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Ro1aadBarthes,1915-1980年),法结构主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符号学家,出生于海军军官家庭,童年曾受过良好的艺术教育。1934年中学毕业后,曾计划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但阻碍了他走上学术之途。1939年战争爆发,兔除兵役的巴特在比阿里特和巴黎的中学任教。病愈后他获得了去海外教授法文的教职,先后去过罗马尼亚和埃及。五十年代他曾在主管海外教学的政府文化部工作,并开始撰写文学批评著作。六十年代他在大学系统外的一个机构——“高等研究实验学院”谋得一个教职。尽管六十年代末他已成为巴黎名流,与列维一斯特劳斯、福柯、拉康等人齐名,但直至1976年,才被聘为法兰西学院教授。1980年死于车祸。 巴特是本世纪下半叶在法国文坛上最活跃、最不拘一格、也是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同时他也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折时期的关键人物。他的主要论著包括前期结构主义时期的《米歇莱自述》(1954年)、《神话学》(1957年)、《论拉辛》(1963年)、《符号学原理》(1964年)、《创评与真实》(1966年)、《时装的系统》(1967年)和后期解构主义时期的《S/Z》(1970年)、《记号的帝国》(1970年)、《本文的欢悦》(1973年) 、《巴特自述》(1975年)、《恋人絮语》(1977年)、《描像器1980年)等。其早期的美学思想主要包括:
1966年,罗兰·巴特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这篇文章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观点出发,在托多洛夫可榜霄玛斯等人的基础上,为叙事理论开辟了新的方向。和以往的结构主义一样,巴特从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出发,指出在语言分析中,句子可分为三个层次:语音、语法、语义。这些层次之间至少有两种关系:从同一层次上看有“分布”(dskbtto:la)的关系,从不同层次或超层次上看有“融合”(ntegratve)的关系。为此叙事文的层次也可以参照上述分析方法而分成三层:功能、行动、叙述。各层次上有单元分布关系,不同层次上有融合关系,如“功能”的确定须决定于角的意向或故事大体的“动向”,“动向”的作用、价值又须看它在整个“叙述”中的地位而定。 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符号”或“符号体”(包括文学作品)不仅可以分为“形式”与“内容”,仔细的分析还可以分辨出“实质”与“表现”。在这四种因素中,真正对立的是“形式”与“实质”,而不是“形式”与“内容”。也就是说,对一种符号体详细分析,可发现四种层面
的存在“表现的形式”、“内容的形式”、“表现的实质”、“内容的实质”。而以文字为媒介的“表现的实质”的“叙述体”只是多种叙事体中的一种。其他艺术形式如电影、哑剧等都是以叙事为主的符号表现体。“叙事文”与其他媒介的“叙事体”必定有相同的叙事原则,这些原则正是结构主义方法所要探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特接受了语言学的分析模式,并且在全文中都以“功能”、行动和叙事等三个层次分析叙事文体,尽管其中有模糊费解之处,但毕竟为叙事理论走出了一条新路。
“功能”是叙事的基本单位,也是讨论叙事文的最基本课题,以往的结构主义者或形式主义者对此都有过论述。如列维一斯特劳斯把他的叙事单元称之为“神话素”少年闵子骞电影,但他对“神话素”的界定,如同普洛普的童话“功能”一样,是由比较故事中类似的情节事件得出的,并按它们在情节发展上的功用而认定它们是”功能”或”神话素”。这种分析过程仍然依靠直觉,不够严谨。为此巴特对”功能”作了更为严谨的描述。他对”功能”的分析建立在对艺术品的另一种基本看法上,即:艺术品里的所有因素都有某种作用。他说:”文艺作品不容有废话,就如同音乐里不可能有噪音一样”。这就是说,在文艺作品中,每种因素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虽然它们发生作用的方式与角度可能不同。在确定”功能”单元时,必须考虑的是表商文句的叙事作用,但同时要记住”功能”并不一定要通过动词表达。描写句、对自、独自等都可以包含
