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平
每次去巴黎前总要伤脑筋，不知道该往哪儿落脚。这一回还没离开伦敦，我就打定主意，要住在能望见埃菲尔铁塔的地方，但并非企望去攀登那尖顶没入云层的庞然大物，路会跑得近些；兰登书屋的卡普兰送我的旅游指南说，那个街区左近中小旅馆不少，挺适合我这样自助旅行的旅人居停，况且从那里去看昆德拉，乘地铁不用十分钟。他太太维拉提醒我，他们家所在的小街挺难，得先到地铁塞夫尔-巴比伦站再说，十号和十二号线都打那儿经过。到站出地面就是卢忒细亚大饭店，她会去正门前面接我。 得知上海的法国领事馆帮我补过签证，维拉马上回信说，要是没有意外，就在三月最后的星期一下午在巴黎见面。她和米兰在那前后不出远门，但从五月中旬起，就要到乡间小住数月。错过这次机会，也许往后就再见不着面了。不过，一直等到看见维拉为止，我仍不能肯定自己到底能否见到昆德拉。米兰·昆德拉隐居巴黎，拒绝接受任何采访，这不鼓舞人心的消息，由纽约时报的“旅欧书简”传出，年头已经许久了。我也不会忘记，十年前北京三联版《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大谈特谈的“关键词，我心爱的词，问题词”里，怎幺会变成“关键词，问题词，爱情词……”，而且还遗漏一个重要的词条“采访”：
第一个允许记者随随便便复制其言论的作家真可恶！他开启了只会导致作家--要对他所说的每个词负责的人--消失的先河。然而，我却非常喜欢对话（一种主要的文学样式），与人有过多次愉快的讨论，双方的谈话都经过斟酌、酝酿和编辑。唉，通常的采访却与对话毫不搭界：（1）采访者只提他热衷的问题，从来不问你感兴趣的内容；（2）至于你的回应，他只用合其胃口的部分；（3）他把采用的部分，以他自己的思维方式，译成他自己的语言。为跟美国新闻亦步亦趋，他甚至打定主意，决不要你认可你落入他手中的言论。采访发表了。你自我安慰：人们很快会将之遗忘！一点也不：人们要引用的！就连那些最一丝不苟的学者，也不再把作家所写、签署认可的言词，与报道中他的讲话加以区别。1985年7月，我毅然决定：决不再接受任何采访。除那些有我共同参与编辑、获得我授权的对话之外，以后我所有出现在报道中的话，都当视作不实之词。
八个月前离京南下后，新闻生涯虽已暂时画上句号，可心态上仍觉自己身份未曾转换，所以能否见到昆德拉，就成为我的担心之一。我想，要是获知我这个到访者原来的工作，维拉，--或者说昆德拉，会准予我到家中做客吗？她这位捷克以前的电视新闻播音员，看见喜好追根问底的人，会不会冷眼相对，我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我明白，只要见到昆德拉，准会忍不住质询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相反，我却压根儿都猜不出，他眼下最在意什幺事；打听他不感兴趣的内容，无意了解人家想说的话，难免弄得大家都尴尬不堪。
我应当承认，自己一直是个敬业的报人。八年的职业习惯，促使我在到达巴黎的当晚，就急不可耐地
去踏看第二天的约会地点。我在与客舍相邻的博斯凯大道，随便推门进入一家巴基斯坦餐馆，马马虎虎用过简单的晚饭--尽管是我这一天唯一的正餐，可饭前却丝毫没有饿感。
过于紧张和激动，兴许是我无以觉察原因。尔后，我看准地铁军事学院站的方向，揣好导游手册中附赠的英文地图，就慢慢悠悠地上路了。八点过去没多大会儿，大街上路人并不很多。时装店虽早已打烊，但橱窗依然灯光明亮，陈列的时新春装显得件件都是那幺诱人；隔壁的牛排餐厅里闹嚷嚷的，边抽雪茄边饮红葡萄酒的食客兴头正浓，手端佳酿和新鲜出炉美味的侍者穿梭往来；窗外偶尔路过的时髦小，虽然着急回家而脚步匆忙，但也会和我一样，禁不住侧过脸去，透过玻璃窗瞥一眼大快朵颐者的惬意神态，似乎能看出那半生不熟的牛排带着血丝。不知道巴黎的粉领小，是否也像我在法兰克福的女同事，常常喜
