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题
［编者按］衙门，是封建王朝地方行政办事机构的处所。历经沧桑，衙门建筑已经不多见了，但在南阳，仍较为完整地保存着两处官衙，弥足珍贵。这就是清代的内乡县衙和南阳府衙。这两处建筑分别在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和２００１年６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凸轮泵
南阳府衙坐北面南，南北长２４０米，东西宽１５０米，占地３．６公顷。现存古代单体建筑三十馀座、一百三十馀间，中轴线上自前至后有照壁、大门、仪门、右列六科房、大堂及东耳配房、寅恭门及其东西耳房陪房、二堂及其东西厢房、内宅门、三堂、三堂左列厢房及三堂东西耳房配房等，在中轴线的东侧还保存有军粮厅、宾兴馆，西侧还保存有二堂西花厅及其厢房、倒座等建筑，是我国现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封建社会府一级官署衙门建筑。南阳府衙设立于元至元八年（１２７１）。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程本初依朝廷定制营建了府大堂及属官衙署。明正统五年（１４４０）同知汪重、明成化年间知府陈镒，对府衙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清代先后有辛炳翰等近十位知府参与府衙的重修、扩修。民国时期，府衙为河南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公署。新中国成立后，府衙成为南阳地区专员公署所在地。南阳内乡县衙始建于元朝大德八年（１３０４）。现存建筑多为清代建筑，由章炳焘于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主持营修，占地两万多平方米，现有房舍二百六十馀间。建筑格局由外及里为：照壁、宣化坊
脉搏测量仪、大门、寅宾馆、膳馆、双祠院、三班院、监狱、仪门、六房、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典史衙、戒石坊、大堂、门子房、屏门、二堂、县丞衙、主簿衙、夫子院、东账房、西账房、三堂、东花厅、西花厅、后花园。有关章炳焘营建内乡县衙有个小典故，传说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章炳焘宴请县内豪绅富贾，席间挥写“天理、国法、人情”六字名言，一字值千金，以此号召人们为营修县衙筹募，后来又通过“赢捐输罚”、“以工代捐”等办法筹得资金，由此营修了内乡县衙。由于内乡县地处秦岭以南长江以北的南北文化交融地带，又受主持营修者章炳焘是南方人的影响，因而县衙的整个建筑是融长江南北建筑风味为一体。内乡县衙内多有精妙绝伦的楹联，其中高以永（清康熙十九年任内乡知县）所撰的一副楹联最为著名，上联为：“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下联为：“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内乡县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县政府和县武装部的所在地。１９８４年被批准为全国第一家衙门博物馆。
为了更好地了解南阳这两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更好地理解地方衙门的格局、体制和作用，我们特别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郭润涛教授谈谈——
中国误诊学杂志—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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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州县衙门的格局与体制林州地震
□郭润涛
