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上内容提要与关键词
2、引用一点《小说评论》的相关文章，最好是引用咱们自己的；
3、把三段之间的逻辑关系再清晰一下。
4、最好加上一个省部级以下的项目号。
5、改完之后发给我。
余竹平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南新乡 453007）
随着2009年《废都》的再版，庄之蝶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精神沉沦的标本再度浮出水面，重新确证了知识分子在世纪末的彷徨、颓废的心态。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困境日益成为严重的问题。而作为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铁凝并没有放弃对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描画和剖析，并试图刻画出他们“思想的表情”，留下一个时代的精神剪影。在她笔下既有跨越“”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也有活跃于当下的青年知识分子，既有文化名流也有辗转于底层的平民知识分子，其中既有对时代、社会、文化的批判，也有对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发掘，并表现出独特的立场和审视视角。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特殊的类型，1980年代以来一直备受关注，走过了由赞扬、歌颂到怀疑、批判再到丑化的道路。同时这类人也是铁凝关注的对象，方兢作为“”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大浴女》中是作为配角出现的，作者侧重展现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历程，揭露其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面貌和历史局限。与尹小跳的坦荡、宽容相比，作者侧重表现其精神的卑劣和萎缩。这大大翻转了人们对这类知识分子的预期，在公众的思维定势中，这类知识分子无异都是高大坦荡的：一如许灵钧、范汉
儒、罗等无论在公共视域还是私人空间都表现出高洁的品质，而方兢这一文学形象的塑造，揭示了在名人光环映照下的人格缺失。翻开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分子人格完美高尚者寥寥：孤独沉沦的魏连殳；心怀救国理想而终被现实揉碎的小知识分子汪文宣，从清纯而堕落的陈白露以及病态的个人主义者莎菲，读之不免令人失望。而文人人格的全面陷落是在“”，如果说知识分子之间丧失良知的攻讦、出卖令人痛心的话，那么那些心甘情愿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其人格的变异更具悲剧彩。“”是对全体知识分子的“清洗”，这“洗”是由里到外，不仅是精神的洗礼，而且要洗去你的声音样貌使之更加趋近人民大众，使“我”变成“非我”，譬如对《青春之歌》的反复修改，就是要洗去字缝中的“我”，把“我”挤出，于是“我”被压缩成了纸片状。而作家自己对“洗”的告白则更为惨烈：“在清水里泡三次, 在血水里浴三次, 在碱水里煮三次” ①，以期净化灵魂，洗去自我，压抑知识分子言说自我的欲望。到了80年代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兴起，唤起了知识分子再度言说的欲望，于是方兢们一时间成了言说的主体和时代的宠儿，往日的苦难便成了言说的精神资源，并在重复言说中确立了自己的公众形象以及虚妄的自信，这自信一则表现在对话语权的掌控上，再则表现在对男性魅力的张扬上，占有女人并夸张两性关系是他们炫耀的资本。然而不无讽刺的是，实际上，方兢在身体上是阳痿的，无独有偶，庄之蝶在身体上也
是阳痿的，身体的病态隐喻了灵魂的扭曲：成为名人的方兢拼命向社会讨要，连五分钱的车票都要拿回报销……种种丑行彰显了其人格的缺失。云梯杰克逊
