀辈1980年代出去的，今天绝⼤部分都回来了，没有回来的仍然⾮常愿意回来。我相信你们都不想回去了，是不是这样?
阿克曼：我刚刚从德国回来，发现去德国有⼀点放假的感觉，回中国的时候是正常的⽣活，真正就上班、做事情。对我们来讲，中国确实变成我们的祖国。
易玛：⾃⼰的家。
陈丹青：南⽅周末能给这两位“洋⿁⼦”致敬，是⾮常骄傲的⼀件事情。⼀百多年前我们见了⼀个传教⼠，是让我们屈辱的事情，我们恨不得杀了他;⼀百年后，⼀帮年轻⼈，西班⽛丫头、德国⼩伙⼦、美国⼩伙⼦，英国⼩伙……到这来，他们呆得不想⾛了。看到他们我们真的，有些民族⾃卑会转化成⼀种骄傲。这帮“洋⿁⼦”愿意呆在中国跟中国⼈过⽇⼦，给他们个致敬他们还紧张。
阿克曼：没那么简单，你在中国呆⼀辈⼦你还是⼀个⽼外，在中国就是你改不了⽼外的这个⾝份。所
以我实际上坐在两张椅⼦之间，我的家在欧洲和中国之间。德国已经不是⽼家了，北京还不是⽼家，所以我现在是全球性的这种⽣活，是在两个⽂化之间，我觉得⾮常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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