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以《中国的现代化》为代表，从17、18世纪一直写到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运用的基本理论是西方流行的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和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国内的现代化研究以罗荣渠为代表，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实际上呈现出四个过程的交织。 国外的有关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著述传入已有十余年，国内的同类研究在这期间也出现了一批成果。选取双方代表性的作品加以“研究的比较”，可能有助于深化对双方的认识，促进和提高国内的现代化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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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美国学术界曾出现一股对西方现代社会和西方中心论进行反省的潮流。罗兹曼、布莱克等人在1974－1981年间写成的《中国的现代化》，与五六十年代带着“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偏见的社会学家T·帕森斯、充满反共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史学家H·罗斯托等人有所不同，他们承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在描述和物业管理教程
分析中国近二三百年历史的时候，较为客观公允，对1949年以后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波折也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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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展开讨论的时间起点是17、18世纪，通过这种长时段的追溯，该书提出，“我们所掌握的大量证据表明，对新挑战做出积极响应的机会上的失误和手段上的削弱，恰恰就集中在18世纪，只不过这一过程的结果到后来才明朗”。就是说早在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前的半个甚至一个世纪，中国就已经衰败了。在考察的下限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写到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体现了现代化进程的继承性。该书还指出了1949年前后的区别，作者强调此前中国缺少能发挥“整体性功能的中央领导。政府没有对经济增长作出重要的贡献，也没有去利用经济增长的实惠，反而被资源匮乏诸如税收不足等所削弱”。而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调动和扩大资源供给上表现出非凡的能力”，“首次在现代中国取得了相当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认为这“是在相对停滞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一个相当大的进步”。书中还分析从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将有更持续的增长，这个预计已经被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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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上看，《中国的现代化》除了讨论上层的政治、宏观的经济、普遍的文化教育和科
学技术等问题外，还对社会尤其是基层的情形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有关各个时期中县级乃至县以下的权力构成和运作机制、乡村的宗族制度、城乡人民的家庭结构及思想观念，都有扼要而深入的分析讨论。
作者们所运用的基本理论是前段西方流行的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和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前者认为整体是由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所构成，各部分之间及各部分对整体产生影响和作用，重要之处在于其中的动态平衡。结构功能主义和后来的系统论有密切的关系。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注重政治现象的客观情形，而不是首先着眼于政治制度、政治道德和理想目标，因而尽量不按惯例诸如依据宣言、纲领、法规、条文来展开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运用系统而又可分解的、动态的视角和方法来剖析问题，体现了政治内容的丰富性和政治效应形成的复杂性。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教育领域也采取了同样的研究方法，在诸如儒家经典教育的意义、科举任官的正面作用，以及家庭的不同功能等认识上，提出了不少与我们不同的观点。有些看法对于我们来说并非全都新奇陌生，少数观点我们也不能苛同，但该书显示的另类思维和逻辑，即认为任何事物或观念在不同的环境和结构中会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的观点，还是极具启发性的。
二
国内的中国现代化研究在80年代后期启动，通过10余年的努力，在宏观的整体性研究方面已经出版了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和《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等书，还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周积明的《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而讨论各个分支领域如经济、工商业、军事、教育、法制法规和思想文化等等的相关著述更多。
罗荣渠归纳了世界现代化进程总趋势的六大特点，指出现代工业生产力是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区分了各国现代化的启动类型（内源型和外源型）和发展类型（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型），并由此上升为现代化研究中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所谓“一元”即坚持物质生产发展的第一性，“多线”则是指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都有多向度的动态特征，即演进不止一种模式和一条道路。在研究方法上，他提出现代化这一历史大变革趋势是各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因而要具体地从生态、人口、社会、文化这四项“慢变因素”和经济、技术、政治、国际交往这四项“快变因素”入手，逐一考察并作综合联系的分析。可以说，通过罗荣渠和其他现代化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具有本土特的现代化理论已经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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