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是一名法籍捷裔的著名作家，曾在20世纪西方文坛叱诧风云，其长篇小说代表作有《玩笑》《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生活在别处》等。昆德拉的作品文体糅杂、内涵丰富、风格独特，受到了众多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青睐。 除了在小说创作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昆德拉在小说理论方面也颇有独到见解，他的随笔集《小说的艺术》就较为系统地厘清了昆德拉的小说诗学，向读者呈现了作家的艺术渊源、小说理想和小说美学观，因而被译成多国文字，昆德拉也因此书而荣获了法兰西科学院奖[1]193。他的另外三部随笔《被背叛的遗嘱》《帷幕》和《相遇》也进一步阐述了其对小说艺术的见解和追求，旨在纠正人们对其作品的意识形态误读，也试图“将自己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彩的边缘文化身份中解救出来”[2]。昆德拉的“复调”叙事技巧和“政治”以及“性”这两大主题都是国内外学者和评论家研究的焦点。结合女性主义的“疯癫”理论和福柯主义权力理论，研究昆德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为解读性别语篇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疯女人”和“疯癫”理论
“疯女人”形象作为西方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文学隐喻，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焦点，在文学发展史的长河里不断地再现和重塑，如莎士比亚作品《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夏洛蒂·勃朗特作品《简·爱》中的伯莎·梅森等。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3]因此，每一位女性的“
疯癫”其实都被打上了不同时代和文化的烙印。作为“野心勃勃、冷酷无情”的女性代表，麦克白夫人怂恿并教唆麦克白一步步地实施杀戮以登上王位，却因罪恶感而惶惶不可终日，最终发疯自杀。一旦失去了作为男性获取权力的棋子的价值，等待着她们的就只有死路一条。“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则被认为是女主人公简·爱和作者的“黑暗的替身”[4]，代表男权压迫下的女性发出怒吼。在昆德拉的《不朽》中，我们也发现了“疯女人”的身影，她们被赋予了风格迥异的形象，“疯癫”的表现和行事模式也不尽相同。本文重点剖析了三位女性人物贝蒂娜、洛拉和阿涅斯的“疯女人”形象，以揭示在男权支配下女性的精神生态和生存状态。 二、《不朽》中的“疯女人”形象
昆德拉自认为在他的诸多小说作品中，《不朽》“更有特点一些”，因此也是他自己最为偏爱的一部作品[1]212。昆德拉在《不朽》中采用了将三层不同的时间维度并置的“复调”叙述手法，展现了一系列相互独立却又指向同一主题的人物和事件。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中，昆德拉为我们讲述了伟大诗人歌德和贝蒂娜之间的感情纠葛，对“大写的历史”的真实性进行了犀利的反讽；在将来的时间维度中，昆德拉借游泳池边所见的一位老太太的手势，引出小说中阿涅丝、保罗、洛拉等虚构人物和故事情节；在现在的时间维度中，昆德拉直接以小说家的身份与小说人物阿弗纳硫斯教授进行了几次对话，直接以作者的身份介入小说，参与
斗争或是逃离
——《不朽》中的“疯女人”形象分析
文/李 察u708
摘 要：“疯女人”形象在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米兰·昆德拉就在其长篇小说《不朽》中刻画了贝蒂娜、洛拉和阿涅丝这三位风格迥异的“疯女人”形象。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域下，结合福柯关于“疯癫”、“凝视”、权力话语等方面的理论，揭示在男权支配下女性或“显性疯癫”或“隐性疯癫”的精神生态，引发人们对其生存状态的思考。三位女主角也通过其不尽相同的生存方式和斗争方式，展现了女性对抗男权压迫的多种可能性。
关键词：米兰·昆德拉；不朽；“疯女人”形象；福柯；身体；凝视 故事情节[1]152。昆德拉将过去、现在、将来、真实、虚构杂糅并进，打破了读者对小说真实性的期待。本文将着重解析小说中贝蒂娜、洛拉和阿涅丝三位“疯女人”迥异的生存方式。