欢下班两个小时后，仍然待在编辑部忙碌。不过印象中的法国人，没有谁特别珍惜时间；办事拖拉有一搭没一搭，捧着一杯小小的浓咖啡，一聊就是大半天，是我记忆中法兰西民族的常见特征。从一九七五年起就定居法国的昆德拉夫妇，在这灯火辉煌的一刻会在哪里？是在家中与难得一见的布拉格来客高谈阔论，是在人头攒动的通宵超级市场中采购杂货，还是在隔两三个街区的花神咖啡馆，像萨特和波伏瓦那样，一个可以瞧见街上过往行人和车辆的角落座位，点一杯适合自己口味的咖啡，或咬烟斗浏览当天的《世界报》，或翻阅新版印出的饮料单，看看是否又添了没尝过的甜点，时不时抬头对望微笑，吐出一两句不紧不慢的捷克话……仿佛在梦幻中，我走出塞夫尔-巴比伦站，沿斑马线横穿
拉斯帕伊大街，进入卢忒细亚大饭店的前厅。一本任人随意取阅的大堂画册说，卢忒细亚是巴黎的古称，是罗马人统治时取下的名字。我不甘心相信维拉的话，尝试在周围寻她家所在的雷卡米街，--我最后还是失望地放弃了努力。能到的只是街角另一侧的名店Bon Marche，巴黎数一数二的高级百货商场；企图独自轻易发现昆德拉的居所，一丁点儿希望也没有。在另一条街上一间窄小的杂货铺里，买过一瓶冰冻纯净水后，我就回头踏上了归途。
是谁写过，昆德拉来到法国，先任教布列塔尼雷恩大学，住家近临英吉利海峡；五年后受聘高等研究实用学校，迁居巴黎。一天，求房心切的维拉翻看《费加罗报》房产版面，一眼瞥到他们现在寓所待购的消息。于是，塞纳河左岸的圣日尔曼区，只有数十米长的雷卡米街尽头，就有了昆德拉的隐秘居所。
大隐隐于市。昆德拉隐身的地方不在别处，乃在众尽皆向往的大都会巴黎，一个曾是十九世纪世界首都的巴黎。徘徊在游人如织的通衢大道，怀乡的万端思绪会不会浮上昆德拉和维拉的心间？他们的故城布尔诺，--那个人口不到四十万人的捷克工业城市，哪一天会不会再迎回叶落归根的游子？
一切都不得而知；传闻也无从坐实。
布拉格还是年年春天回归、鲜花遍布的布拉格；可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以前，昆德拉却是有家难还，不能授课，写书没机会出版，连图书馆和书店也都拒绝他的小说。短暂的布拉格之春过后七年里，昆MMCLOUD
德拉在布拉格没有职业，只能冒别人名义写剧本赚钱；维拉则靠偷偷教人英语补贴家用……逃离布拉格那天，他们没有带走什幺家私，但却捎走不少藏书。其中就有约翰·厄普代克的《马人》，那是昆德拉酷爱的小说。他大约以书里的中学老师自况，虽然善良耿直，可却不能见容于周围恶浊的世界。昆德拉在法国从来不与流亡者认同，虽然《笑忘录》一九七九年在巴黎一出版，他的公民身份就给捷克政府剥夺；两年后，他接受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授予的法国国籍。德国知识分子三十年代离开祖国前往美国时，他们肯定将来总有一天会重返德国。他们考虑到自己在国外只是临时居留。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对无论何种回归都不抱希望。我在法国的定居是最后的，那幺，也就是说，我不是流亡者。法国是我现在唯一真正的祖国。这话说完还不到四年，捷克已再无人存心阻止他返回故里。只听说昆德拉夫妇前些年，曾悄悄回过两次捷克，每一次待的时间都很短；他们去看过布尔诺的故家，也去布拉格会过以前共事的朋友，都是在革命性的社会动荡平静之后。即便给我机会，我也会犹豫良久。我害怕有太多的失望和痛苦。我常想到一九六二年从阿根廷回国的贡布罗维茨，他早就有机会，然而，他总是拒绝返回波兰。看不到希望之前，他常常这样回避别人的提问。
昆德拉居住的雷卡米街很不好，--普通的巴黎地图索引里无迹可循；雷卡米夫人（一七七七-一八四九）则是我熟知的，她是郭宏安先生质朴的译笔下的巴黎沙龙贵妇；《墓中回忆录》中一个不朽的形象，想到她，就不能不联想到夏多布里昂（她是他的缪斯）、圣伯夫和斯达尔夫人（从此以后，想到雷卡米夫人，不能不想到的又多了一个昆德拉）。在几年前赠我的那本不厚译着中，宏安先生钟爱的