到了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知识分子被迅速边缘化，逐渐失去了话语权，对于方兢而言，他不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精英，他的“苦难＋浪漫”再也无法唤起人们的兴趣和同情，电影不叫座，诉说无人倾听，对自己伤疤的展览如同阿Q摸着头上的癞疮疤还要说“你还不配”一样可笑。因而在新的时代，方兢的努力与争取就成了小丑的滑稽表演，然而方兢毕竟是一个有自省精神的文人，并试图超越自我，但是精神资源的有限和人格的缺失，又限制了超越的步伐，对此王安忆也有相同的看法，如《叔叔的故事》言及的一个细节：叔叔参与“寻根思潮”的讨论，总是试图主宰讨论的方向，却总是把我们引入歧途。同样，铁凝对这一代知识分子也有着理性的警觉，对知识分子的固步自封总是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对方兢电影“苦难＋浪漫”的反感；对于安德烈一成不变思维模式的嘲讽。精神资源的有限以及对世俗生活的沦入，使这一代知识分子终无超越的可能，因此由喧嚣走向失语就成了必然。这与其说是时代的悲哀倒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个人悲剧。正如庄子蝶没有化蛹为蝶一样，“叔叔”最终也没能成为喝鲜血的“鹰”，仍是吃腐肉的“乌鸦”。
而时时寻发言的机会、释放言说的激情就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树下》中的老于就是一位失去话语权的底层知识分子。老于曾经是中学时代的高材生，到了新时代，当昔日的同学从商从政发达之际，他仍然在郊区租着两间没有暖气的房子，然而他自视在精神上是优于他们的。他对同学会的拒绝，一方面源于内在的精神优越性，另一方面在于深刻的自卑感。当老于为了房子问题有求于作了市长的同学项珠珠时，早已尘封的言说欲望被重新唤起而代替了实际的欲求，言之凿凿如滔滔之江河，话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从人文学科到自然科学、从天文到地理，充分地展现了知识之浩瀚，同时老于所讲的故事也真实地表露了他此时此刻的心态：关于电影《莫扎特之死》的嫉妒主题，关于印度哲人奥修一本书中为鱼店命名的例子。当置身于项珠珠宽敞明亮的房子品茗时，老于在内心深处不也产生了自卑和艳羡吗？这岂不是与嫉妒有关？而关于鱼店的命名从五个字到无，由繁琐欲盖弥彰到澄明简洁，不正是老于对过于冗长的铺垫言说的厌倦与焦虑吗？然而他到底没有说出他的真实欲求，这次造访，对于老于来说，仅仅为他提供了言说的盛宴、说话的权力、一位忠实的听众、一次启蒙的虚幻完成：“老于被自己的讲述感动着，变得欲罢不能，有一瞬间，他觉得这是他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已经很久没对什么人说起过这类感想了，现在连他自己也惊奇自己肚子里有这么多要说的东西。”②然而这种言说与他的实际需
求又是风牛马不相及的，“老于差不多要声嘶力竭了”表明了言说者的焦虑与绝望，这不仅是对时代的讨伐，也是对自我的讨伐，或许还预示着知识分子话语权的终结吧？其中还掺杂着自我炫耀的快感，铁凝以此拆解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揭露了生活在传统文化阴影下的文人可悲可叹的命运。与魏连殳的不妥协不同，这时的知识分子虽有操守，但已明显表现出精神的焦虑和对价值的怀疑，然而由于对知识分子纯洁本性的守望，使老于最终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道德立场，从而成为铁凝作品中稀缺的“麦田守望者”。与老于相比，科员老马（《昏厥羊》）不仅丧失了言说的权力，甚至连吃蒜的习惯也被老伴禁止，偶尔一次快意的言说还使他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套中人”杜一夫更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处于全面“失语”的状态。
知识分子话语权的集体丧失，意味着他们在当今日趋没落的地位。因为“修辞现象背后话语系统的权力可能投射为话语主体的现实权力”③。1990年代是以经济效益为标杆的社会，商业精英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经济权力决定着语言修辞的变化，1990年代流行的话语或许是“大哥大、老板、登陆、打工仔”。因此贾贵庚的夸夸其谈并不能为他赢得赖以生存的工作，老于激情的言说也没有为他换取两间有暖气的房子。知识分子的话语陷于无权、无力的境地。所以，这些知识分子的再度言说就如“鬼打墙”一样经过一番徒劳之后又回到了原
