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分配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相对平均的供给制被差距巨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所代替。这对追求平等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多少有些背离原先的目标。对此，有“迁就说”。他说，进城以后，“原来在解放区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占少数，工厂职工是工资制，机关、企业新增加的人很多，他们受资产阶级影响很深，要把他们原来实行的工资改为供给，也不那么容易”。因此，“只好迁就现实，做出让步”。然而，无论怎样解释，就共产党的目标来说，甚至自身的性格来说，这都算不上完满的答案 中共的供给制首先是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因此，一切供给首要保证的就是部队所需，后方党政干部等的生活需要倒在其次，甚至某些情况下要为之让路行动研究法
供给制的基本原则是平均供应每个人的基本需要，但如果说绝对平均，却又是不确切的。延安时期，供给制已经出现不同级别间的差异。职位的高低，虽然在伙食费和着装上没有多少差别，但在津贴上已有差别，尽管差别不大。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央委员以上的党政领导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贴；各厅、处、院及师团级干部，每月津贴3元；以
氢氧化铁下依级别递减，最少亦有1.5元，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2倍多一点。据康克清回忆，在1937年春天时，师
团级可以拿到每月3元的津贴。当然，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享受高津贴人员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据1939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各机关津贴标准》，军委会主席、委员、师长，以及政府主席、委员和边区参议会议长、常驻议员，包括政府直属各厅、处、院等机关首长和大学校长等，每月津贴一律5元；旅长、专员、处长及各中学校长等4元；团长、县长、县议会议长及科长等3.5元；营长、区长、各小学校长等3元；连排长2.5元；班长、伙夫、马夫及通信员等2元；学员、战士及勤务员等1.5元
在津贴上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固化下来。到1941年，伙食待遇和着装标准也有了差异，那就是大、小灶的不同。按照新规定，各级干部一般仍吃大灶，边区一级和军队每人每日一律3角，分区及各县一律2角，而各主要机关首长则可“吃小灶”。吃小灶者“每人每日除照一般规定之伙食费外增加一元”。不久因为引起不好的议论，又增设了一个中灶待遇，并细划了所获待遇的级别界限，把原定较为含混的各主要机关首长吃小灶，改为凡区党委部长以上干部可设小灶，地委级则应设中灶。中灶标准为：凡有十年革命历史，现任边区级各部门局长、处长、科长级干部，或有同样历史曾任县的部长、科长五年以上，或从事革命专门事业
（如文教、医务、机要、通讯等）八年以上且有相当贡献的各中学校长、大学系主任、教授与名医和高等技术人员，均可享受此等待遇。县级不设中灶，仍保持大灶伙食标准此时，根据苏联医务人员的建议，中共中央还专门成立了中央干部保健委员会。规定凡参加工作两年以上，担任军队营级以上，地方县级以上，机关、学校科长级以上干部，经医生检查证明确实有病（包括各种慢性病，如结核、
慢性胃病、贫血等）或身体衰弱者，均可享受定期发给每月2元至6元保健费的待遇
不论是生活待遇，还是医疗保健，差异是存在的，但这种差异并不巨大，仍然应算作平均主义的范畴
供给制在1942年形成固定的制度以后，边区政府对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采取的是工作生活经费和办公用品的平均分配制度，“衣食所需及办公用品一部分发给经费，一部分改以实物供给，其中不足的部分由各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自给”。但不论是统一供给部分还是自给部分，都有相应的规定可以说，供给制确保了中共的纪律和干部的相对廉洁，这也是长期引以为自豪的最重要的革命资本之一但供给制也不全是好处，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供应链加长，易于出现供应不上的情况。这还不是最大最难的问题。最大最难的是，�S着党政军机构的不断膨胀，资源浪费数额十分巨大。因为供给制没有将实际需要与有效供给有机结 合，人与人的需求不会也不可能完全等量齐观，却必须保证提供每个人同样数量的生活用品及日常消费品。同时，机关不论大小，为保障供给，必须保持一支专门的后勤队伍，完成从生产、采购、运输到最终的分配等全套程序化工作，这中间同样产生浪费现象。那么，为了解决供给制的弊端，有必要实行薪金制
二
解放之初，除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留用人员发给维持费之外，还试行了一种供给制的变种――供给包干制。也就是将以往按部门交由集体支配的伙食费，依照标准折合成小米斤数，全部发放给享受供给制的个人，由其自行支配。通知作了如下规定：“包括粮食菜金、津贴费、细粮调剂与过节费、被子鞋袜、伙夫费用、伙食运费（每人一月二斤米）、轻病号补助七项在内，以小米为准，每月大灶一百四十斤、中灶一百七十斤、小灶二百三十斤”，今后均包给个人。“此外关于衣服费、出差补贴、车马费、家属招待费、医药费、保健费、老年优待金、妇女卫生费、生育费、婴儿保育费、保姆费及其他水电公杂等费，则按标准另外发给”童鞋论文网
但供给包干制下的党政干部收入，明显低于留用人员“原职原薪”办法所得的收入。这种情况催生了实行工资制的强烈呼声
最早开始试行工资制的是东北地区。最初比照的是苏联
杨宇霆
的办法，工薪人员被划分为13等39个级别，最高和最低工资相差8倍。而较早尝试工资制的上海，则仿照的是国民党旧政权的等级制办法，将党政工作人员划分为甲、乙、丙三级，每级又分为三等，每等再分四级至八级，总计有48个级别。最高的甲级一等一级薪金为400元，最低丙级三等八级45元，高低相差也是将近8倍，与东北基本相同。可上海的方案并没有付诸实施。原因是陈毅市长与市财政局认为：“本府所属各局处人事制度目前尚未完全确立，关于建立正规薪给制度之一切条件亦未达成熟。”
双江口
混沌模式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仍然实行的是供给制。这个时候供给制的另一个特点突出出来，那就是物资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机关单位可以生产自给。这一点在战争环境下，还不至于造成各单位之间的待遇太过悬殊，并引发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但在进城之后，由于权力大小及重要性的不同，就出现了巨大差别，也就是所谓“清水衙门”与“富到流油”。这就是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众多单位的领导干部利用扩大机关生产以改善职工生活的名义，违法乱纪、贪污浪费，大搞特殊化的情况。这种情况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52年春开始，决心废除机关生产，统一社会财富的分配权。“中央政府3月12日发文规定，各级、各系统、各单位机关生产所用资金、物资、设备、房屋、现金、干部及其一切工作人员均须即刻向负责接管部门全部交代清楚，并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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