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过纲要
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3]
从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专题汇报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规划纲要，经过一年多时间，京津冀协同发展即将完成顶层设计，实施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主要着力点也已清晰明确。[3]
物质与反物质
会议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3] 会议强调，要坚持协同发展、重点突破、深化改革、有序推进。要严控增量、疏解存量、疏堵结合调控北京市人口规模。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
领域率先取得突破。要大力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增强资源能源保障能力，统筹社会事业发展，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要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要抓紧开展试点示范，打造若干先行先试平台
2015年5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炉，规划将北京地铁6号线通至河北燕郊、大兴线通至河北固安、房山线通至河北涿州。受地铁即将开通的影响，有不少北京上班族趁周末前去看房，部分楼盘每天签约三四十套，有楼盘开盘一天房子便卖出了8成。此外，燕郊有的楼盘已涨价约10000元/平米
二、改革蓝图
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了细化清单和路径设计后，还得三地踏石留痕的执行力，并重视改革驱动的作用，用改革为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势能动能。[5]
有了规划纲要，意味着京津冀地区政策互动、资源共享、市场开放会被纳入到体系化、全局性设计中。这有利于在统一规划产业布局、生态结构，建立一体化市场，将首都“健体”
还俗方丈
做减法和区域联动算加法结合。京津冀区域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北京有“大城市病”，津冀则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而协同发展、协调迈进，则是化解的不二良方。至于怎么协调，有了极具针对性的细化清单和路径设计后，还得三地的主动作为、踏石留痕的执行力，并重视改革驱动的作用。[5]
这种改革，是囊括多方面的，它旨在形成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多向反哺。可以预期，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政策松绑及由此带来的巨量资金流均不成问题。前不久，北京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天津自贸区已经挂牌，河北优势产能也正在“走出去”。而据财政部此前估算，三地协同发展仅在未来6年内，就可能撬动42万亿元的投资。京津冀成为资本青睐的热土，已成定局。[5]
土壤通报但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放眼长远，不能只是成为资本的盛宴，还得重视改革创新的内生动力。它要在“新常态”语境下形成新增长极，就得在行政规划先导的环节，以改革提升并改善政府治理，通过建设法治、责任、阳光政府来避免走弯路。[5]
一方面，三地应在协同发展框架下谋划各自发展，完善落实京津冀协议责任机制，清理和
废除妨碍区域统一市场形成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切实做到平等互补、相辅相成。另一方面，在政府职能转变上，三地都摒弃高成本与低效率的治理模式。以环境为例，作为全国空气污染最重的区域之一，京津冀三地均面临着严峻的治理形势，所以区域联动治污当在制度、布局、技术等层面更好地破题。
协同发展，还应秉持“民众福祉改善”的导向。要保障京津冀全体公民能共享区域经济发展成果，在地区、城乡和不同人之间实现均等化，其中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的目标尤为迫切。比如，消除人才在区域内的流动障碍，探索共享优质公用服务资源的新路径等等。[5]伊甸园信箱
《纲要》落地，大幕开启。协同发展需要在改革助力下，形成更强大的势能与动能，唯有深化改革的铺路，才能消除落实中的诸多难题，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5]
2015年7月，在11日闭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的意见》。其中，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些重磅信息首次向社会披
露：北京将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在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控”与“疏”双管齐下，严控新增人口，2020年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中心城区力争疏解15%人口。
这将北京从单中心模式变为多中心模式，解决人口拥挤、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的困扰，是政府和社会达成的共识。但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变化敏感而复杂。此次会议透露的信息意味着，北京真正在功能疏解方面实现历史性破局。亲密关系的变革[6]
三、何为先导
京津冀协同发展，以何为先导
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复杂的要素资源整合、消除行政壁垒、统筹社会事业发展等多个层面，既包括产业、项目等“硬件”性质的通关一体化，也包括区域行政管理方式、公共服务等“软件”性质的通关一体化。这两个一体化，决定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度。[2]
北京需要将低效益的经济部门和低辐射的公共事业部门转移出去，但这个转移过程不是简
化的“甩包袱”和“接包袱”，而是旨在通过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空间，培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生极。如果不能清晰划分区域内三地的经济职能，而是争抢相对高效益、高附加值、能获得高投入的项目，那么产业的转移对接就可能出现梗阻甚至无序现象，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和承接就无法形成平衡的、有利于内涵集约发展的新经济格局。因此，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求区域内各经济重心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互补型财政机制，建立利于整体利益增长的决策沟通和配合机制。[2]
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率先突破的交通、生态环保命题同样如此。交通一体化，包含了若干重大投资项目，这些投资对提振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至关重要，但其目标不能仅仅定在这一层面，还需要结合区域的总体发展规划加以考量，投资需要配合区域内的人口、产业分布特征，避免盲目投资、重复投资、过度投资，延长投资的边际效应期。生态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已有共识，但在落后地区仍面临先要经济增长还是先要环境保护的选择，既要让落后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合拍的经济发展节奏，又要让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获得长期稳定的行政、经济、民心资源支持，需要更高水平的协调。[2]
这种协调光靠行政力量无法实现。行政力量能够协调的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总体方向、总体
资源分配比例，而具体到每一个子项目，哪一个企业的搬迁、哪一类体的转移能实现要素配置优化，还需要尊重市场的配置作用和法治的保障作用。一个时代的斯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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