散文圣手夏多布里昂追忆迷情往事的《雷卡米夫人在森林修道院》，不徐不疾地展现一幅恬静和谐而隐秘的图景：
一条光线很暗的走廊分开了两个小房间。我认为这个门厅里光线是柔和的。卧室里有一个书橱，一家竖琴，一台钢琴，德·斯达尔夫人的肖像，还有一幅画，画的是月光下的科配；窗台上摆着几盆花。每当傍晚，我爬过三层楼，气喘吁吁地进入小房间，我顿时感到心旷神怡：突出的窗口正对着修道院的花园，
圆形的花坛上一片青翠，周围修女们和客人们往来不绝。一株金合欢的尖顶正与目光相齐。几座尖尖的钟楼划破了天空，天边可以望见赛佛尔丘陵。落日把景物染成金，从打开的窗子射入。雷卡米夫人正在弹钢琴；……有几只鸟飞来爬在窗户的翻卷的百叶上；我远远地融进了这高悬在一座大镇的喧嚣嘈杂之上的寂静的和孤独之中。
再过一会儿就三点了，依然没有人来。站在卢忒细亚前门的两盆高过人头的常青灌木中间，虽然饭店的遮阳蓬投下的荫凉罩在我的身上，可是远看附近地面上反射起来的明晃晃的太阳洒下的光线，我禁不住有些烦躁起来：维拉可是约我两点半见面的啊。转念一想，换你在巴黎住三十年，能不染上法国人不守时的坏毛病？再等一会儿吧，来晚点儿关系不大，要是到最后也不见影子，那我可就惨了，--家里的电话号码，维拉大概从来不给生人。伽利玛的安娜·戴尔马女士给我昆德拉的传真号码时，抱歉地说她也从不往他家打电话。看不到昆德拉也就罢了，岂能连维拉都见不上？
一个满头银丝、双唇涂得鲜红欲滴的老妇，脚步蹒跚地打远处走过来，牵着一只瘦瘦巴巴的长毛小狗，脸上透着好奇的神，显见的是注意到我这个东方人的无聊。
是维拉……？
刚要打招呼，却见那东嗅西闻的小家伙突然仰起头，猛地用力向前一窜，扯得那老太太一个趔趄，连忙加快脚步……唉，头也不回地，她和她的小狗已舍我远去。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总看饭店门口端立的红衣门童的笑容，也难不生出几多焦虑。《等待戈多》重现巴黎街头，独角戏由我来演，只是除却门童，没有旁的观众。好在也没有别的黄皮肤，不管维拉是从饭店里出来，还是打十字路口的哪一边走过来，她都该不会与肩而过。
又等过十分钟，就在我寻思见不到人怎幺办时，一位裹白纱巾、戴墨镜的高个中年妇女，不经意间就出现在我右侧的人行道上，疾步来到我的面前：
--你是……？她的嗓音低沉沙哑。
维拉！这位衣着黄绿外罩、下穿黑紧身长裤，肩头斜挎着宽大的灰帆布提包的来者，正是昆德拉夫人维拉：
--刚才顺便去办点事，让你久等了，真抱歉，她说，脸上闪着笑意。
站在红绿灯下等过街时，维拉伸出手臂拦着我，提醒我当心急速飞驰的车流。看着遇红灯并不礼让行人的汽车，三个月前在罗马街头的恐慌又回到我身上。
--巴黎的开车人都是疯子，不小心会送命的。
听得出来，巴黎的交通给她带来不满；但此时巴黎的晴天，却令她格外高兴。连着晴一星期了，她又说。天穹又高又远，望去所见尽是大海的蔚蓝和飘忽的白云朵；想起两天前伦敦的阴雨和潮湿，我立时感到爽快多了，方才的郁闷也不知所终。
来到大街对面，这才明白，我们又回到地铁站出口的那一侧。维拉脚步快捷，没有分毫拖沓的意思；我一时间也无法判断，她到底是四十多岁，还是已过六旬。她忽然微笑起来挥挥右手，向街边报亭里的白胡子老头致意。圆筒状报亭的玻璃窗上，张贴着许多五颜六的周刊招贴画，有一张正好挂在满面挂笑的朱迪·福斯特上方，大红的底子衬着头戴红五星帽、身着绿军装的希拉克，他的眼睛里透着茫然；这是媒
体电脑加工处理的、准备竞选连任的法国总统肖像，要不是走到跟前真能错看成接见的伟大领袖。过报亭朝前再走二三十来米左转，就是一条小街的入口。我抬头看看临街楼面上的街牌，上面所写正是：雷卡米街。这是一条很像死胡同的街道，望过去好象只有两三百米长，顶到头是鲜黄迎春争艳、洁白水仙绽放的花园，走道近前才看见园子也取名雷卡米花园；街面很宽阔，中央每间隔十来米，
