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与理性主义的发展历程
理性（rationality）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理性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属于判断、推理等活动的（跟感性相对），如理性认识。 二是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如失去理性。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相当高深的理性研究，其中不同的流派赋予了理性和感性之间不同的关系。在哲学领域，理性是与经验相对立的。其哲学意义在于确定理性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及其检验标准。这种理性自17世纪开始始终是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它依靠逻辑和数学的方法寻求普遍适用于客观世界的自然法则,并因此建立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
与理性一样，“理性主义”（rationalism）也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可以说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的一大传统。古希腊哲学被公认为西方哲学发展的源头,同时也开启了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古希腊哲学家们思
钢芯铝绞线考的是万物的本源问题。因此古希腊哲学也就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和建构理性主义。在这些哲学家看来,万物变化多端,纷繁复杂,那么他们所探究的就是这变化后的不变,“多”后面的“一”。而这种本源的探究是不可能由感性所能把握的,因此在古希腊哲学中建立了客观理性原则。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者整个欧洲,但是宗教哲学本身却并不是完全否定理性的。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们眼中信仰总是第一位的,因此他们极力强调神性而贬低人性,强调神的理性而人的理性智能依附于神的理性,但是他们虽然强调天国纯洁高尚的理性,但却摆脱不了现实的理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看到人的理性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文艺复兴将人的主体地位展现出来,人不再是居于神下的主体,而是被理解为自由、平等的个体。17、18世纪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近代哲学的理性具有了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近代哲学虽然也研究本体,但是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知识的基础和确定性上。对于知识的基础和确定性的研究是哲学家们把理性提到了首位,并且理性与人性开始结合。近代理性开始将几何学应用于自然,重视经验与观察,科学理性被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cso（曾冰：《西方理性主义述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年第6期Ｐ１５６－１６０）德国古典哲学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推向了顶峰。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了17、18世纪哲学的理性主义,并且将理性继续推向了内在化、本体化。并且认为理性的正确运用是
批判,它的目标是自由。（曾冰：《西方理性主义述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年第6期Ｐ１５６－１６０）
综上所述，理性主义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有学者认为“理性主义是指用理性方法去解释宇宙间的现象、用理性去分析各种问题,和用理性方法去管制个人和社会的生活的各种活动。”（伍启元:《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香港) 1989年版,第338页。）但现在“理性主义者”表达一种人类行为应该由理性所支配的观点（这种观点被欧洲理性主义者以及类似的经验主义者所认同）。（理性主义词条解释）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主义与有限理性模型
1、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主义
哲学意义上,理性或理性论是与经验论相对立的，社会生活领域里的所谓理性（Rationality）则有所不同，其一般意义是指一种趋利避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比如一些经济学家常把理性主义作为自己的基本信条，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还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都把人假定为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是
自私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他掌握完全的信息，明白自己当前面临的选择范围及未来的选择余地，他知道可能选择的策略所导致的后果，并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可能的方案中做出最优选择。
而现代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说的“理性主义”，主要是指特定的政策主体为了一定的目的，利用一切可能收集到的信息，经过客观和准确的计算或度量，以寻求最佳的政策手段和最大化的政策结果（伍启元:《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香港) 1989年版,第332页。）。
伍德罗·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两分法”（Frank J. Goodnow，1914）、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的“官僚制科层组织理论”（Max Weber，1947）、“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以及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理性主义倾向提供了支持。
一般而论,一项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分析及其理性选择要求同时具备以下要件:
知道所有的社会价值偏好及其在社会人中的比重;
详尽了解相关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各种可能的政策方案;
充分把握每一种政策方案各种可能的结果;
准确估计每一种政策方案的损益期望值和社会价值比;
合理选择最为经济有效的政策方案。([美] T. R. Dye,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 1975). p27.
