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两种心态在创作中的提现
在曹禺戏剧创作中，最具艺术魅力的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作为一个男性的创作主体，曹禺选择了女性形象来表达他的情感与理想，这与他的创作心理和审美情趣有关。犹如“五四“时期许多人道主义的男作家一样，曹禺对现实生活中妇女的苦难和所受的压迫持怜悯、同情的态度，但他却塑造了两类极端的形象：一类是繁漪、陈白露、花金子在内的“魔女”；一类是愫芳、瑞玉在内的“天使”。这样两极“魔女——天使“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作者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和特有的文化心理而这两类女性形象的巨大差异，也造成曹禺戏剧审美风格的明显变化。 分形
曹禺笔下的两类女性形象，恰好展现了一幅在现代意义上的“叛女图”与“淑女图”她们在人生追求、气质特点上明显相悖，从生活模式到心态轨迹都有较大的差异，泾渭分明。一极是追求自我扩张个性与物相争的为人主权；一极是生儿育女，扶老携幼，与世无争的女人天职。这样两极女性形象既反映了作者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和创作心态，也体现出作者对待女性的不同文化心理。这里所透露的“消息“是发人深省的。
马天尼曹禺自幼生长在一个没落黑暗的封建大家庭里，从小失去了母亲，又缺少父爱，使曹禺逐渐养成了内向寡言的心理个性。由于生活的经历，他对旧家庭和传统文化的弊端看得较清楚，
尤其对生活在旧家庭中的各式各样受苦受难的女性们特别关注。因此他一开始创作就把那些优美动人的女性作为构思的起点和中心，把他室息般的压抑沉郁的心理体验通过繁漪们这类女性形象宣泄出来这些女主人公成了他郁闷阴鸷情绪的代言人。在这里，作者追求的是生命的快感和自由，反抗的是压抑和禁锢。这种独特的心理体验以及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五四时期对个性和爱情的热烈追求统一起来，便形成了曹禺早期剧作中繁漪们这些郁闷叛道带有“魔性”彩的女性形象。
温州医学院王静门20世纪40年代，曹禺步入中年，他的三部成功的剧作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成功的喜悦和安逸的生活给他的创作心理带来了一些变化。这位剧作家已经不再有30年代那种反抗精神而是尝试做一个完美的社会人其审美视觉也从文化批判向社会批判方向转化，诗化道德的态度日趋明显，因此，他自然塑造完美无缺和符合社会标准的女性形象来载负他这种生命体验。于是，愫芳、瑞玉这样的“天使”就以截然不同于前期“魔女”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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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女性和传统女性作为两类女性的典型，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传统文化中，并作为民族的潜意识心理积淀在文学和戏剧的创作中。“五四”时代以西方科学民主精神为指导，提倡
声波时差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一批明显带有叛逆女性特点的女性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她们勇敢地打破封建伦理加在女性身上的所有束缚要求女性权利和感情的满足在社会上为女性赢得和男性同样的地位和权利，由于时代风尚的认同和推祟，叛逆女性形象前所未有地成为了女性的主流。抗战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时代风气、社会文化心理、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时代气氛由个性解放转向民族解放五四时期受到批判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规范也开始被重新认识在历史舞台上传统女性重新成为女性的主流。曹禺剧作中的两类女性形象正是这两类女性在戏剧中的重现。正象不少评论家所指出的，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民族的解放战争大大激发起人们的民族意识这就必然引起文化上的反顾，自然而然地向自己的历史文化寻求精神支撑。曹禺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在生死攸关的民族危难之际，致力于从普通人身上表现民族的传统美德，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愫芳等“天使“型的形象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从曹禺的两极化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对待女性的矛盾心理。在男性作家的世界里，女性美的标准是十分模糊的，一面是理智上赞美有个性解放彩的女性，从而产生了繁漪们这样同男性一样有刚劲性格的女性形象一面在情感上仍倾向于“贤妻良母”的传统女性从而产生了一种对传统审妻审母文化的赞赏。李小江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态度，
轨道根数直接源于男性回归自我又逃避自我的矛盾心态，‘两极化创作模式由此而生。这或许是因为男性的主体身份是即定的；他的现行行为是入世的，他的审美态度自然反射为遁世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魔女“们野性、雄强的性格，正是作者回归自我原始生命力）的产物，极度矛盾的繁漪正是青年曹禺内心情绪躁动的显示，繁漪们追求个性解放、人生自由，更多地体现出“人”的本能的情欲，这正是青年时代的曹禺所渴望的。“在一定意义上，他在繁漪身上所着力发掘的，正是人’的非理性的情欲，以及‘人’的‘魔性’方面。”]这些在性与精神两方面都站在时代反潮流潮头的女性形象，把作者心理中渴望驾御社会、历史、生命的愿望和难以把握社会、历史、生命的焦虑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其实岂止繁漪们面对社会、家庭时“雄强”的性格，是作家自我愿望的外化；即便是她们明艳的躯体、旺盛的欲望中所流溢出的生命活力亦是作家内心拯救自我于虚无这一愿望的形象凝聚。通过“魔女“形象的塑造，曹禺到了一个多年压抑郁闷的宣泄口获得一种心理上替代性的满足。至于愫芳们这一类“天使”型女性则是作者后期逃避自我倾向时塑造出来的，在她们身上，表现的是作者对爱情的体验更多体现的是精神上、理想中的情，更多了些空灵感，这其实也显示了作者向传统美的回归。这在作者自己恐怕也并不是十分自觉的这是由几干年文化发展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传统审美心理定势在抗战这个环境中，在作者身上的表现。尽管作者
对那些超越“贤妻良母”标尺，有着个性解放彩的繁漪们怀着同情与赞美，但这显然属于理性层面的肯定，而情感层面仍倾向于“贤妻良母”式的愫芳等女性。曹禺说过：“像愫芳这样秉性高洁的女性，我是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来赞美她们的我觉得她们的内心世界是太美了。”在国人眼中，女性似乎更应该具备温顺、姻静、忍耐的美德，“乐而不淫哀而不丧”的格调，象愫芳们这样既有如此“高尚"的美德，又软弱而缺乏行动能力的女性，也就能得到作者最大程度的赞赏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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