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八大胡同的隐痛和隐私

北京八大胡同的隐痛和隐私
八大胡同是历史、文化糟粕,人间丑恶曾在这里泛滥———这是一个基于简单事实的正确判断。挖一挖八大胡同的隐痛和隐私,不是颠覆是非,而是为是非佐以事实。肾b超 兰州市铁路局
八大胡同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称,又称“八大埠”,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街以西。“八大”是虚指,旧书《顺天时报丛谈》指证,该地区至少有十五条胡同属于“花柳繁华之地”,公认的八条胡同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现名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名棕树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现名大力胡同、小力胡同)。
16六书通世纪阿拉伯旅行家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纪行》中说:“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不设活动的单独地区”。明朝北京“活动的单独地区”在现东四南大街路东的几条胡同,时称“勾栏”。而八大胡同则是清初兴起,迟至清末才成名。
乾隆二十一年以后,北京内城禁止开妓院。因此,内城的妓院迁移到前门外大栅栏一带。此地紧靠内城,又是外地进京的咽喉,原本就喧嚣繁华,妓院来此,反倒因祸得福,自此集中密集发展,雏形诞生。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侵略军要满足兽性需求;庚子赔款,清廷要税收;再加上前门火车站的建成,使得北京娼业骤然膨胀。八大胡同妓院的档次在北京首屈一指,自此暴得大名。所以说“八大胡同”开埠虽早,但以此名行世实际上已是1900年以后的事了。
八大胡同从来就不是一个行政单位或法定地名。过去男人说去八大胡同,意思是告诉你他要“做什么”而不是“去哪里”。
等待判决的现在
摆脱大栅栏和窃听器的妇女,逃出观音寺街白热化的叫卖,就是八大胡同了。这里的气氛不再焦躁,本地住户神情闲散,外国人、背包客缓步梦游。
看八大胡同有两个由头,一是考察北京老街巷老建筑;二是看看老妓院到底是什么样子。北京俗话说:“有名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为什么非看八大胡同?由头一说:八大胡同是草根的北京,是过去绝大多数老北京人的真实生存环境,而且至今形貌犹存。
棋盘街道和四合院属于内城,是“高尚住宅区”,清朝时只有旗人贵族有权居住。内城街巷规划严谨,正南正北,整洁幽雅。四合院当初都是一家一院,严格遵循着社会等级制度,
家庭伦理观念。庭院深深深几许,这种高标准的道德诉求,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之上。
而外城的八大胡同,则是自然形成,疏于管理。八大胡同斜街多,铁树斜街、棕树斜街、樱桃斜街、杨梅竹斜街均沿故河道、水沟成型;此地胡同狭窄悠长复杂,街道杂乱无章,没人带着非转晕不可。街道乱,房子也乱———八大胡同的建筑有中有西,有砖有木,有院有楼,有商有住,大大小小,里出外进;公共场合与私人领地相互混杂,穷人富户交错纠缠。八大胡同里,严格意义上的四合院没几个,即便有也都是小院落。这里的建筑比内城的建筑年轻,1899年义和团玩弄法术失灵,不慎酿成火灾,大栅栏附近烧了大小房屋七千余间,这些房子大多是那以后建的。