就是一个半人高圆形的花坛；街边的咖啡座空空的，一家取名雷卡米的餐馆里似乎仍有客人。维拉和我并肩路过时，餐馆前打着黑围裙的侍者，都笑眯眯地朝她点头。
所有的街坊，怕都跟昆德拉夫妇相熟吧，我猜测。
穿过一道有两个保安守候的自动钢化玻璃大门，进入雷卡米花园右侧的公寓大楼，再朝里走就是一段弯弯曲曲的长廊，--过道长长的并不高，但也不晦暗，临花园的一侧虽是明净的窗户；西晒的阳光也不强烈，窗外的紫萝藤新叶正绿，放眼眺望尽得春。电梯间在长廊尽头，维拉引我进入梯内，伸手揿亮桔红的按钮，显出来要去的是三层楼面。两分钟不到，出电梯就来到一套公寓门前。哗哗啦啦的，是钥匙开锁的声音：昆德拉家到了。你们家真像藏在迷宫里，维拉开门那一刻，我很想对她说。隐藏在迷宫深处的家园，没有主人走在前面，大门即使敞开，陌生人依然进不去。
折回旅馆走进容纳一个人就再无回旋余地的电梯时，旅馆的值夜人正懒洋洋地仰靠在长沙发上，一闪一闪的电视屏幕上两个中年男人正在比比划划讨论着什幺。关牢我在顶层阁楼间的房门，时针已指向夜半。拉上临街窗的沙帘时，我下意识地抬起头，朝只隔一条街的埃菲尔塔方向望去。交错迭加的钢骨铁架，映在探照灯的交叉光柱里，看上去好象失去了白天的雄伟和壮观。出现在视野里的，只是夜中的塔体上半部，遮挡塔基的是街对过和我的旅馆同样高度的六层公寓楼，那里的大多数房间都已熄灯，只剩下三几个窗户还在散射隐约的光晕。思绪在激荡，根本没办法入眠，我索性掏出背包中在
北京买的《被背叛的遗嘱》，又一遍细读昆德拉那费解的笔触。闹不清楚行文的晦涩，到底是该归咎于译者，还是要归罪于昆德拉本人。我的头有点儿痛。瞌睡虫已爬上了我的眼帘，可迷糊的脑际却仍有些话在纠缠：卡夫卡的城堡在任何一张世界地图上都不存在，……乡村的迷宫式的房子，……人在其中迷失自己，并走向他的失落。不止一次，读着昆德拉，卡夫卡就出现在我的脑际。K来到城堡近前，不得其门而入；我来到昆德拉的街区，也不得其门而入。我感觉自己就像K，气恼，无奈。我已阖上眼，但睡得并不踏实。这不是一个平静的夜晚，对于第三次来到巴黎的我来说。
门厅小得有些逼仄，空空荡荡的没有摆设；迎面墙上是成排的书架，是一列列横排的开本各异的书籍。书脊上的不同语言，隐隐约约给我一种暗示：这些都是昆德拉作品的版本样书。维拉对我说，最新一本小说《无知》，是昆德拉八十年代末写成，但当时未曾出版的书。两年前京昆德拉同意，西班牙文和加泰罗尼亚文版，先后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付梓。我有意查看一下，竟然又见日文和韩文版。法译本目前仍在编辑加工，昆德拉期望伽里玛明年早春能把书印出来。他所有主要的作品，都交由伽里玛印行。然而，成名前的诗集和剧作，他不让再版，也不作任何说明。刻薄的批评家推测，在欢笑和遗忘间逡巡的昆德拉，是有意遮掩个人往事。他宁愿人们淡忘历史，记不起他给斯大林写过颂诗。悔其少作，或可是他唯一的动因。（二十七八岁时，昆德拉就写过《小说的艺术》，是讨论弗拉迪斯·万库拉的小说，他后来嫌自己早年轻浮、幼稚，断然制止别人重印。他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小说理论集，虽说沿用同样的书名，可内容已与旧着无涉。）昆德拉杜绝一切正式授权传记。他所签的出版
合同，都禁止译本添加前言后记，规定作者介绍只能用同一句话：米兰·昆德拉一九二九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七五年起一直在法国定居。