2、有限理性模型的提出及其主要观点
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们认识到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不可能指导实际中的决策。赫伯特·西蒙（Herbent Simon）提出了满意标准和有限理性标准，用“社会人”取代“经济人”，大大拓展了决策理论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新的理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
有限理性模型(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又称西蒙模型。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模型，它认为人的理性是处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在西蒙看来，管理决策
过程中，“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有限理性模型的主要观点如下：
（1）手段-目标链的内涵有一定矛盾，简单的手段-目标链分析会导致不准确的结论。西蒙认为，手段-目标链的次序系统很少是一个系统的、全面联系的链，组织活动和基本目的之间的联系常常是模糊不清的，这些基本目的也是个不完全系统，这些基本目的内部和达到这些目的所选择的各种手段内部，也存在着冲突和矛盾。
（2）决策者追求理性，但又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他只要求有限理性。这是因为人的知识有限，决策者既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也无法认识决策的详尽规律。比如说，人的计算能力有限，即使借助计算机，也没有办法处理数量巨大的变量方程组；人的想像力和设计能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备择方案全部列出；人的价值取向并非一成不变，目的时常改变；人的目的往往是多元的，而且互相抵触，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作为决策者的个体，其有限理性限制他作出完全理性的决策，他只能尽力追求在他的能力范围内的有限理
性。
（3）决策者在决策中追求“满意”标准，而非最优标准。西蒙认为“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定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然后考察现有的备择方案。如果有一个备择方案能较好地满足定下的最基本的要求，决策者就实现了满意标准，他就不愿意再去研究或寻更好的备择方案了。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往往不愿发挥继续研究的积极性，仅满足于已有的备择方案；另一方面，由于种种条件的约束，决策者本身也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可以得到较满意的方案，而非最优的方案。
二、有限理性主义：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制定的方法论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制定方法的有限理性主义取向，主要考虑到以下原因：
（一）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制定方法的局限性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就是一个用理性化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但是过
分强调理性主义的政策制定方法的可靠性,就会出现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相脱离的现象。因为理性主义政策方法有其局限性:
1、从政策制定主体来看。理性主义方法的假定政策制定主体（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分析者）是公正的、客观的、理智的，他们拥有卓越的能力、智慧、知识、经验。但是从政策制定的实践情况来看, 政策制定主体的公正、客观、理智常常是极为有限的，他们的能力、智慧、知识、经验也千差万别。所以政策制定主体的个人方面的局限性使其无法针对具体的公共政策问题作出理性的选择。另外, 政策制定主体的“个人动机的复杂性、因循守旧的保守性、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以及惰性等等,都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理性选择。”（论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局限性，张国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65—74）
2、从政策制定客体来看。“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政府的每一次政策选择都应当抑或不得考虑到公众的态度倾向和心理状态,而态度、心理、动机、感情、情绪、潜意识等人类特质及其相应的行为选择,事实上是很难准确地进行量化处理的。许多例证说明,即使在上述人类特质问题上进行加权量化处理,其准确性仍然不大可靠。例如,在涉及民族、宗教、领土以及财产
关系等问题上,人们的行为倾向经常由于一定的‘情结’而具有强烈的感情或情绪彩以及与之相一致的盲动性、冲动性、激烈性、坚韧性、长期性,使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分析者难以把握。”（论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局限性，张国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65—74， p69—70）所以公共政策的制定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任何政策都是在目标、价值、利益、偏好的冲突与协调中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公共政策都是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渐进发展的而不是绝对理性的产物。
3、从政策分析方法来看。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方法的严重局限性,表现在过分抬高数学程序的重要性而将其应用于不适合数学计算的领域。（[美] J. N. Kapur:《数学家谈数学的本质》,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王庆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在通过数理模型进行实证性公共政策分析的过程中,模型时常与现实混为一谈,或者陷入过多的数据而无法自拔,或者倒因为果、削足适履、歪曲事实以符合模型,博尔赫斯刀疤或者用封闭的手法截断现实因素的联系及其发展变化,或者错用模型而付出机会成本。（[美] R. M.克朗:《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12页。）另外理性主义常常以逻辑推论作为分析和制定公共政策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而现实往往出现非预期的政策后果。
4、从政策分析条件来看。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又一个假设前提是,抑制的生活人类拥有、分析者具备完全的知识(perfect knowledge)、掌握全部的资料。而事实上人类关于自然和自身的知识永远是相对的、有限的、发展的。实际获取足量的真实资料也是没有保障的。有时候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获得足量的真实的资料,但由于成本太高而不得不放弃。并且由于时间错位,依据现实的知识和资料并不能够准确地预测每一种政策方案的可能的结果及其成本效益比,甚至不能够准确地预测主要政策方案的可能的结果及其成本效益比。这就大大降低了政策分析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论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局限性，张国庆，北京大学学报(dirac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65—74）。
（二）我国政策制定环境的现状
就我国政策制定环境的现状来看，要做到完全理性地进行政策制定也是不可能的。其决定性因素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1、“自上而下”式的政策制定方式。
戴伊和齐格勒于2001年出版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书，揭示了现代民主国家的根本
理念“主权属于人民”与实际上由掌管政权的少数人主导这一难以克服的悖论，公共政策本质上总是统治阶级的政策。我国也一样，虽然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实际上解放后长期实行的是精英式政策制定模式。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结构来承担，而是由政治系统内部权力精英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而将他们所认定的社会利益输入到公共政策中去的，这种政策制定模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缺乏社会监督制约。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这就使精英式政策制定模式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往往会顾及政绩而夸大成绩、回避失误，或者会从部门的局部利益考虑而产生片面性。政策评估也可能会受到机构内部利益和人际关系影响而失去公正性和科学性。这就使得政策一旦失误，也难以得到及时纠正。二是缺乏社会参与。由于我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专制”、“集权”和“官本位”思想在政府官员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政策制定模式中，脱离众、封锁政府与公民之间沟通的渠道以达到垄断政策过程的目的，已成为常态现象。而目前的我国公民参加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性渠道不完善，由此导致民众试图扩大公共政策制定的非制度性渠道。非制度性渠道又往往伴随着民众的非理性化的政治参与。这既会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又会给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