地。因此，在新的时代，知识分子拿什么启蒙大众？以什么样的话语启蒙大众？就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或许李泽厚的话能引我们警醒：“知识分子不要把自己看作是救世主，而要认识到真正能够改变社会的还是经济力量，不要再以为自己能够起决定作用，以为一本书，一篇言说就能怎么样，那才是可笑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摆脱传统，所以它没法适应社会，老喊要‘现代化’，现代化来了，却不适应了，还是‘精英意识’与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在作祟，不想做社会中真正平等的一员。”④故此，对于当下知识分子而言要紧的是返观自身，克服内在的优越性，寻与社会结合的契机。如何转换话语系统实现华丽的转身，如何更好地引导大众文化增加其思想的含金量，这或许是知识分子应该思考的问题。余秋雨、易中天等学者已作了有益的尝试。他们把学术生活化、把哲理融入生活之中，从而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敬仰。
二、躯体修辞学：知识
分子肖像与世纪末图景
在躯体修辞学里面，男性的社会形象总是与文治武功结合起来，帝王将相都有异常之貌，“士”也有“士”的脸谱。传统知识分子无不是相貌清奇、玉树临风、风度儒雅，如《世说
新语》中嵇康的肖像：“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⑤本段话从相貌、气质、神采等诸方面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具有原型意义。在步步惊心 话剧1980年代的启蒙视野中，出现在公众视域中的知识分子无疑都是高大伟岸、举止潇洒的：“他（方兢）嗓音洪亮，笑起来身子频频向后仰，显得很随便，他手握烟斗，话到激动之处，他就把烟斗在半空中挥来挥去，有人称之为潇洒，她觉得他的个子比第一次见他时更高，因此，他像所有高个子的人一样，有一点驼背，不过并没有掩盖他的风度。”⑥这是一个女性视域中的成功男人的社会形象，激赏之情流淌在字里行间，同时如此高大、自信的肖像自然也隐喻他在社会中的不凡地位。而到了1990年代启蒙传统受到了挑战，表现在文学上，首先是人物身体修辞学上发出了不和谐之音，表现之一就是知识分子的“矮化”与“丑化”。对于铁凝而言，她一改1980年代对知识分子高大完美的欣赏，1990年代知识分子从眉眼、体型到服饰神态、举止样貌都不具有启蒙者的特征，如年轻的美工贾贵庚：“贾贵庚在男人里算是长得不出众的，他个子在一米五七左右，烟黄脸，肿眼泡儿，头顶上蓬着一堆粗硬而无光泽的乱发，由于吸烟和卫生习惯不好，嘴里的牙齿呈黄黑，他的装束也不利落，上衣总是过肥过长，下摆每每挡住膝盖，像是以此来模糊自己的身体，也使他的个子越发地矮了下去。”⑦作者工笔细描为我们画出一副毫无美感的贱民
之相，与知识分子形象毫无关联，既无高大威武之躯，亦无爽朗清举之气，而是肮脏、丑陋甚至病态的形象。他完全颠覆我们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审美期待。铁凝创设此形象以表达她对知识分子这一体的理解，从生理学上拆解了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依据，我们也可以此作为解码器对人物的精神心理进行解读，身体上的劣势直接导致了精神和行动上的自卑，当狗向他扑来时，“贾贵庚便腿软似地往地上一蹲，他腿软地蹲下去是向狗求饶的意思，那时他的表情是受到突然惊吓后的失神和失神状态下的自卑”⑦ 。在传统修辞学中，高大威猛预示着荣耀地位，弱小的男人预示着社会地位的地下、身份的卑微，这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即使面对一条狗，贾贵庚也表现出极度的自卑和懦弱，因此他在现实中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由于“手小”导致了婚姻的泡汤，当他把手搭在小美肩头时已没有了方兢的从容与自信，作者用捂、盖、扶、搭，来表现他的窘态，在事业上更是毫无进展。作者还进一步挖掘他身上致命弱点：理想大于行动，有言说的激情而无行动的呼应，凸显出知识分子行动的迟疑性。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唐吉柯德”，一味沉浸于过去的“辉煌时光”，只有清谈而缺少揭竿而起斩木为兵的决绝与勇气，最终只能被时代所抛弃。
其他知识分子也有雷同的状貌。杜一夫的衣服“老有一种馊米饭的味儿，他老是穿深衣服也不顾满脑袋头皮屑一个劲地往下掉，深衣服衬出肩膀上两小片灰白颗粒像细箩筛出
来的面，使他看上去十分疲惫似乎经常彻夜不眠”⑧（《马路动作》）。“老马觉得自己脏，这脏并不是由于他不洗脸不洗澡，只是再怎么洗也洗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意思，……老马常常暗想，自己当属于人中的‘自来旧’吧。他不愿意照镜子，镜子里那张萎靡不振的汗毛里滋着油的脸他不怎么敢看，那会使他对自己的评价更低。”⑨（老马《昏厥羊》）“高个儿，弓肩，黄白皮肤，眼皮浮肿着，剃着光头”。⑩（林先生《死刑》）