由前厅向右转进门就是客厅，紧邻的正是雷卡米花园，鲜艳的水仙，迎春和紫堇，还有许多其它说不上名字的花草和杂树，绿园景推窗尽收眼底。客厅陈设极其简单：三只阔大而敦实的软面皮沙发，颜是棕、黄和蓝三种，围玻璃高几成三角形，摆在室内中间偏左的位置，边上还有两只不协调的高靠背布面扶手椅。维拉坐下后，我才觉察出，扶手椅是她的专座；维拉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症，轻易不挨柔软舒适的沙发。客厅左右两侧还各有一个门，分别通向旁边的居室。不难猜出，维拉取出不加汽体矿泉水的那一中矿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间，是厨房和餐室；对面应该是卧室和书房，她在那里给我复印合同副本。我背后和左右两侧的三面白墙上，垂挂着五六幅镶框油画。我逐个儿审视，却辨不出是谁的笔墨，只觉着调都偏浓重，怪异的画风像马克·恩斯特、帕勃罗·毕加索，又似霍安·米罗和让·杜比菲，属于超现实主义一路风格。（别忘记，阿波里奈尔、洛特雷阿蒙和布勒东那一派的艺术，如今依然让昆德拉迷醉。）好象哪里提过，昆德拉的藏画，许多都是布拉格画家朋友的馈赠。他自己也能动手画，水平倒真不是业余的，伦敦和纽约出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可笑的爱情》，封面所选就是昆德拉的画。
客厅面积并不算大，似乎也不常待客，要不然缘何没有长沙发？取而代之的，是贴着墙根而立的矮书
架，隔板间距要宽于外屋的书架，上面插的都是陈年旧刊和乐谱，--触手可及的钢琴乐谱，印着李斯特和瓦格纳的名字。雅纳切克的琴谱，也应该列在其中，我想，因为昆德拉的父亲、布尔诺国立音乐学院的老院长，就是那位钢琴大师的门生。昆德拉自己对音乐旋律的热爱，对乐理之道的熟谙，也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中得到印证。
维拉盘腿直腰落座，没有墨镜遮掩的脸庞愈发白净，双眼灼灼有神。她手里握着铅笔，笔记簿垫着文件夹摆在腿上。看样子要正经八百地谈事了。可是，昆德拉仍然没有出现。我已感到心中疑窦乍起：他是藏身里屋，还是根本就没在家？他们怕是早商量好，只要有出版商到访，昆德拉就躲起来，一切听凭维拉对付；他烦人家当面讨价还价。他说过，一本书销路好并不十分重要。数以百计写得非常糟糕的书销路比我的小说要好上几百倍。实际上，他的《玩笑》和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情》，当年在捷克销量都逾十五万册，说是畅销书一点也不过分。
十几分钟前看到维拉激起的兴奋，已在渐渐消失；怅然若失的情绪在升腾，我开始怀疑自己，真的与昆德拉没有缘分。维拉也闭口不提昆德拉，仿佛我只是来同她谈昆德拉，而非会见昆德拉。
--我能帮你什幺忙？
明知我的来意，她却依然如此发问，使我略微感到些窘促。与我想象的经纪人相比，她似乎没有什幺异常。桥头堡建设
金属化膜--我想知道，有无可能在上海出版昆德拉，我说。一度有传言到处流布，说昆德拉对中国有偏见，故意借口回绝合作。
--当然，完全可能，她应声道，说说你们那边的情况吧。
中国渔业政务网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连客套话都是现成的。我不假思索，一如重返法兰克福和伦敦的谈判桌前：
--出版在中国……
我的开场白尚未展开，耳中就传来门铃的声音。
--是米兰，维拉抱歉地耸耸肩，微笑着起身去前厅开门。
昆德拉和维拉已经站在面前。他伸出厚实的大手，一种强力在握手时传到我的身上。他在对面的棕沙发上坐下，双手合十搁在膝盖上，板直的上身稍稍前倾。天蓝的套头圆领运动装，泛白的浅蓝牛仔裤，黑的运动鞋。--这是我熟悉的姿态和装束，忘了是在网页还是在杂志上，我见过他相似的生活照：七十岁左右的老者（乍看去只有五十多岁模样），头发灰白稀疏；额头上的道道皱纹，是岁月风霜的刻痕；深邃而有穿透力的目光……我暗暗感惊讶的是，他的身高竟在一米九十以上；我仿佛看到一个田径运动员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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