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2期第61卷
（总290期）No.22021Vol.61General No.290
编者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在三、四代学 人的辛勤经营和共同努力下，于该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名家辈出，成果叠现。林家有教授是
蜚声中外的孙中山研究学者，他安贫乐道，勤于耕耘，痴心学术近六十载，在思想引领、学术研 究、立德育人、服务社会方面，成绩斐然，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尤其是在孙中山的民族思 想、国家建设、社会建设、近代人物等方面的研究造诣颇深。本刊此稿，旨在发扬中山大学孙中
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的优良传统，推动我校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的传承与开拓者——林家有教授学术访谈
林家有，张金超摘要：此篇访谈主要是林家有教授忆述自己的学术经历及治学体会。林教授认为，学术拓展是学术研
究的使命，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与正确掌握评判、衡量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成败的
北部湾新闻
基础。问题意识、资料的积累以及研究问题的立场、思维和方法是学术研究成败的关键。学术成果是时代和特殊条
件下的思想产物，学术研究应该不断地探索和力求做到真实，给人以正确的导引。广大青年学子要树立永不停步的奋斗精神和增强勇于担当的使命感。
DOI ：10.13471/jki.jsysusse.2021.02.002
一、学术研究只有传承和拓展才有生命力
张金超：林老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您在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诸多重要的成果，您的学术经历和治学经验对后学有很大启发。那么，首先请问您高中毕业后为什么选择中山大学历史系作为报考志愿呢？您又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呢？
林家有：我出生在粤西的一个农民家庭，其时家里很穷。初中毕业之际，老师建议我参加工作，但我立志要继续读书。1955年初中毕业考到廉江中学读高中，1958年高中毕业就直接考上了中山大学历史系。因为之前有师兄在中大历史系读书，告之这里有名的教授很多，故我第一志愿就报考中大历史系。
我6岁时母亲因天花病去逝，初中时，父亲又去逝，弟弟由叔叔照顾，我完全靠助学金读书。政府每
个月给30斤大米，同学们回家拿点菜来一起吃，就这样过日子。后来中山大学每个月给我15元，是最高的助学金，吃饭10元就够了，剩下的钱还能买点书。在中大读书的5年，是改变我人生经历的关键时期，
中国人的价值观
*收稿日期：
2020—07—26作者简介：林家有，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510275）；
张金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广州510635）。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天津港大火我学会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
走向做学问的道路，是很偶然的事情。从中山大学毕业时，学校想让我留校，我读了5年本科，有点神经衰弱，感到非常辛苦。要留下来当老师，一定要先读研究生。我不想，学校就让我到物理系当政治指导员，我有这个资质，高中一年级就加入了党组织，又当过学生会主席、班长，但我想继续做点
研究工作。当时正好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来要人，向我们班要三个人，条件是一定要刻苦的、身体好的、能吃苦（因为对少数民族做调查很辛苦），我完全符合，组织上就派我进京。到了民族研究所，当然要做研究，但那个年代实际上不能，先把我们分配到山东黄县劳动锻炼了一年，回来又搞“四清”。“四清”结束回到北京以后，“文化大革命”又来了，许多同仁天天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我就回家里看书。
张金超：林老师，您从1963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参加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北地区地图编制，其间有五六年之久，这对您有什么影响呢？
林家有：民族研究所有民族历史、民族语言、民族理论三个研究室。民族历史研究室七八十人，由我负责组织学术研究工作。其时上级让谭其骧先生主持编撰《中国历史地图集》，所领导指派我到该书西北组负责新疆地区部分，我就组织一个班子，有七八个人，多是老先生，外语都很好，一干就是5年。这期间我读了很多书，接触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高校和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历史所、近代史所的学者，学到了很多知识。因为新疆部分关系到国家边界的走向，上面就指定由郭沫若院长来审稿，我那时不到40岁，经常到郭老家里去，他懂日、英、法文，我常带相关资料过去，他一边看一边改，非常认真。
编完《中国历史地图集》，近代史所黎澍先生欲留我到该所工作，参加《沙俄侵华史》的编写，但民族研究所不同意，我只好回去。在民族研究所工作13年，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学到许多老前辈做学问的认真、执着、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负责精神。1976年，刚好我在中大读书时期的历史系主任杨荣国老师病了，在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在京工作的中大历史系同学经常去看望他。其时杨老接上级指示，要其主持编写《中国通史》，他需要人手协助，就问哪个愿意回去中大，我未吱声，在历史所工作的黄宣民师兄推荐了我。杨老师立即写信给中大校长李嘉人，李校长马上报告省里，报告很快批下来。但中国科学院不同意放人，我说我是广东人，又是母校调动，还是比较适合回广东工作。中大很重视这个事情，又派刘嵘副校长和戈平校办主任到北京疏通。
张金超：林老师，您调回中山大学后，初期主要从事哪些研究工作呢？
