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武，谭砚文
覃 (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642 ) 【摘要】本文运用索洛余值法对 1979 —2007 年深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进行了测算。 结果表明，
剔除 1986 年第一次经济发展大调整导致的异常数据，深 圳 年 均 28. 81 % 的经济增长速率，源于大量的资本投入，其 年 均 增 长 率为 24. 05 % ，对深圳经济的贡献作用高达 78. 48 % ，而劳动的作用非常不明显，仅 贡 献 了 5. 71 % 的 份 额，同 时 TFP 的 作 用 也 过于偏低，仅为 15. 81 % ，因此可以认为，深圳 29 年来的发展模式属于资本推动型的粗放式增长。 在面临着特殊政策普惠化，
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等四个愈来愈严峻的外部与内部环境约束下，深圳特区必须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 型增长，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关键词】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索洛余值法; 深圳特区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识码】A
亚奇迹的神 话 ”一 文 中 曾 指 出 的，东 亚 新 兴 工 业 化
国家 60 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所依靠的主要是资本 和劳动者的大量投入，而非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 高，
这种依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与前苏联黄金时 期的增长模式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克曼认为不 存在什么东亚奇迹，
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终将无法 持续［2 ］。
尽管克曼的观点依然值得商榷，但以此反 思深圳过去的经济增长奇迹以及现在的表现，深圳 20 多年的高 速增长背后的推动 力 是 什 么? 深 圳 的
生产效率如何? 为何现在表现出后劲不足? 特别是
当前深圳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的严重约束，同时， 经济特区所拥有的特殊政策不复存在，必须在同等 制度和政策环境下与内地展开竞争［1 ］，深圳的下一 个 30 年将何去何从? 给予这些问题具体的回答正 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至今，专门研究深圳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仍属
空白，甚至探讨深圳市将近 30 年整个经济系统生产 效率问题的文献也不多。鉴于深圳在我国改革开放 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深圳的特殊地位与作用，
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更清楚地认识深圳经济增长
的内在逻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结构安排 如下：第二节构造本文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索洛余值 模型，第三节是对估计模型所使用到的产出、资本、劳
动数据的相关说明，第四节进行模型的计量估计及测
1 引言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市自 1980 年
至今短短的 29 年中，依靠国家的政策支持、比邻香 港的区位优势以及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取得了辉 煌的成就，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 国际大都市，以跨越式的发展创造了世界现代城市 史上的奇迹［1 ］
。
特区创建之初，城市人口规模不足 3 万，经济总量只有 1. 9 亿元人民币，至 2007 年底， 已经拥 有 861. 55 万 常 住 人 口，城市建成区面积 764 km 2
，实际管 理 人 口 1300 万。2007 年 全 市 生 产 总值( GDP )6765. 4 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大中城市 中位居第四；人 均 GDP 达 到 79221 元，合 10628 美 元① ，排在上海、北京、广州的前面，位居全国各大中 城市之首；外贸进出口总额 2875. 33 亿美元，在全国 大中城市中居榜首。1979 —2007 年期间，全市 GD P 按当 年 价 格 计 算 年 均 递 增 33. 76 % ，超 过 同 期 全 国 GDP 平均增速 20 多个百分点，人均 GDP 由 1979 年 的 606 元增至 2007 年的 79221 元，增加了 130 倍。 深圳的发展奇迹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