（一）“不朽”的疯狂追逐者——贝蒂娜
牡荆子
昆德拉将“不朽”分类为大的不朽和小的不朽，小的不朽指的是个体在认识他的人心中留下记忆，大的不朽指的是个体在不认识他的人的心中留下记忆，如同伟人一般留名千古。歌德年轻时曾是贝蒂娜的母亲的仰慕者，而贝蒂娜却不顾自己和歌德之间36岁的年龄差距，对歌德展开了热烈的追求。贝蒂娜追求歌德的原因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她对“不朽”的追求。“小的不朽”显然无法满足贝蒂娜，她将获得“大的不朽”作为一生的终极目标。她把歌德选为其青史留名的跳板，无所不用其极地与他发生联系，即使当歌德衰老到牙齿掉光，贝蒂娜也毫不厌弃，因为在她眼里，死亡和不朽是一对同义词，歌德的年纪越大，也就意味着他离不朽越接近。贝蒂娜在与歌德打情骂俏的同时又与贝多芬调情，因为与两位名人保持暧昧可以带给她获得不朽的双重可能性。
在歌德眼中，贝蒂娜一直是一个行为举止疯癫、怪诞的女孩。首先，假装“孩子气”是贝蒂娜向男人进攻的有力手段，鉴于歌德与她母亲的恋情，贝蒂娜第一次到歌德家做客时，便如孩童般撒娇地坐在歌德的膝盖上；在童言无忌的掩护下，她向歌德大胆示爱。“凡是不愿意把贝蒂娜看作是孩子的人都觉得她有点疯疯癫癫，没有教养，尤其是装腔作势已经成了习惯。”[5]73在贝蒂娜结婚怀孕之后，她的说话和行为方式更是如孩童般无所顾忌，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和歌德单独相处的机会，与歌德调情，激怒了歌德的妻子克里斯蒂安娜，她公然与克里斯蒂安娜发生争执，并将此事四处宣扬，对克里斯蒂安娜极尽丑化之能事。贝蒂娜与温顺安静的“房中天使”形象完全沾不上边儿，她拒绝在沉默中扮演贤妻良
我们的足球场母的角，而是选择打破沉默，以女性言说挣脱父权束缚。“对理性逻辑而言，那些矛盾的话语似乎是疯话，带着先入为主观念的人是听不进这种语言的。”[6]女性话语天生带有指意不明、逻辑不清的特征，贝蒂娜充满孩子气的“疯言疯语”对于消解菲利斯中心主义的男权话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结识歌德之前，贝蒂娜为了接近歌德，便努力讨好歌德的母亲，试图以他母亲的回忆为素材写一本关于歌德的书。当歌德听闻此事时，他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一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的隐私遭到了侵犯；二是因为他唯恐把自己的故事交给他人来叙述会动摇自己在公众心中的不朽。歌德去世之后，贝蒂娜花了三年时间对她和歌德之间的信札进行了整理和改写，甚至重写，如愿以偿地将其以《歌德和一个女孩子的通信》出版。她在书中将贝多芬刻画成了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硬汉，似乎是为了故意反衬歌德点头哈腰的奴相。在追逐“不朽”的道路上，贝蒂娜不甘心只是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主妇，她以“疯言疯语”和书写作为武器，充分地表达自我，努力向世人宣告其主体存在，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她完全颠覆了“房中天使”的形象，她泼辣、主动、有个性、野心勃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敢于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改写事实，她的女性话语对男权中心的主体地位发出了大胆的
挑战，她的勇敢与智谋对于歌德的懦弱是个极大的讽刺。
（二）把身体作为武器的“雌猫”——洛拉
“猫”是昆德拉的小说经常出现的一个动物隐喻。自古以来，猫被人赋予了诸多内涵，如自由、傲慢、邪恶、善变，等等。《不朽》中的暹罗雌猫是洛拉离婚后为了排解寂寞而养的，起初，她对于养猫并无信心，可是慢慢地，她越来越意识到这只暹罗猫对自己的重要性，并逼着人们夸赞它。再到后来，她在这只猫的身上发现了一种令人赞美的独立性和自由与骄傲的气度，渐渐地在猫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样子。洛拉拥有很好的音乐天赋，但因为一些其它的缘由，未能成为独唱演员，但她依旧充满野心，选择在一个业余爱好者合唱团里继续唱歌。不幸的是，洛拉经历了流产，被医生告知可能会终生不育，六年的婚姻也以破裂告终。洛拉的丈夫留给她一套公寓和一大笔丰厚的津贴，洛拉用这笔钱成功地经营着一间皮货店，生活富足，情人无数。从洛拉的经历看，她与这只猫的确有着相似之处。洛拉总是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正如猫总是来去自由；面对种种不幸，她依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渡过难关，取得一定的成功，正如传说中有着九条命的猫咪遇到危险总能化险为夷。“这只暹罗猫与洛拉所形成的组合方式有着独特的任务自我性，表现出人物性格中不甘妥协、勇于斗争的特征。”[7]