明人武英《重建（余杭县）琴堂记》说：“国家开设县治，必首建厅堂，为听政之所。”（嘉庆《余杭县志》卷４《官署》）王雄《新建汝州堂记》则说：“汝始为州，即设为此州治。有此州治，即创有此州堂。是乃行政临民之所。”（正德《汝州志》卷８汝州文）这里所说的“厅堂”，指的是县治或州治中的“大堂”。大堂为“听政之所”或“行政临民之所”，但作为一个治所，除大堂之外，还有“后堂”、“花厅”、“签押房”、“幕厅”、“六房”、“三班”、“监狱”以及大门、仪门、宅门等，这些建置，构成了通常所说的县衙门或州衙门。嘉靖《淳安县志》记载：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的衙门，于洪武二年“即旧基重建”，“中为正厅，东为幕厅，西为架阁库；前为甬道，上为戒石亭，左、右为六房；又前为仪房，门西为狱，外为谯楼，楼东为急递铺。官吏房舍环列厅后及两傍”（卷６，《公署》，《新修淳安县治记》）。这是明初的建置。在明清两代，州县衙门的建置格局有所变化，但基本一致，且全国各州县的衙门在格局与体制上，大体都相同。
清代有句民谚，叫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八字开的衙门，指的是衙门的“大门”。这重大门在衙门的最前面，所以又叫“头门”或“正门”。大门上悬有一匾，上写“某县”或“某某县”、“某州”或“某某州”。这块匾额，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的一段回忆中说得很清楚，是一块“竖匾”，“表示以上临下的意思”（三联书店，１９８４）。这种规格，我们现在去故宫还可以看到，只是地方衙门的那块匾额，只有汉字，不是“满汉
合璧”。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底，日本人曾根俊虎到浙江嘉兴府海盐县城，见“有一个门楼，门楼上挂着一块写有‘海盐县’三字的大扁额”（《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中华书局，２００７）。明正德《顺昌邑志》记载，福建延平府顺昌县的大门，于正德十五年重修，“四围累砖为壁，上竖‘顺昌县’扁”（卷２，《公署志》）。大门有一个附属的建筑，即大门之前（南）的“影壁”，也叫“照壁”或“照墙”，起屏障的作用。这道影壁，一般设在县前大街的南侧，是过街影壁的建置。陶希圣在《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中说到，头门的对面是照壁或称照墙。照壁的壁画似乎以“指日高升图”为常见。陈天锡《迟庄回忆录》记载，湖南沅州府麻阳县衙的照壁上画的是“四足兽类”，其名谐音曰贪，寓意戒贪。可见，各州县大门照壁的壁画内容不尽相同。“大门”的两侧，有所谓“榜壁”、“榜廊”或“榜房”的建置，是衙门张贴“榜文”或“告示”的地方。州县衙门发布政令，首先就张贴于此。民间打官司，官府的“批词”或听审日期的告示，也发布于此。
自明代以来，衙门的“大门”之上，一般都建为“谯楼”。“谯楼”就是钟鼓楼，其功能是司晨昏和报时辰。一座治城的“暮鼓晨钟”，就是在谯楼上响起的。明代以后，谯楼与大门一般合为一体，上楼下门，所以王鏊《姑苏志》说：“门今称谯楼。”（卷２２，《官署》）但谯楼与大门分置，即陶希圣所看到大门之上“或有楼，或无楼”的情况（见前揭书，下同），在明代已存在。崇祯《吴县志》记载：吴县原
来也是门上建谯楼，“（嘉靖）二十七年，知县宋仪望重修堂廨，撤谯楼改作大门。”后来重建大门，也没有恢复原来的建置，而是在大门内“添建画楼，扁曰丽谯”（卷１２，《官署》）。
进入“大门”，就可以看到衙门中的第二重门，是为“二门”，正式的称谓叫“仪门”。现在我们从“仪”字入手来解释，即所谓“有仪而可象谓之仪”，认为“仪门”是“仪象”之门，大约不错。明清两朝都规定，官员上任要举行上任仪式。这个仪式，就是从仪门开始的。官员在上任的一大早，先要去祭城隍庙，来到仪门，就要在门前下马或下轿，还要换穿吉服（原穿朝服）。上任仪式由一系列祭拜活动构成。首先就是祭仪门，再是祭土地神；尔后是进仪门，过甬道，在月台上举行“望阙谢恩礼”；接着是进大堂，行拜印礼等。而先祭仪门，实际上是祭整座衙门，这说明“仪门”是衙门的象征。在明代以前，衙门的首要之门是“仪门”，后来由于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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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在谯楼所在的地方，建为“大门”，这样就形成了大门与谯楼合一的格局，原来作为头门的“仪门”，也就成了大门之内的第二重门。陶希圣说，“仪门是牌坊式的建筑，上面无楼”。这种牌坊式的门，就是因为外有“大门”而形成的。其实，在明清时代，仪门也并不全是牌坊式的，还有屋宇式的仪门。仪门不常开，一般是官员因公事出入才开启。所以在仪门的东西两旁，开设平时出入的便门，称“角门”。而在东、西角门的附近，东面设有“土地祠”，也称“土地庙”或“衙神庙”；西面是监狱。以仪门为中心，形成了所谓“东祠西狱”的格局。