的伟大成就。 然而，正如 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保罗 · 克 鲁 格 曼 ( Kruman · Pa u l ，1994 ) 在“东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编 号:7083043 ) 、广 东省社科基金项目 ( 编 号:09 E-17 ) 、教育部优秀博士论文专项基金 资助项目( 编号:200783 ) 阶段性成果。
97
城 市 发 展 研 究 17 卷 2010 年 3 期 U rb an St u d i e s Vo l . 17 N o. 3 2010
率的增长率公式则为:
G A = G Y 算深圳 1979—2007 年各要素的增长率、各要素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后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6 )
－ αG K － βG L
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等于总产出增长率与 全部投入要素增长率的差额。 在此基础上，可分别 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对总产出 增长的贡献率:
技术进步贡献率(
TFP 贡献率) : 2 模型构造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除了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投
入之外所有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是在估计总量 生产函数后，用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投入对
经济增 长 贡 献 率 后 得 到 的 一 个“余 值 ”。 这 个
“余 值”最早由索洛提出［3 ］
，故也称为索洛余值( So l ow ’
s res i du a l ) 。
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进行测算，大致可以分 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参数方法主要包括索洛余值 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等。 到目前为止，索洛余值 法因其简单易操作性而得到国外以及国内的广泛应 用。 本文也将 采 用 这 一 方 法 对 深 圳 1979 —2007 年 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
设生产函数基本形式为:
G A
(7 )
E A =
× 100 % G Y
资本贡献率:
αG K
(8 )
E =
× 100 % K G Y
劳动贡献率:
βG L
(9 )
E =
× 100 % L G Y
3 数据说明
分 析 TFP 的 变 动 率，最主要的变量是 产 出、资
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即模型中的 Y t 、K t 和 L t 。本文中 这三个变 量 的数据主要来源 于《2008 深 圳 统 计 年
鉴》，选取的区间为 1979 —2007 年，在 测 算 前，因 为 变量指标的统计口径不一，需要对产出和资本投入 指标做统一的规定，以消除价格变化的影响，保证统 计数据口径 的 一致和结果的 可 比性。 本 文 以 1979 年为基期，对历年产出与资本投入数据进行了换算。 3 . 1 产出数据
本文采用 GDP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 以 1979 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得出该指标时间序列 数据。 3 . 2 劳动投入
严格按照理论的要求，劳动投入应当是一定时
期内要素提供的“服务流量”，它不仅仅取决于要素
投入量，而且与要素的利用效率、要素的质量等因素 有关，采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进行衡量。 由 于我国目前还没有衡量劳动投入量的劳动报酬等相
关数据［4 ］
。 因此，本文采用深圳历年社会劳动者人 数作为劳动投入量指标。
3 . 3 资本投入
一般而言，资本投入应当包括直接或间接构成
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 或简称资本存量) ，它既包
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各种固定 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
Y t = A t K t L t ，0 < α β2009全美音乐奖
α，β (1 )
< 1 式中，t 为时间、Y t 为产出、K t 为资本投入量、L t
为劳动投入量、A t 为技术进步率; α 为 资 本 产 出 弹 性系数、β 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 其中，若 α + β = 1 为规模报酬不变。
为便于研究，考虑到对各时间序列数据取对数 之后不会影响结果，首先将(1 ) 式两边取对数得:
(2 )
l n Y t = l n A t + αl nK t + βl n L t + μ t
μ t 为误差项，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则(2 )
变形有:
(
+ μ
t
(3 )
t
L t
L t