以上是铁凝作品中几幅知识分子肖像，从声口状貌到服饰神情无一不是疲惫、肮脏、平庸甚至病态，完全蜕去了传统知识分子清朗俊奇之外貌，也没有启蒙时代“须仰视才见”的高大，更没有耶稣为众人受难的悲壮神，面对如此状貌，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自恋不起来。作者写出的只是生活在底层的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另外，作者从言行举止上进一步地消解了知识分子的崇高：贾贵庚向狗跪地求饶，老马因不到机票怕被众人谴责而跪倒在地；林先生的叫骂；杜一夫的从窗口跳进跳出。作家由此揭露出知识分子在1990年代沦入底层的尴尬地位，揭开他们被扭曲变形的灵魂，还他们以生存的真面目：一方面，他们被日常生活所困扰，逐渐沦为俗人，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又无反抗现实之勇气，或清谈无为或安于现状。作者对他们的批判甚于同情，在他们身上已丧失了蓬勃
的朝气和生命的活力。相反，女性的躯体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铁凝笔下的女性躯体有三种类型：其一是“美”的躯体，如西单小六、唐菲等有妖艳的身姿并自觉地适应男权社会的需求，成为男人把玩、欣赏的尤物；其二是“棒”的身体，竹西、陶又佳、尹小跳、女教练，这类女性是作家的独创，源于西方油画中“浴女”形象的影响，她们不仅是美的，而且有阳刚之气；其三“雄性”化的躯体，如白大省从体征到性格都是男性化的。作者对第二类“浴女”形象不无欣赏，表现了作者建构完整躯体的努力。从彩上来讲，它们是洁白鲜亮连汗毛都闪着金的光芒。与上述知识分子的“烟黄”、“黄黑”形成鲜明对比，体型是高大健美的。作者在《河之女》中以及评价塞尚油画《大浴女》、格拉西莫夫《农庄浴室》时都流露出对女性躯体的礼赞，而且，铁凝认为女性而不是男性的躯体能给人带来安全感。比如苏眉对竹西裸体的感叹与欣赏，在此表现出作家的审美取向和情感走向。以此比照出男性的矮小与病态，完全颠覆了传统躯体修辞学对两性躯体的设定。如果说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那么身体的扭曲则直观地投射出灵魂的病态，作者由此写出了在新的时代，底层知识分子由身体到精神的全面退化。
其实在历史上，知识分子也时时有沦入底层的危险，如元朝的“九儒十丐”，然而,既然是知识分子，就应该有自己的道德坚守。儒家对“士”的要求是“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但如杜一夫、贾贵庚、林先生之流既不能“美政”，亦不能“美俗”，而是被大众当作异类看待，杜一夫因惧怕人而甘作“编者的话作文套中人”；“倒霉蛋”老马更是被同事嘲笑、老伴欺压而不自知；而林先生则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走上了毁灭的道路。这些知识分子既不能完善自己的道德，同时也失去了平民关怀，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成了时代的“多余人”。有的甚至害人害己。这里就涉及到钱穆所说的“退婴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他们在危险面前时时需要依附和安全感，如老马自喻为弱小动物昏厥羊，杜一夫对人的躲避。这种“退婴性”说到底是源于“畏水泥胶砂流动度”，对权力的恐惧，尤其是经过“”洗礼的杜一夫、林先生更是有感于权力对个人的规训，由此主动选择了放弃话语权，试图做一个“大隐隐于市”的普通人。然而真的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投入大众之中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何况他们的内心真能平静吗？自绝于世而又异常热情的“马路动作”，不也彰显出内心的寂寞和人格的分裂吗？作者表现出她对此类知识分子潜在的批判和对知识分子道德立场的坚守。
三、逃离世俗与生存之思
“真”是铁凝始终如一的追求，这“真”是指真性情、真人格近似于道家所说的“真人”，道家强