戎形成”功能”单元。巴特以《金手指》里偿姆斯·庞德的故事为例,在”詹姆斯镍铬合金烤瓷冠-庞德看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这个句子中,至少包含了两项叙事作用,即两种“功能”:(1)人物的年龄成了某个肖像的一部分(其”用途”对故事的其余部分并非没有,而是不清楚,以后才会知道。(2)叙述的直接所指是庞德不认识他未来的谈话对手。同时,”功能”在实际作品中也没有一定长度,它可以由一个句子表达,但也可能自好几个句子,甚至整段、整章来传达,一个句子也可能表达一个以上的”功能”。
“功能”或”叙述”单元的组合方式如前所述有两种:“分布式”与“融合式”。“分布式”中的单元可称为真正的”功能”,是故事的主干,”融合式”中的单元罗巴特称之为”标志”(ndeces),它们与故事情节距离较远,但涉及故事的背景、人物,的外表及性格或场地气氛的描写。功能又可分为”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前者在f宵节上具有关键性作用,后者则是导向、促成主要情节的细节。剔除戒掉挨一项”主要功能”会影响一个故事的大局和结构,改动一项”次要功能”则会影响文章叙述的局部面貌。另外”标志”的主要作用是显示于”行动层”和”叙述层”。
叙事单元的组合就如同句子的语法。其中”标志”的组合相当自由,”功能”的组合就不同了,它们之间不仅有时间性关系,而且有逻辑性关系,这两种情形并存造成了叙事俗话法”的混
淆。巴特认为,所谓”时间性”其实只是叙述文结构的一种分类,正如不同的语言里,时间的观念也是语言系统均一部分而已。叙事文里,因对!玛”的存在是叙事功用的一部分(符号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磷定”时间'是什么,因为在有些语言里根本没有现在、过去、将来的区别。时间既然是一种幻觉,在谣言里又不一定有共同性,那么规范叙事文的规则或逻辑又是什么呢?在此己特没有窒走格雷马斯、列维一斯特劳斯以语言学为棋式的老路,而是提出了从人物历傲的”抉择”中,可以窥视叙事逻辑,因为小说的文属与人物在事件中所做的抉择有密切的关系。他称之为”行动逻辑”n 二甲基亚硝胺。
比“功能”高一层的叙事单位巴特称之为”功能系列”,这是有逻辑关联的一系列”功能”的组合,一个相当琐细的”功能系列”又可构成更高一层的动作,它本身遥常只是导致另一个”功能系列”的一个环节。”功能系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在情节发展中随肘可以形成一个”选择点”。
巴特的”行动”层主要处理人物的结梅。西方的叙事理论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俊特别重视事件情节,而较轻视人物。但己特指出,人物分析上最困难3号是”中国课堂教学网主角”的问题。小说中某些”行为者1978年12月发生了什么大事”是否特别有资格当‘主角”呢?不同的传统常以不同的行为者充当”主角”,而且”主角'通常
有桶对的角来陪衬。而事实上,”主角”和陪衬者都是最基本的人物,也就是说叙事文通常是采用”双重主角”。巴特还一再强调人物的分类应该以语言中的分类为模式,丽不应以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为模式。他认为语法上的人称分类与小说中的人物分类有密切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巴特的叙事理论既与西方传统的叙事理论有相同之处,又具有结构主义的特点。
叙事作品中有所谓施惠者与受惠者,在叙事过程中,在接受者与授与者之间也有”接受”与”给予”的相应项目。从人类传达信息的观点看,叙事体也成为授受的一部分。一个故事需要有”传述者'和”听述者”,但授妥之间,最主要的还是使传达成为可能的通讯符号,它一方面表示叙述者的存在的信号,一方面则表示读者存在的信号。其中读者均信号较难寻,也较少受重视3研究较多的是叙述者存在的信号。结掬主义者也强词”作者”与”叙述者”的分别,叙述信号所能透露的只是”叙述者”的存在,与作者无关。巴特认为叙述方法只有两籽,一是个人的”,一是”非个人的气有些现代小说非常强调叙述方法的统一,但很多小说却常常往来子主客现之间,以主客观的转换为描写心理深度的捷径。
巴特最后还指出了两项基本程序:一方面是形式上的”写实”,另一方面在形式之上”意义”程
序,产生”叙述意义”。文学上的”形式”程序时常故意”曲解”形式,借着不平常的陈述过程以达到特殊”意义”。这就导致了结掬主义对qltv”写实”问题的特殊看法,因叙事作品是有层次的,我们可以通过综合程序把握住陈述的片断,以高层次的事件把握低层次的单元,使零乱的细节得到统一
