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８9 菊儿胡同改造危改住宅合作社的尝试来源：新京报发布时间: 2０09-08－06 作者： 奇伟鞋油▲菊儿胡同41号院改造采用一种三层小楼的新 四合院模式，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其高度恰到
好处，从胡同口看不出有楼。
俯视菊儿胡同4１号院。屋顶长着青苔的灰瓦，以及
院内的花架、石桌凳看起来有些像南方住宅的风格。
一位外国住户买完菜走进院子。菊儿胡同4１号院在
国外名声很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青睐于在此租房
住。
交道口南，这一片属于元大都规划中最早建设的街坊———昭回靖恭坊的一
部分，与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大街一街之隔的菊儿胡同是东西走向，从胡同口远眺，看不到中间部位躲藏着一些三层小楼，爬山虎缠绕整个墙壁、窗口。
回看天际下中流20年过去了，在这个多雨的北京夏天，古树还在，屋顶有野草摇摆，青苔晕染墙角。经过胡同口的公车视频上，不断闪回一个有奖问答：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北京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增长了几倍?答案有：A.1倍；B.2倍；Ｃ.３倍。 菊儿胡同试验田
１993年10月4日，世界住房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因为菊儿胡同改造，两院院士、城市与规划设计师吴良镛在接受“世界人居奖”时致答谢辞：这项大奖颁发给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在中国数以百计的重要历史名城中，一次迫切的任务是如何创造一种社会住宅。不仅满足现代生活舒适的要求，还要使之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在居住问题上，再也不能承受繁重的、无休止的专断、争论及会议，现在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tpc“中国数以百计的重要历史名城”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城如何改造，方案在三十年前就已经酝酿。吴良镛称，从１978年开始，北京市旧城整治开始研究方案。在１９79年对什刹海规划方案的研究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居住区整治的“有机更新”和“新四合院”住宅设计方案的思路。十年后，这个方案选择了菊儿胡同作为试验标本。1989年，这个试验的具体落脚点定在了菊儿胡同4１号院。
为什么选择菊儿胡同４１号院，居住在此的老人介绍，这里本来是一座寺庙，叫“弘德禅院”。日军曾在这里驻军，解放后，沦为大杂院，一共有２4户居民。当时的情况是：三分之二的家庭室内无日照，
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
头，一个下水道，典型的危、积、漏地区。东城区规划局工作人员姜志强介绍，当时菊儿胡同地势低洼，一下雨这里就是汪洋恶臭，住在这里的居民迫不及待等着被改造。
之后，东城区政府到了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吴良镛带领学生在１987年开始了调研。在施工图阶段，“对这个２７60多平方米、仅收一万元设计费用的小工程，一般设计院是看不上眼的，并且建筑结构、设备、室内外工程特别复杂，地下工程现状弄不清楚，工程虽小，难度不小，完全因为‘改造危旧房，社会效益大’，图纸竟出到9５张”。用吴良镛的话说，就是“杀鸡用牛刀”。
９5张图纸中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一种新四合院的模式。一方面是从宫殿王府建筑里汲取灵感，并列的两座院落中形成长夹道，另一方面参照了苏州宅第中的“备弄”(又称壁弄)串院落，夹道和备弄就构建起“交通干线”的作用。现在走进4１号院，配合花架、坐凳的生活情趣和阁楼变化的韵律，看着像南方水城的格局。如今住在41号院的李槿称，来参观的人也都这么说。
扭力梁式后悬架三层小楼的新四合院，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即使是作为北京市旧城改造的试验田，吴良镛记得，规划设计方案也被各个部门审查了六七遍才通过。姜志强称,“当时南锣鼓巷一带已被列入旧城四合院保护区的范围，旧城改造限高9米，盖高了会对鼓楼的中轴线有破坏，但菊儿胡同改造恰到好处，胡同口看不出有楼，尺度感好，形成了视觉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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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居民参与住宅合作社
二十年之后，菊儿胡同的白墙黑瓦已经斑驳，“现在来看，重要的不是改造的建筑形式本身，而是过程中对发挥各方力量的‘住宅合作社’模式的倡导。”吴良镛称，菊儿胡同41号院改造也是当时北京市第一个组织危房改建的住宅合作社。具体内容包括：当时在房价方面，每平米建筑面积的造价，住户筹措交纳３５0元，工作单位补贴２50元，其余由国家扶持，如果没有单位补贴，采用低息贷款的办法，购得后房产使用权为住户所有,5年后可以转让。
“当时希望居民都参加到住宅合作社中来，发挥集体的力量，很可惜的是，没有坚持下来。”吴良镛提及此事仍很遗憾，在他看来，“让居民自觉修缮旧房，是最经济、最有效、最理想的解决危房问题及风貌保护问题的办法。危房改造工作必须从过去以开发为主体转变为以居民为主体，应制定合理的政策，提倡居民参与小规模整治。”他说,“将来要解决住房问题也有赖于一种民主制度的建立。”而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福利分房制度还在，很多人习惯了交房租，手里钱不多，也没有买商品房的概念。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大潮已势不可挡，旧城改造限制多，这显然不是货币资本青睐的地盘。姜志强称，菊儿胡同的改造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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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本,“怎么说呢，新四合院毕竟不是原来的四合院了。”
菊儿胡同４1号院是北京市第一批拆迁户。吴良镛当时调研的结果是,“一半居民在这个院里居住不到四
年，因此没有形成稳定的亚文化落。”因此，改造结束后，只有４户居民回迁，更多的居民选择了换房或搬迁。如今住在41号院的李瑾一家当年就是和原住户换房搬来的，“当时很多人很向往住楼房，觉得方便。我们是以雍和宫附近的一个小院子和他换的，然后还补齐了7万元左右，搬进了41号院3楼100平米左右的房子。”李瑾介绍，当年对回迁户的优惠措施是，低息贷款，每个月还一百元，一共是十年。但是，很多原住户都选择了放弃，“一个月还一百元，当时觉得太多了，还得还十年。”1９92年左右，吴良镛带领学生对菊儿胡同41号院改造进行回访,“搬迁到别处的原住户基本没有人因为当年没有买房而后悔。”
外国人陆续入住
1９9０年秋天，菊儿胡同４1号院改造完成，市领导在院子里给大家发了钥匙。李瑾一家搬到了三楼把角，当年有大的露台，西北风刮起来，呼呼往里灌，但当时又规定不能改变外观。“为了这个，我父亲还和吴良镛教授吵了一架。”李瑾记得，“春节时，来小院给我们拜年”，之后，“好多外国记者来了。”国外专家赞美它,“吴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菊儿胡同工程中所创造的是一个人
文尺度的答案。尽管它的人口密度与高层住宅相似，但它却创造了一个永恒的人与人交往的社区。最重要的是菊儿胡同捕捉住了中国的四合院的传统，即北京的合院形式……”
后来，各家各户逐渐都封了阳台，院里当年保留下来的古树还在摇曳，但当年吴良镛设计时倾心的院
落公共空间再也不是诗情画意的四合院，一楼住户的窗户上都是封条。90年代后，很多户主搬走，李瑾发现院子里陆陆续续住进了很多外国人,“这个院子在国外很有名，房租不低，我们这里都成联合国了。”外国朋友大多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遇到中国人，都会笑着说，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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