仪门之内，有一条通向大堂的甬道。在甬道中间，设有一亭，因亭中置“戒石碑”而称“戒石亭”。戒石碑上刻有戒石铭。正德《新城县志》记载：“戒石亭，在甬道中，有铭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宋太宗摘孟昶《谕守令铭》颁布天下，后世因之。”（卷６，《公署》）王鏊《姑苏志》云：“戒石铭刻石，在厅事南。铭即宋太宗书孟昶令箴内四语也。郡县皆同。”（卷２２，《官署》）陶希圣所见此四语书匾是悬挂在仪门的背面，当是后来的一个变化。《迟庄回忆录》记载，湖南沅州府麻阳县衙中在原来建戒石亭的地方，是一座牌坊，上书四语。这又是一种变化。直到清末，在许多州县衙署中，甬道中间还有戒石亭。
甬道的东、西两旁，就是书吏办公的六房所在。方志中多称“吏廊”或“廊庑”。六房建筑是有穿廊的廊屋，在大堂前作东西相向排列。这样，由仪门、大堂和东西吏廊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时称“外衙”或“外署”。在这个区域，“大堂”是主体建置，又叫“正堂”或“正厅”。大堂的东西两旁，建有两所规制略小的独立建筑，用为首领官的办公之所和贮藏图籍文书等的库房，多为“东幕西库”的格局。“幕”是“幕厅”，是首领官的办公之所。明清两代，州县首领官具体官名叫“吏目”和“典史”。明代承元朝的称谓，仍称吏目、典史为“幕官”、“幕职”或“幕属”，所以称其办公之所为“幕厅”。清代沿明代的说法，仍称“幕厅”，但吏目、典史不再称幕官或幕职，而称之为“捕衙”。所谓“库”，一般是架阁库，即藏户口、土地册籍和文书档案之所。我们今天用的“仓库”一词，在明清时代是有分别的，“仓”是指储粮之所，“库”则是指贮放册籍、银钱、仪仗、军器、什物之所。库因贮存的东西不同而有分类，有架阁库、仪仗库、银库、军器结晶紫
库等。有的州县还有专门贮藏户口土地册籍的册库。这些库，大致上都设置在大堂的两旁或者稍后的地方，具体情况，各地有所不同。
在外衙，虽然以“大堂”为主体，但六房所在的“吏廊”，是日常办理公事的地方。用今天的话说，“六房”是政府的职能部门。明清两代，政务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类，所以职能部门的设置，也相应地分为“六部”和“六房”。地方衙门的书吏办公机构，统称“六房”，也有称房为“科”的。六房在吏廊的具体安排，一般是东面吏、户、礼三房，西面兵、刑、工三房。这种排列的次序与格局，与京师的“六部”格局相同。所有方志的记载，也无一例外。陶希圣记述他看到的情况是：“东科房排列着承发厅、吏科、礼科、刑科。西科房排列着总差房、户科、兵科、工科。”可能是一种变化，也或许有误。“刑房”一般设在西面的廊庑。他提到“承发厅”，明清时代一般称“承发科”或“承发房”，是收发案牍文书的房科，主要的职责是在“印官”与“六房”之间传递案牍文书。事实上，在政务繁剧的州县，明代已分化出更为细密的房科。如从刑房分出了“招房”，专门负责审讯人犯时记录口供；“户房”也分出“粮房”或“漕房”等，专门办理漕粮的收交。据万历《钱塘县志》记载，浙江杭州府钱塘县“分二十五房科”（《纪制・公署一》）。这大约是当时分工最为细密的县份。“六房”根据政务的繁简而分工，而各州县的政务繁简情况很不相同。大致说来，简僻的州县，有六房再加承发房即可办理公务，而在冲繁
州县，则需要作出进一步分工。乾隆《永清县志》记载，顺天府永清县有吏房、户田科、户租科、户仓房、库房、礼房、兵房、刑房和工房。其中户田科、户租科、户仓房、库房，都是由户房分化出来的。陶希圣在前揭书中说到有“总差房”，设在吏廊，但这不属于“六房”，它是差役（衙役）的机构。在清代，州县吏役统称“三班六房”，其中“三班”，即皂隶、快手、民壮，是在衙门内承命奔走的差役。在“三班”之外，还有“捕役”，也属于衙役。“三班”伺应差使，在衙门内也有一定之所，一般在仪门附近的地方。乾隆《余姚志》记载：“仪门之两翼为皂、快、壮三班之房，各三间。”（卷７，《衙署》）这些衙役也有组织，数人一组，负责的人称为“差头”，差头之上还有“总差”。他们承担差务的命令，来自印官，但直接相关者是六房的书吏。官签发，吏承行，而差奔走，是当时衙门行政的基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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