林家有：1976年，我正式调回母校工作。先是协助金应熙先生编撰《简明中国通史》，通史编写组分古代史组和近代史组，近代史组有我和历史系的骆宝善老师、段云章老师，还有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张磊、黄彦、方志钦、张难生等同志，这个工作到1978年下半年结束。编完《简明中国通史》后，因为我研究民族学多年，人类学系的梁钊韬老师想让我过去，但我没有答应。这时，陈锡祺、陈胜粦两位先生要我回历史系，我是相对比较喜欢中国近现代史的，我们读大学时是五年制，前三年基础课程上完，后两年是选修课，系里有三个大的方向，即东南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我选的就是中国近现代史。再者，我进校时，曾跟两位陈先生一起去东莞劳
动，跟他们比较熟悉。回到历史系后，陈锡祺先生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孙中山研究室，他任室主任，让我当秘书，研究室后来改名，就是现在的孙中山研究所。就这样，我走上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道路，一直干了四五十年。回归母校至今，我觉得学术研究与大环境的良好关系是学者贡献智慧的根本条件。做学问是辛苦的，但也是快乐的。
说来也巧，我调回中大前后，章开沅、林增平两位先生开始启动组织编撰《辛亥革命史》，四处物人手。章先生当年曾和我系胡守为先生等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当编辑，我经常去看望胡老师，他介绍我认识了章先生，我们时常有交流。回到历史系以后，章先生要物人选编写《辛亥革命史》中的少数
路易士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民族部分，就到我。我一干就是三四年，中间参加了多次编写会议，跟着老先生们学了很多知识，结识了很多大学问家，包括林增平、吴雁南、隗瀛涛等等，他们跟我关系都很好。章先生经常说，“是我把林家有拉到这个行当的”，我很感激章先生，当时如果没有他给我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
张金超：林老师，您在民族研究所工作13年，调回中山大学后也一直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可以说，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术，您在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您的主要学
术成就吗？
林家有：关于治学成就，很难谈起。我这一辈子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就，但值得欣慰的是，一直没有掉队，没有当逃兵，学术上一直在追求进步，不断有成果推出。我喜欢看胡绳等人撰写的有分析、有深度的著述，这对我影响很大。做学问，从文本到文本容易，但除了问题意识、资料的积累外，还要有思想的锤炼。孙中山研究每到一个时期，也面临着研究领域的转向问题，我先后尝试着从民族思想、近代化道路，到社会建设、国家建设思想等视角的转换来展开问题的探讨，这跟我平时喜欢思考问题有关。
我写的文章有一二百篇，出的书也有十多部，但能传世的也就两三部。一本是《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它是国家重点课题，花费了三四年时间。当时学界有个论点，认为全世界现代化都一样，发生于欧洲，然后再传至北美、亚洲，表现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民主化等方面。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此书出版后，《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中华读书报》和中国台北《近代中国》都发表了评论，还被评为教育部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后又被评为全国优秀图书。前些年修订为《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书中的观点比较中性，台湾学者也给予肯定。另外一本是我与几个研究生一起写的《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其他人没有这样写过，我们开拓了一条路子，学术界反应不错，2014年修订再版。另外，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孙中山基金会
推出丛书十本，里面有我的一本论文集，即《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论及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与陈独秀的关系，孙中山的农村、铁路、商业思想等议题。这些研究领域别人之前都没研究过，我开拓的还是比较早的。
此外，当时组织上要让我担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所里还多次组织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把世界和中国著名的学者，比如德国的金德曼，日本的野泽丰，美国的史扶邻、韦慕廷，中国香港的王德昭，的蒋永敬、张玉法、陈三井等教授请过来进行交流。这样，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就慢慢有所起了。同时，所里又编辑出版《孙中山研究论丛》，前后一共16辑，刊载国内外最好的孙中山研究文章，影响非常广泛。
加上1991年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下册）由中华书局推出，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地位就奠定了。孙中山研究一代一代接力下来，全国有这样梯队留下来的并不多见。虽然现在陈胜粦老师、段云章老师先后去逝了，但是，长期坚持做孙中山研究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李吉奎、周兴樑、邱捷、桑兵等老师，现在赵立彬、谷小水、曹天忠、敖光旭、孙宏云、何文平、安东强等一批年轻学者也接了上来。我十分欣喜，希望能够代代传承下去。
张金超：林老师，您近六十年来的治学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林家有：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要有刻苦的精神和毫不动摇的使命感，没有坐冷板凳的毅力和吃苦的精