调自然和人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故而追求放任山水的旷达人格，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生命境界。而铁凝对“真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的追求或许不是来自传统，而是来自于西方绘画，由于家庭渊源，其父是一位热衷于西方绘画的画家，因此铁凝从小就耳濡目染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她在绘画作品中体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对人类灵魂的洗涤，再加上“”期间对虚假的看惯以及下乡插队对人性真淳的切身体会，所以铁凝追求一种健康的而不单薄的美的生命，因此可见，铁凝是从生命意义而不单是审美意义上肯定了生命之真，并倡导以真性情、真面目示人，这自然与道家的人格理想有相通之处，同时也暗合了海德格尔对理想生命的描述“诗意的栖居”。然而，人在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都要受到权力的“规训与惩罚”，人类真的能“诗意的栖居”、获得身心的舒展与放松吗？知识分子真的能如“竹林七贤”那样的旷达率性吗？在铁凝的作品中她以知识分子为载体表达了她的思考和困惑，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带着人格面具，在本我、自我、超我之间挣扎徘徊。《对面》中言说了人与人对面的障碍与尴尬；编辑李曼金在满脸笑容背后，隐藏着言说真相的鬼祟和期待，她渴望在退休欢送会上，“当着单位全体人员的面，当场告诉大家她最不喜欢谁，她最憎恶谁，她最腻歪谁。一想到‘当场告诉’这几个字，李曼金甚至有种难耐的亢奋和预先的快感” ⑪。这段心理描写真实地袒露了知识分子在生存重压之下人格的变异、在文明
掩盖下的病态。那么，人与人如何能坦诚面对？知识分子如何能时时检视自己的灵魂，保持灵魂的“真”，就成了铁凝关注的一个命题。在《蝴蝶发笑》中，作家通过一个知识分子杨必然的生存困境作了形象的解答。“编辑杨必然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高、胖、白，戴眼镜。镜架是60年代那种普通透明塑料的，架在杨必然的鼻梁上却不显落伍，反倒平添了一股子天真的学生气，也与他的绰号合拍——人称大胖孩子，日常生活中的杨必然，有着孩子样的执拗，孩子样的随和，孩子样的令人捉摸不透，他牙齿清洁，指甲整齐，头发有点提前谢顶，平白无故地就爱出汗，即使严冬季节在户外。” ⑫这一肖像描写与同期知识分子迥异，给人以清新爽朗之感，作者用“白”、“天真”、“学生气”来表现他未经世俗污染的真淳，力图凸显其“真人”形象，这“真”不仅表现在外貌，还体现在对生存处境的体察上：他不满于白天走路的拥挤，于是每天午夜时分独自走两小时的路；并说服妻子与自己卧雪而眠，这无异于嵇康的裸奔。这些都体现出对灵魂自由的捍卫和对世俗湮没性灵的抗议，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对浪漫和唯美的追求，从生命角度来讲，是健康的人性的生活。而且，他不畏权贵，敢于退回名作家的小说，足以显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良知，可以说他的身心是和谐的，并不受社会的规训和制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他与现实的关系却是处处“别扭”：妻子因不能忍受他怪诞的想法和行为迅速与他离了婚；因为退回了名作家的稿
子被扣发了当月的奖金；由于他无法忍受少女T恤衫上巨大的蝴蝶而试图取掉它，被当作流氓并丢失了工作，最后还迂腐地挑剔有些人叙述他这个动作时所用的字眼：掐、扯、拽，其认真劲儿如同阿Q被杀头前对圆圈是否画圆般可笑、滑稽，在此作者流露出对杨必然纯洁精神的理解和赞许，同时更蕴含了对时代的反讽：一个按照内心生活的健康人，在社会中却被看作“病态”的犯罪分子，表现出严肃的现实批判精神。同时作者进一步的思考：人在何时何地才能保持生命之真、实现自由自在的生存？这在铁凝的散文《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河之女》中做出了回答：作者认为人只有在“雾”、“水”等有形物的遮掩下，在一个相对远离世俗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诗意的生存，生命中有了这样瞬间的灿烂也就没有遗憾了。然而绝望之情还是从字里行间流溢出来，正如同白大省无法改变自己的绝望呼叫：永远到底有多远？人到何时才能摘下面具坦诚相对？铁凝在此表达了自己的忧思。同时对杨必然作者也不是全然肯定，他的幼稚、迂腐和不善辩论，使他丧失了为自己辩解言说的机会，而真正理解他并肯为他辩解的“大十岁的女人”言辞又是混乱不清的，编辑的 “知道了 ”便粉碎了杨必然复职的梦想，所以文末发出了意味深长的一问：“杨必然是谁呢？”74ls164暗含了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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