内城胡同的文化性格像世代贵族,以八大胡同为代表的南城胡同则像骆驼祥子。
看老妓院则是很复杂的事儿。人们得在无数的房子中寻当初妓院的线索:二层小楼,门楣残字;圆门洞,圆窗洞。
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现在是陕西巷宾馆。这栋小楼的外墙立面涂上了水泥,但圆窗洞仍
在讲述着它过去的经历。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内部红柱朱廊围成天井,整栋楼每个房间的门都面向中央,天井内还有一个带太湖石的水池,养着龟和鱼,旅馆环境别致,但人似乎不多。值班人员说,这里的结构从来没动过。
小凤仙住过的云吉班也在陕西巷,现在是大杂院。二层小楼,前后两院,雕花房檐,但没有天井。一位老太太告诉我,她今年85岁,已在这里住了50多年。她说,小白玉霜、新凤霞都曾在这里住过,大家经常走动,她与她们原来是北京评剧院的同事。
最堂皇的是樱桃斜街11号长宫饭店,该楼与陕西巷宾馆格局基本相同,但面积要大得多。双层纯木结构,没一根钉子,红廊绿檐环绕,30多个房间户户面向天井。该楼始建于乾隆年间,最早是贵州会馆而并非妓院,但据说此地曾是蔡锷与小凤仙的双栖之所,更早纪晓岚也常来此饮乐。经营者把这段经历写在门口,然后5元一位,喝茶参观。
百顺胡同的一个二层小楼,完全是西洋风格,在杂乱的巷子中显得别有风味。
这些当初作为妓院的二层小楼,建造之前就定好了使用功能。一般底层都是阔大的天井,嫖客到来坐在这里,小二就把吆喝过来,任由客人挑捡;顶层的小房间一般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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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勉强容得下一床一桌一梳妆台;每座楼这样的小房间大约有1020间,各个房间面面相觑,有点可笑。
四合院形式的妓院不如小楼多。
现在百顺胡同居委会所在的院子过去叫莳花馆,是一家三进带跨院的大四合院,据考证,明朝苏三(玉堂春)就曾住在这儿。棕树斜街的“小花园宾馆”,是两进的四合院,过去曾是烟馆加妓院。
由于过去就采用公共场所的建筑形式,所以这些原妓院现在大都改做旅馆或大杂院。楼和大杂院外观破旧,内部结构基本都已改动,看起来很有废都的感觉。不过即便当年它们风光之时,也难敌现在厦门远华红楼之万一。人们曾对“红楼”的开放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争议也少,那里毕竟是人去楼空,不涉及到骚扰房主的问题。
现在八大胡同住户的心态很矛盾。说他们是八大胡同住户,总有泼脏水之嫌;他们与那段隐私完全无关,很委屈但也无从辩解。但也有好几位居民悄悄告诉我,自己住的地方原来住着赛金花、小凤仙等名人,语气又隐隐有些自豪。
前几年,有人曾提出在此建立八大胡同历史展馆,当地居民极力反对。2001年媒体有大规模争论:八大胡同是历史还是糟粕?是文化还是猎奇?……从事宣武胡同游的公司宣布不再将青楼遗址列入胡同游的景点。
按照新道德要求,解放后八大胡同的名字已变更了两次;但拆与不拆却始终是个传说。当地居民都知道自己是要往前走的,他们一般不把这里当百年终老之地刻意经营,但却不知道下一步什么时候走,走到哪里。
赛金花和小凤仙似乎是八大胡同摆得上历史台面的惟一理由,现在了解八大胡同似乎还像当年读《金瓶梅》,有权限问题———你知其然,我知其所以然,这就足够了。武汉十五中张飞跃
是是非非都比不上当地百姓的一个眼神,你完全可以把八大胡同地区看成一个落后的小镇。
纵横步行十分钟距离内,出租车不愿进,三轮挡道;电线杆子,水果摊,炖着熟食的煤球炉,真个是五味杂陈,眼花缭乱。火警、急病怎么办?