其中，α 可以利用 OLS 法估算出其值。
将(2 ) 式两边求关于 t 的全微分，则有:
d Y t d A t dK t d L t
(4 )
= + α + β Y t A t K t L t
(4 ) 式变形得到 TFP 增长速度方程:
d A t d Y t dK t d L
t (5 ) = － α － β A t Y t K t L t
d A t 即 为 TFP 的 增 长 率。 在 此，令 d A t
= G ， A A t A t
d Y t dK t d L t = G Y ， = G K ， = G L 。根据模型涵义，G A ，
Y t K t L t G Y ，G K ，G L 分别代表 FTP 增长率、总产出增长率、资 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则计算全要素生产
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如住房等［4 ］。
理论上应当使用资本流量作为投入指标，但由于无法获得这方面的数据，本文以每年的资本存量代表资本投入。估算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本文采用戈德史密斯(G o l d s m i t h )1951 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用公式表示为：密切相关，由于本文当年投资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绝对数值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对比较小，为此本文将设定资本折旧率δ为5 %。
最后，通过公式(10 )计算出历年实际资本投入量。
模型估计及TFP 的测算
本文在方程(2 )和(3 )中引入虚拟变量D。D 代表深圳发展过程中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1985 —1987 年。由于1985 年之前深圳市政府财政用于基建投资过多，比如1980 年为42 %，1983 年为54 %，1985 年为64 % ，导致市财政入不敷出，到1985 年财政已经累计透支7. 8 亿元，从而导致深圳的城市建设在1985 —1987 年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调整，特别是1986 年，这也是深圳高速增长之后的第一次大调整，1988 年之后才重新走上正轨［7 ］。因此，用虚拟变量D 代表这三年的调整。故方程(2 )和(3 )变为: l n Y
t
= l n A
t
+ αl nK
t
+ βl n L
t
+ ωD + μ
t
(11 ) 4
+ (1 －δ)K
t－1(10 )
K
t = I
t
其中，K t，K t－1 是第t，t －1 期的期末资本存量，I t是t 期发生的实际投资量( 本文的I
t
以1979 年不变价格换算而得)，δ为资本折旧率。由公式可以看出，
K
t 、I
t
、δ的选择不同，则对同一国家或地区相同时段
内计算得到的资本存量也不同。本文参考洪银兴［5 ］等人的计算思路，按如下方法计算资本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
①基期资本存量K
的选取。由于无法获得基期1979 年深圳的资本存量，本文借鉴周苗苗(2004 )［6 ］等人的研究成果，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对1979 年深圳资本存量进行推算:
1979 年深圳市资本存量= (1979 年深圳市固定
资产投资÷1979 年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 ×1979 年广东省资本存量
1979 年深圳市资本存量= (1979 年深圳市GDP ÷1979 年广东省GDP) ×1979 年广东省资本存量
关于深圳市与广东省1979 年的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从《2008 深圳统计年鉴》、《2007 广东统计年鉴》中获得。1979 年广东省的资本存量，本文选取周苗苗等人的计算结果为427. 04 亿元，由于这是以1978 年为基期的实际数据，因此选取周苗苗等人计算的1978 、1979 年广东省资本存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以1979 年为基期的1979 年广东省资本存量，为420. 92 亿元。最后，通过以上两种方法估算1979 年深圳市资本存量，取这二者的算术平均值，得到1979 年深圳资本存量为6. 36 亿元。
②每年实际资本增量I
t
。由于统计数据的缺失，本文以深圳历年全社会固定资本投入量作为名义资本新增量，通过资本投入缩减指数(或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成1979 年不变价的实际资
本增量I
t
。存在的问题是本文仍无法通过相关统计数据获得以1979 年为基年的基期比资本投入缩减指数。为此，本文假设资本投入的缩减指数近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缩减指数②。
③资本折旧率δ。折旧率的确定与当年投资I
t
l n ()= l n A+ αl n
L
( )
Y K
(12 )
t t+ ωD + μ
t t
L
t t
表1 是根据方程(11 )和(12 )，代入相关数据，通过E v i ews3. 1 软件计算得出的最具代表意义的两个最小二乘回归结果。
由表1 ，尽管模型(1 )具有代表意义，但估计方
程的结果却是无效的。一方面l n L
t