神，很难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做学问同做其他工作一样，必须要有传承和拓展。我不聪明，但很刻苦，平时读书也不少，有想法就写。最重要的是有一批学术成就突出的老一辈师友的扶持和提携，老师有陈锡祺、金应熙、陈胜粦等等，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有金冲及、章开沅、张岂之、林增平、魏宏运、李文海、李侃、龚书铎、陈旭麓、隗瀛涛、吴雁南、张磊等。我非常敬佩他们，认真向他们学习并严格要求自己。他们都是老师级别的人物，学术地位都很高，我对他们都很尊敬，每次开会时总是通过跟他们交流学到了许多知识。
尊敬这些老师还有一个好处，他们每次出版书籍都会寄赠给我，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对做研究和培养学生很有帮助。再有成就的人对老学者、老先生都要尊敬，我从中得益良多，老先生们觉得我不错，对我也照顾有加。198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组织召开“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世界范围内向组委会投稿的好文章很多，组委会事先组织个班子对来稿进行评审，成员有胡绳、刘大年、金冲及、章开沅、陈旭麓等老先生，还有我和李宗一两个年轻人。他们让我去审稿，有点提拔我的意味。我非常感激，如果没有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后来我的学术路走得就不会那么顺当。
另外，任何人写书，都不要自我吹嘘，不要认为自己了不起，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书写出来以后，是
要让别人去评论的。论学术成就的话，要相对来讲，不要把它绝对化。一个人如果骄傲自满，不可一世，别人就不会买他的账。
研究历史，不要把自己讲的东西都看成真理。任何结论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正确的，学术问题应该允许争论，不同意某人的意见，可以提出商榷。我从不会去攻击别人。
做学问，观点自由，各讲各的，不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想抬高也抬高不了，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深刻体会。有的年轻人文章写得一般，但也要给予肯定，对老年人更不要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年轻人要谦虚，要站对位置，更不能自以为站在制高点上去审判别人，把自己的位置站错，对别人说三道四。评论别人的文章，我一般不愿意写，如果确实要进行评论，应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和局限，不应过于溢美和贬低。
二、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张金超：林老师，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主题线索问题，前辈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有人认为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反抗史。以您多年来的研究和观察，您认为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主题线索，或者说近代中国人物思想的主题线索是什么呢？
林家有：任何历史人物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不管其思想主张如何，不论其行为表现怎样，归根到底
都是时代的产物。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实践，必须把他们放在其所处的具体的时代条件下去分析，结合其所处时代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来研究。只有做到知势论人，抑或知人论势，才能把握历史人物的真义；只有明了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以及环境的繁杂，才能将所研究的人物放到时代的具体环境之下，去寻历史人物生命的艰辛，才能理解势与人、人与势、人与人之间的成功顿挫、蹒跚跌宕之缘由。
任何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社会发展，总是不同程度地与外部国家、民族和地区相联系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开放的加强，这种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态势就更为明显。近代化大潮的出现便是如此。全球性是近代化的基本特之一，任何国家和民族想要置身于近代化的潮流之外，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近代化不仅是近四百年来世界近代史、人类文明史的中心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中心问题。自1840年开始，中国也卷入了近代化的浪潮之中。
也许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桎梏，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正是实现经济和社会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近代中国民族地位的不断丧失和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存在，堵塞了近代化前进的道路。当历史前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越来越成为实现中国近代化的首要问题。反帝反封建正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近代化，为中国近代化创造前提条件。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所追求的近代化必然围绕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展开。首先是追求民青岛理工大学学报