同时，“猫”也是洛拉“疯癫”的自我写照，洛拉的情人们想要接受洛拉，就得先接受这只暹罗雌猫，因为它是洛拉的灵魂形象。它动不动就对人吐唾沫、用爪子挠人，成为情人们是否服从洛拉权威的考验。流产和离婚给洛拉带来的身体创伤和精神创伤，使她产生了各种变化莫测的怪念头，做出了许多不同寻常的举动。比如在演出中途站起来表示抗议，无视观众的不满，大声地叫嚷着离场；把价值不菲的
毛皮帽子当作礼物送给女门房的女儿；与小男孩玩耍一个下午，从而冷落了男友，等等。她的这些行为充满了怪诞的自发性，也成为她的迷人之处。当她受到男友贝尔纳冷落时，作为她的灵魂形象的雌猫对贝尔纳发出低声的怒吼，还在他手上咬了一口。贝尔纳恼羞成怒，对雌猫挥舞拳头，雌猫弓起背脊，发出吓人的尖叫声，不但没有屈服于贝尔纳的威胁，反而做出了战斗的姿态，打算抗争到底。在爱情中遭受不公正对待时，洛拉做出了求婚的反击，哪怕这样的举动在世人看来是疯狂的，正如猫做出疯狂的反击一样。面对洛拉勇敢的求婚，贝尔纳却表现出逃避的态度。在感觉到自己被贝尔纳在情感上越推越远时，为了留住情人，洛拉不请自来地到贝尔纳，尝试沟通，并与贝尔纳疯狂做爱，此时的两性关系已然转化为战场上两股力量的抗衡。“她攻击，他防卫，她发布命令，他服从。”[5]196在福柯的身体政治理论中，身体不仅是权力运作的对象和目标，也是权力斗争的场所。“身体是建构人的主体意识的一个主要的权力点，身体既是权力的结果，又是权力关系得以形成和反抗的一个关键载体。”[8]女性通过探索身体和寻求两性关系中的主动权来认识自我，实现自我定义。在洛拉看来，性即是身体最先天、最完全、最本质的特征。为了追求幸福、掌握自己的命运，洛拉以身体为武器，试图摆脱两性关系中被动的他者地位，建立女性主体地位。贝尔纳最终还是离开了她，而她也变得更加“疯癫”，不但公然挑逗自己的夫保罗，还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自杀闹剧来博取阿涅斯和保罗的怜悯。在猝死后，洛拉终于得偿所愿地取而代之，嫁给了保罗。女性在两性性关系中多处于从属被动地位，主动体验的冲动被压制，反映了长期以来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和支配。洛拉以其被解放的身体述说着女性争夺话语权和掌控权的欲望，以其近乎“癫狂”的行为颠覆了女性作为“被驯服客体”的刻板形象。
（三）“隐性”疯癫的逃离者——阿涅丝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描绘了这样一个全景敞开式的圆形监狱：一部分人在暗中窥视着犯人，以达到规范犯人的行为、驯服犯人的目的。福柯认为，监狱是权力的产物，而身体则是权力规训的客体。昆德拉对现代摄影媒体的态度在《不朽》中也有所表露：上帝的眼睛已经被照相机所取代，因为照相机镜头无处不在，眼睛无处不在，没有人能够逃离，只能由他们任意摆布。在过去，如果有人想替另一个人照相，总是要先获得对方的许可，可是在照相机普及的现代社会，镜头的权力凌驾于所有权力之上，人们可以随意地拍摄他们想要拍摄的对象，没有人会再去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英国公主在沙滩上的裸照被媒体曝光，引起流言蜚语，可是镜头并不仅仅对名人感兴趣，任何人的隐私都有可能遭到侵犯。阿涅丝与男性友人在饭店中的会面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镜头记录了下来，阿涅丝想办法买下了所有的照片，但却买不到底片，这种任人摆布的无力感使她惶惶不可终日。阿涅丝在广播里听到这样一则播报：由于一次外科手术的失误，消费者组织建议，所有的手术应当全程录像存档，以便日后随时调取查看。这个建议获得了众人的赞同，却令阿涅丝不寒而栗。路人仿佛都化身为平等的卫士，时刻督促她遵守社会秩序，不能有一丁点儿逾矩的行为。这使她懂得了“人的眼光是沉重的负担，是吸人膏血的吻。她脸上的皱纹就是那些像匕首般的目光镌刻下的。”[5]36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手术室里，他人的目光都如影随形，使公私领域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使身处其中的人产生了强烈的逃离愿望。
阿涅丝不仅反感他人的注视，也畏惧自省的目光。福