巴特的这套叙事理论虽然比较严密周详,但他忽视了叙事体有多种多样的结构关系,一个单元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功用,他规定的结构主义的叙事原则仍然局限性很大,难以说明极为丰富的文学现象。这是因为巴特仍未跳出语言学的方法来探讨叙事作品的结构,他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化'成了语言现象,因而也就暴露了其方法论的缺陷。
符号学理论
巴特于1953年发表了他的重要论文《写作的零度》,探索古典的法国写作的风格,这是他结构主义符号美学思想极富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也是对萨特的文学纲领的反驳。作者论述了“什么是写作”、”文体”的本质,他认为文体作为个人的封闭步骤,与社会无关而又易于为社会青睐。语言只存在于包括文学在内的使用之中,文体却不限于此。某些形象,某种叙述方式以及采用的词汇都与作者本人及其过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巴特就比作了一个结构 主义的解释:”文体按其本来意义说,是一种萌发现象,它是‘气质'的蜕变。所以,文体的影射被深深地掩埋起来;言语则有一种水平结构,它的秘密与它所采用的字词同处于一条基准线上,它掩盖的部分被说话时间的延续所揭示$在说话时,一切都是现成的,即时利用,用词句表达、沉默及诸类动作一齐涌向一个已废弃的意义,这是不留痕迹又毫不迟疑的移情。文体则截然相反,它只有一个垂直面,它可以潜入千人封闭的回忆之中,从某种实际经验出发,形成它的晦暗性。文体绝不是晴喻以外的任何东西,也就是说,只能是文学意向与作者躯体结构之间的方程(必须提示,结构是时间延续的仓库)。”因此,文体成了一种‘隐秘”。而写作即风格,”风格的零度”,即”无风格的'、空白的、透明的写作方式,”纯洁的写作”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写作决不是交流工具,它不是一条只倍说话悔劫机通过的康庄大道”。在该文中,巴特观察事物的角度已不再是搜集可供实验印证的资料,即用实证主义的眼光看待客观世界,而是把一切表达形式都看成是符号,这些符号的意义不是取决于任何内在的特性,而是取决于惯倒、关系和系统。他主张文学批评应从具体的作品出发,只对作品本身感兴趣,其矛头针对法国传统的实证主义批评,被认为是法国新批评派的宣言。
巴特涉及文艺理论、文学批评、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他的思想经历了存
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多次转变,但他的思想有一条明显的线索,那就是把写作的风格和社会的氛围与语言符号的结构联系起来,结构就是广义的风格和氛围。巴特早期的文学批评理论强调作者的风格。风格并不限于修辞的范围,而是语言意义本身口风格同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但风格不是个人有意识的创造。风格一旦出现,就有了不依作者意识为转移的生命力,用巴特的话来说:”语言结构的水平性和风格的垂直性为作家提供了一种天性”,写作是”语言结构和风格之间存在的一种形式性的现实”。风格是写作的“零度状态”。“零度”本来是语音学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没有特定所指的能指,比如,婴儿发出的声音,它不能起到区别所指的作用,但却具有能指的性质。巴特借用这一概念说明风格并不反映语词的差别,而是语词差别的“零度状态”,是造成语词差别的纯粹的差别,是有与元的对立。写作是从风格创造出作者的意义的过程。
魅力:事物的神话
在《神话学》一书中,“风格决定论”的思想从文学领域推广到社会领域。巴特力图说明,社会中的每一事物都不是自然存在,其意义不在于自然属性,而在于文化特征。每一事物的背后都有一个”神话学”,神话学就是对事物的文化特征的解释。正是神话学的解释赋予事物
以特殊的魅力。魅力和风格一样,是一种文化氛围,它决定了一事物所包容的要素的特殊意义。我们以巴特所说的”牛排的神话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人们在吃牛排时R享受的唁不仅是牛排的美昧,而且也是它的特殊魅力。牛排代表了”肉的核心”,是”纯粹的肉”、吃牛排象征着吃得津津有味,吃得有劲有味。巴特形容吃牛排的氛围是,”谁分享了它,谁也就消化了牛一般的气力”。”酒的神话学”也是如此。酒不只有味道,而且有视觉印象,不仅如此,酒总是与想象中的气氛联系在一起,它象征着悠闲、恬静、文雅的生活方式,与粗鲁、喧闹的酬酒相对立。喝酒的过程象征着对生活的品尝,是自我陶醉的过程,喝酒成了一种仪式、斟酒、举杯和品酒都有固定的格式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