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卷第9期牡丹江大学学报V ol.19N o.9 2010年9月Jour nal of M udanj i ang U ni ver si t y Sep.2010文章编号：1008-8717（2010）09-0047-02
寇瑞娟
摘要：美国著名的“耶鲁批评学派”的批评家布鲁姆在1973年出版的《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了“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误读”理论。布鲁姆认为“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误读”成为诗歌创新的另一理论，这一理论解构了传统的文学创作的普遍模式。 关键词：影响的焦虑；误读；诗中的强者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黄羊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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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在文学发展的历时性过程中，文学的传统与创新一直成为批评家们争论的焦点。古典主义者极度推崇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传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崛起，西方文论的批评重点逐步从以作家研究为主转向以作品研究为主。新批评的艾略特提出了“诗歌的非个人化理论”和韦勒克的“透视主义”批评方式。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则试图通过对文学传统的普遍结构模式的追寻，来达到对文学整体形态的解释。美国著名的“耶鲁批评学派”的批评家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以一种独特的心理学视角阐发了关于文艺传统与创新的观念。他认为新批评过于关注文本形式的批评方法将使文学批评走向形式主义的死路；认为原型批评将一切文学都简单地归结为文学原型，这种做法是空洞说教和反人文主义行为。[1]他认为诗的历史是无法和诗的影响截然分开的。因为，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2]
一、“误读”的诞生
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提到过“误读”的概念，它是指读者对文学文本原意的偏离或错误理解，含有贬义。随着后现代的影响，解构主义对传统的“误读”进行颠覆，影响的焦虑应运而生。王尔德的抒情诗深受柯勒律治的影响，他深深感到有一种负债之感，“因为，对一个人施加影响等于把你的灵魂给了他。”[3]布鲁姆不拘一格，创造性地提出了“克里纳门”。“克里纳门”，即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误读。这在诗人本身的诗篇里体现为一种矫正运动。这种矫正似乎在说：前驱的诗方向端正不偏不倚地到达了某一点，但到了这一点之后本应“偏移”，且应沿着新诗作运行的方向偏移。[4]布鲁姆认为诗歌
创新就应该以误读为前提，“克里纳门”就预示着创新。由一种事物的多种可能性引发出另一事物的多种可能性，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
在诗的发展历史中，诗人对诗人的影响传统上被认为是积极健康的。古典主义时期，布瓦洛《诗的艺术》提出理性原则，极力要求作家以古典作品为创作典范。浪漫主义者则张扬独创与个性，与古典主义者崇尚权威、推崇古人的做法完全对立。然而布鲁姆提出的“误读”理论是对之前也包括浪漫主义所颠覆的颠覆，是具有独创性与突破性的见解，对于前辈诗作的“克里纳门”是摆脱影响的焦虑的必要手段。如果华兹华斯的《永生的了悟颂》仅仅具有在弗洛伊德身上的那种智慧，那我们就不会称它为“千古一颂”了。华兹华斯自己也认识到重复或第二机会乃是求得发展的基本要素。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诗人和文学批评家波德莱尔就打破传统的文学观念，反对文学以客观真实作为描写对象，认为“真实与诗了无干系”。波德莱尔断然宣称：“诗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它目的；它不可能有其它的目的。”然而，波德莱尔对美的理解又与浪漫主义的“华采之美”迥然有异，它是一种丑恶的美、病态的美、痛苦的美。波德莱尔打
收稿日期：2010-04-17
作者简介：寇瑞娟（1985—），女，甘肃省白银市人，兰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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