的参数的T 检验值即使在10 % 的显著水平下，也是不具显著意义的；另一方面D －W 值仅为0. 995510 ，表明即使引入AR(1 )进行广义差分分析，仍然存在着一阶自相
关问题。之所以如此，我们通过分析l nK
t
和l n L
t
的相关系数r，发现r 值高达0. 96 ，同时模型的 F 值高达4870. 142 ，这说明模型(1 )中存在着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假定α+ β= 1 ，即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估计出模型(2 )，即方程(12 )。模型(2 )中各项指标的回归结果都比较令人满意：所有参数估计值都是显著有效的(常数项参数的显著性水平可取30 % )，调整后的R2 为0. 984661 ，D －W值为2. 099893 ，表明模型中已不存在一阶自相关问题，进行偏相关系数检验，发现也不存在高阶自相关问题。同时，由D 的系数为负值来看，1985 —1987 年深圳进行的城市建设大调整对其经济增长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本文选取模型(2 )的回归结果，取α=
0. 907 ，得 β = 1 － α = 0. 093 。因此 TFP 变化率的函 数形式为:
1979 —2007 年历 年 经 济 增 长 率、资 本 和 劳 动 投 入
增长率、T F P 增 长 率 以 及 各 要 素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率。阿米福汀
图 1 、图 2 则分别给出深圳 1979 —2007 年 GDP
和 TFP 增长率曲线、
GD P 及资本投入增长率曲线。 d A t d Y t dK t d L
t (13 ) = － 0. 907 － 0. 093 A t Y t K t L t
或
(14 )
G A = G Y － 0. 907 G K － 0. 093 G L
根 据 方 程 ( 14 ) ，代 入 相 关 数 据 计 算 得 出 深 圳
表 1
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模型(2 ) l n
( Y t )
模型(1 ) l n Y t
L i
系数 T 检验值 系数
T 检验值 常数项
l n K t l n L t － 1. 069250 0. 962967 0. 132719
－ 9. 571480 9. 017718 1. 054498
－ 0. 211723
－ 0. 288152
peekl n
( K t ) 0. 907609
8. 389472 L
t
D AR (1 ) AR (2 ) 调整后的 R 2
F 检验
D － W 检验
－ 0. 181617 0. 439272
－ 3. 182949 2. 258019
－ 0. 111230 1. 228017 － 0. 268594
0. 984661 402. 1981 2. 099893
－ 2. 764046 6. 724826 － 1. 732219
0 . 998667 4870. 142
0. 995510
注：本回归结果所用工具为 E v i e w s 3. 1 ;AR (2 ) 取 10 % 的显著水平。
图 1 1979 —2007 年深圳 GD P 、T F P 增长率轨迹 图 2 1979 —2007 年深圳 GD P 、资本投入增长率轨迹
2 是深圳 1979 —2007 年总体性、阶段性年平均水平
的 GD P 、各投入要素增长率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份额。
结果分析
5 总体分析
结合深圳建立特区之后的三个发展阶段［7 ］
，表
5 . 1 表 2
1979 —2007 年深圳 GDP 增长率及各要素贡献率的阶段性变化
GDP 平均 增长率 % 资本平均
增长率 % 劳动平均 增长率 % TFP 平均 增长率 % 资本贡 献率 % 劳动贡 献率 % TFP 贡 献率 % 1979 —2007 1979 —2007 ①
1980 —1985 1987 —1995 ②
1996 —2007
27. 87
28. 81 52. 94 29. 70 16. 07
23. 91 24. 05 45. 96 27. 45 14. 07
15. 46 15. 64 15. 47 27. 48 6. 84
4. 76
5. 54 9. 81
6. 51 2. 67
99. 90 78. 48 88. 00 70. 26 79. 89
6. 81 5. 71 3. 16 9. 75 3. 962013苏迪曼杯
－ 6. 71 15. 81 8. 84 19. 99 16. 16
注:① 、② 分别是剔除了 1986 年的异常数据之后 1979 —2007 年、1987 —1995 年年均变化率
表3 广东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1979 —1985 年平均值%1986 —1990 年平均值%1991 —1995 年平均值%1996 —2002 年平均值%1979 —2002 年平均值%
GY GK GL GA EK EL EA 12. 36
9. 59
3. 45
7. 62
16. 29
22. 05
61. 66
13 . 30
12 . 98
2 . 69
8 . 45
20 . 49
15 . 98
63 . 53
19 . 19
19 . 55
2 . 64
13 . 00
21 . 39
10 . 87
67 . 74
10 . 41
12 . 71
2 . 20
6 . 00
25 . 64
16 . 70
57 . 66
13 . 37
13 . 23
2 . 75
8 . 42
20 . 78
16 . 25
62 . 97
数据来源：摘自参考文献［6 ］周苗苗、张光南(2004 )的研究成果。