柯认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牢房里，每时每刻都被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监视着，以至于在每个人心中都形成了一种永恒的‘全景敞视’的意识形态，从而使每个人成为自己的狱卒。”[9]《不朽》中描写了桑拿房内，女人们为了变得苗条，身上紧紧地包裹着特制的薄薄的尼龙布，因为这种尼龙布能够使她们汗流浃背。女人们严格地管理自己的身材，是男权社会中无处不在的男性的“凝视”对女性进行监督与规训的结果。阿涅丝对自己的身体一直抱有一种羞愧感，无论是月经期间身体器官发生微妙的变化时，还是在情欲被激起，身体变得光彩照人时，她都会感到困扰和忧虑。当她与情人幽会时，她会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身体上之前没有看到过的缺陷，身体的衰老使她感到虚弱和沮丧。而男性却很少有这样的烦恼，或许这种羞愧感只有女性才能敏锐地体会到。常年身处男性“凝视”规训下的阿涅丝认为只有逃离这些或来自外部或来自内部的注视，她才能获得真正的清净，因此，在她弥留之际，阿涅丝再也不愿意接受保罗或其他任何人的目光。
阿涅丝对丈夫保罗的爱也仅仅出自一种应该去爱他的意愿，仅仅是为了组建一个看起来幸福的家庭，阿涅丝甚至把他们夫妻共用的床比作“婚姻的祭坛”，如果有来生，她会坚定地选择不再和保罗见面。夫妻感情生活的贫瘠促使她维持着和鲁本斯的婚外情。阿涅丝和女儿之间也并没有传统意义上“舐犊情深”的母女之情，在阿涅丝的身上，女性的生物性母职被颠覆，虽然她关心女儿的健康，但却不想见到女儿，也不想与女儿生活在一起。妹妹洛拉从小就处处模仿她，长大后甚至觊觎她的丈夫。在阿涅丝与洛拉爆发争执时，保罗也只是袖手旁观，一味逃避。阿涅丝表面上拥有美满的家庭、体面的工作，在家里却没有一点儿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这也是她最终选择逃离的原因之一。
让人无所逃遁的外在凝视、令人困扰的自我凝视、缺乏心灵契合的夫妻关系以及咄咄逼人的亲缘关系都使阿涅丝感到无比压抑，可是与斗争不止的贝蒂娜和洛拉相比，她表现得相对软弱，她并没有对父权社会的压迫做出实质性的反抗举动，而是选择了逃离——离索居、归隐田园。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下午，阿涅丝走入山，久久地躺在小溪旁的草丛里，感受溪水流淌过她的身体，将她背负的所有痛苦和污秽都带走。阿涅丝一直拒绝从别人眼中去确定自我，她想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做回真实且唯一的自我。她割断了与世界、与生活的一切联系，逃离了原有的身份，挣脱了附加在身上的种种压制和规训，享受着绝对的清净。与贝蒂娜和洛拉的“显性疯癫”相比，阿涅丝的“疯癫”是一种“隐性疯癫”、一种内向逃离，是对男权压迫的无声控诉。
三、结语
福柯认为：“疯癫与理性的关系构成西方精神内部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疯癫是作为理性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它不仅仅是神志错乱的自然疾病，也象征着对规范的逾越、对理性的抗争、对超验性的拒斥、对诗意的渴望、对极端体验的迷恋。”[10]贝蒂娜凭借其“疯言疯语”和女性书写挑战父权对女性的话语禁锢，书写出自己的历史；洛拉把身体作为武器，试图掌控两性关系中的主动权，把控自己的命运；面对无处不在的社会凝视和自我凝视，阿涅丝选择逃离一切生活的牵绊，回归生命最本真的状态。不论是贝蒂娜和洛拉的“显性疯癫”，还是阿涅丝的“隐性疯癫”，她们的行为方式都以不同的形式打破了男权社会所规定的女性应当遵从的约定俗成。昆德拉通过对这些“疯女人”的形象刻画颠覆了对于疯癫女性的书写传统，借她们的身体和话语抒发了男权社会中长期处于他者边缘化地位的女性通过“疯癫”反抗男权压迫、建构自我身份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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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察，硕士，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世界文学、国际汉语教学。
编辑：刘贵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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