街巷里到处可见膀爷躺着睡觉,街道又凉快又宽敞,比阴暗逼窄的室内要舒服得多,膀爷
在这里可以得到理解。
大杂院内警示性标语随处可见,有一条竟然是“请勿在此讲话”。八大胡同的居民们不得不抱在一起生活,紧张局促地协调,转个身都困难。每条胡同还都有公厕,这里人都烧煤气罐……
想当然地埋怨建设者是不合适的,“八大胡同”改造极困难。以前胡同地面都是黄土,现在地面是斑驳坑洼的水泥路。这些水泥路当初是怎么建起来的?运输,交通,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判决———八大胡同的居民等待着生活的判决;八大胡同外的人等待着道德的判决。
八大胡同原生态圈
梁实秋在《北平年景》里说:“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可见,把当初的八大胡同简单定义为性交易场所就未免太小瞧它了。按现代商业定义,八大胡同可以叫做———以性交易为中心的,集娱乐、餐饮、住宿、会
葡萄糖酸钠议于一体的综合物业,配套设施也相当齐全。
1923年版《中华全国风俗志》说,当时北京“无一人不入胡同上盘子(妓院)……”,此话明显偏颇,但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确实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嫖客,黑社会、政府、周边服务行业等等诸多人士。是生态核心,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
颇符合生物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八大胡同的欢场头把交椅不是凭空得来的———先有妓娈之争,后有南北之争,它的江湖老大地位才得以奠定。
最初,八大胡同是伶人活跃之地。清朝禁止官员嫖娼,大臣们就另辟蹊径,玩同性恋。娈童大都出于梨园旦角,其寓所就集中在八大胡同韩家潭一带。庚子之乱以后,朝纲紊乱,官员嫖娼已是小事一桩,此时的妓院才从娈童手里夺取了这个最令人垂涎的客源,女风压倒男风。
《京华春梦录》记载,八大胡同中,南北两帮曾“鸿沟俨然,凛不可犯”。“北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较好,但文化不高;“南班”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更解风情。赛金花之后,南国佳丽大举北伐,民国后“北班”甘拜下风。南班的胜利,使得八大胡同档次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花名冠京都。
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集中着一等妓院,也叫“清吟小班”,以喝茶、宴饮、填词弄曲为主营业务,并非只有皮肉生意,自然是达官显贵出没之地。石头胡同聚集着“茶室”,属于二等妓院,嫖客以富人商贾为多。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充塞着三等妓院,嫖客主要是小商人、小掌柜等“中产阶级”。“老妈堂”和“暗门子”是上不得八大胡同台面的,那是体力劳动者们消费的地方。
与妓院的关系,一是卖身给妓院,成为老板的私有财产;二是“自混”,与老板属于员工与经理的关系。
过去八大胡同老板们买到漂亮女孩子,会给她好吃好喝,教她识字念书,诗词歌赋、吹拉弹唱、书法绘画、女红厨艺……期望她们成为“高学历专业人士”。老板甚至还纵容这些的小性子,有性格才好卖,才能加倍收回成本。
但绝大多数卖身给妓院的,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在第一次接客前,要喝“败毒汤”,从此终生绝育。下等,女孩常常不到10岁就开始接客,经期都不得偷懒。违反“管理规定”的,惩罚方式骇人听闻,被逼自杀屡见不鲜。解放前,八大胡同三等妓院华清馆老板黄树卿、黄宛氏恶名昭彰:杨翠兰怀孕4个月,被黄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
还强迫她接客;张义逃走,抓回后暴打一顿,人还没死就活埋了。
自混的,挣的钱与老板对分后,还得打发伙计、跟妈、大师傅、更夫,还要付零食费、茶叶费、痰桶钱、香钱等给妓院。最终往往还是落得自卖自身。
在妓院内部的生态圈中,老板、领家、老鸨是妓院的主宰者;司账、跟妈、伙计、是劳动者。营业项目细化得很,远远超过”;计价方式也多种多样。嫖客是生态杠杆的另一端,他们有可能是任何有需求的男人,商人、学生、文人、政客、百姓。
顾颉刚回忆,1920年代初,北京高级的鱼翅席每桌才12元。而当时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买来开发利用。嫖娼费用从几角钱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一本万利。
前门外,白天是大栅栏的天下,晚上是八大胡同的天下。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卖大力丸的、拉皮条的、卖香烟的、拉黄包车的、说书的、卖唱的、打把式卖艺的纷至沓来。在八大胡同讨生活艰难异常。《侯宝林自传》中说:“我还在妓院里说过相声,那简直跟要饭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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