族独立，其次是追求社会民主。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首先是救亡图存，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其次是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社会民主。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尽管他们思想的兴奋点和考虑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们的看法和观念有所差异，但多数都是围绕近代化这一时代主题来立言行事的，他们或是近代化的积极支持者、推动者，或是反对者、抵抗者，由此导致了社会内部的分化，形成不同政治派别，出现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近代中国的各大政治集团、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争论，正是围绕要不要近代化，以及选择一条怎样的近代化道路而进行的，他们的思想和主张都是对近代化这一时代主题的不同回应、多元反响。
中国近代化的启动虽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但思想界的思考则始于战争前后。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也是近代中国倡导近代化的第一人。他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长技”，其所倡导和推动的海防运动，究其实，乃是一场早期近代化运动。龚自珍在朝廷上下沉醉于“海内清晏”之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宣告封建统治已经到“衰世”，“乱亦竟不远矣”。他讥切时政、抵制专制的激烈言论，包含着政治和文化近代化的深层意蕴。魏源在中英《南京条约》的刺激下，积极探索中国的自强之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林则徐的师夷“长技”的思想，使之更为具体化，提出在创设近代
军事工业的基础上还要扩大近代民用企业，并且要大力发展商业、航海业和海内外贸易。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的全面发展经济的近代化方案，影响十分深远。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达到“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目标。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主张革除弊政，奋力图强，抵御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和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也是围绕中国近代化而展开的。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官僚，主张适度改革，有限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张大力兴办机器工厂，修建铁路，铺设电报线缆；主张改革教育，培养新的技术人才；主张机器采矿，军备改良，海防建设等。他们创办的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以技术近代化为先河，带动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局部的近代化改革。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提出的弃旧图新的基本纲领，即政治上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兴办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上倡西学，兴学堂，开民智。实质上是要全面推进中国的近代化。
20世纪初年，围绕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和平改革还是武装革命，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交锋。前者主张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和平与合法的方式，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后者则决意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这场论战的实质是温和与激进两种近代化模式之争。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主张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来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治，以资产阶级认识
事物的科学法则来反对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主张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政治和文化的近代化，进而推进社会的近代化。因此可以说，近代化是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思想主题，是其思考的重心，不同政治派别思想主张的歧异实质上是该时代主题的多方折射和不同反映。
孙中山作为站在时代前列的领袖人物，其思想和活动实质上都是围绕如何实现中国的近代化而展开的，他的近代化纲领是其所处时代最科学、最先进的构想和方案。在他看来，挣脱殖民主义、封建主义枷锁是近代化的前提；实业化是近代化的中心；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则在于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崭新中国。以近代化为视角来研究孙中山，便把准了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的脉搏，为理清孙中山纷繁复杂的思想与实践到一条主线。同时，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作全面的阐释，既凸显和揭示了近代中国的近代化主题，表明了孙中山对时代主题的关切和时代主题对孙中山近代化思想形成的重要意义，也彰显了孙中山近代化模式、近代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孙中山对前人近代化思想的借鉴、扬弃与超越。同样，运用近代化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近代中国其他重要人物的思想和实践，也能收到“纲举目张”之效，为解读他们到新的视角和坐标，为理解他们思想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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