苯氧乙醇从表2 可以看到在剔除1986 年的异常数据之后，资本年均增长24. 05 % ，以占78. 48 % 份额促进深圳GDP 年均28. 81 % 的增长率，此时，深圳TFP 的平均增长率仅为5. 54 %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平均为15. 81 % 。深圳TFP 的贡献率低于张军和施少华(2003 )测算的改革后我国TFP 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28. 9 % ［4 ］，同时更远低于广东省的TFP 贡献率。如表3 是摘自周苗苗、张光南(2004 ) 的对广东省全省TFP 测算的结果，广东省1979 —2002 年GDP 平均增长率13. 37 % ，其中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平均超过60 % ，技术进步与资本是推动广东省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属于技术与资本双重推动型［6 ］。而深圳的资本贡献份额平均超过78 % ，其20 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无疑是资本的大量投入，是典型的资本推动型经济发展。由图2 中GD P、资本增长率的轨迹所示，深圳GDP 的增长与资本的增长具有正相关的线性趋势，在资本投入少的年份，GDP 也增长比较缓慢。科技进步与劳动的增加并不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深圳巨大的经济成就是一种粗放式经营的结果。27. 45 %和14. 07 %。与广东全省同期相比，资本投入相差比较大的年份，GDP 的增长速率也相差比较大，自90 年代起，国家把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上海浦东而对深圳的投资减弱之后，两者间的差别则逐渐缩小而趋于一致。
5 . 3 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偏低
大小头
20 多年间，尽管深圳的劳动投入平均增长15. 64 %，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却不明显，平均仅为 5. 71 % ，即使最高的时期也仅为9. 75 % ，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相差几个百分点。当然，这里存在着本文测算方法上的一个缺陷，正如在数据说明部分已经提到，劳动力指标L 严格意义上应该是一定时期内要素提供的“服务流量”，这不仅取决于要素投入量，还与要素的利用效率和要素的质量有关，单纯考虑劳动的投入数量会忽略质量方面的变化，从而导致对劳动力贡献率的偏低估计。
5 . 4 经济效率的特区不“特”
在对TFP 进行定义时，本文把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扣除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的贡献以外其它所有能实现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的总和，这一总和包括制度创新、纯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规模经济、资源配置、政策法律、管理决策、教育进步、随机因素等等。经济特区之所以“特”正是在制度创新、资源配置、投资政策及管理决策等方面比全国其他地区享有更多的优惠。但从测算结果看，1979 —2007 年TFP 的贡献率平均仅为15. 81 %，最高的时期也不过20 %左右，远远低于广东省同期平均水平。图1 中TFP 增长趋势与GDP 的增长趋势相一致，有不少年份TFP 贡献率出现了负值。当然，深圳市TFP 贡献率的偏低，一方面就技术进步的实现形式来看，可以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或者向其他国家模仿，深圳前期大规模城市建设以及不断推进的工业化，所实现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引进技术、从发达国家购买设备，从而内嵌在资本投入的增长中，是资本投
5 . 2 “深圳奇迹”是资本的强大推动
正如克曼批评东亚的发展模式一样，从生
产效率来说，深圳超越城市发展规律的“奇迹”也是不存在的。由表2 可以看到，剔除1986 年的异常数据，资本在深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份额平均高达78. 48 %，同时由图2 显示，资本波动的周期基本与GDP 的同期相一致。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深圳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最直接原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的年份，GDP 增长也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回落的年份，GDP 增长就放缓［1 ］。1980 —1985 年，这是深圳建立特区之后的第一发展阶段，在此期间，深圳GDP 平均增长率高达52. 94 % ，同时资本也以每年45. 96 %的速率在增长，此后的第二、第三阶段GDP 平均增长29. 70 %和16. 07 %，资本也仅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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