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
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模式参照。浙江的发展经验和走过的道路，可以作为一个窗口，使我们对这条道路形成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有深刻的体会，从而使我们在中国发展的关键阶段，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新中超客栈2015 一、浙江发展经验的特点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浙江发展新阶段的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成为浙江发展的三大支点。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浙江的经济已经形成了规模，发展的资本积累初始阶段已经完成，市场发育日益成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浙江都走在全国的前列。 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 地方政府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已经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市场、社会构成了浙江发展的三大支点。浙江过去致力于发育市场，现在更加注重发育社会，各种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社区建设等，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自组织能力，政府通
过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大大拓展了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服务能力。在发展社会事业方面，一方面，积极引进民间资本，发展非营利事业部门，通过服务单位的竞争，提供不同层次的消费服务，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规定社会事业部门的服务标准，有选择地购买服务，保证公共事业的公益目标和较低的运行成本。
我们在调查中感到，地方政府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观念，即政府、市场、社会是三种不同的力量，有着不同的运行规则和运行逻辑。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保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证社会的公正、和谐和健康。
（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始终是浙江发展的指导思想。浙江主要是靠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的产出在整个经济产出中的比重实际占到了2/3以上。在改革初期，曾经有过浙江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也有过“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谁更有优势的讨论。现在，这种争论都过去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也通过相互学习走向融合，浙江的发展道路被事实证明是符合浙江实际情况的，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除京津沪等直辖市之外，浙江的人均GDP在全国各省区中名列首位。调查发现，发展民营经济，在浙江并不是作为一种“所有制观念”来强行贯彻的，而是在所有制方面宜公则公、宜民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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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形式的选择，是根据发展的需要来决定。浙江的国有经济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国有经济的保值增值。考察浙江各地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全统一。既有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有集体经济的顽强生存。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并不强求所有制形式的统一和模式化，而是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地方基层组织和人民众的自我创造力。
（三）相信和尊重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是浙江发展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浙江很多地方的发展奇迹，都被人们视为难解之谜。如温州、义乌这样的地方，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国家投入较少，在经济地理区位上也处于劣势，人均受教育水平也较低。但就是这样的地方，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济几百倍的增长，出现了一些人均GDP已经达到5000美元的地市。义乌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很多商品的市场占有率都达到了全国的60％左右。促使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原因有二：一是倒逼机制形成的创业精神。温州、义乌都是土地稀缺和贫瘠的地方，人均只有几分地，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些地方难以单纯靠土地产出为生。到海外谋生、在土地以外寻求生存是被逼出来的，所以创业精神和经商精神在浙江是一种民间人力资本。温州人特别能吃苦，甘于背井离乡闯世界，甘于从别人不愿做的微利行业做起的精神，都是被大家所公认的。二是忧患意识推动的创新精神。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从它起步
时就倍受社会学家的关注，全国各地各种“小商品、大市场”也较多，但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能够发展成今天的规模，却是出乎意料的。十几年前，义乌小商品市场还只是经营各种低档小商品的摊贩大集市而已。但如今，在几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形成不逊于发达国家大超市购物环境的现代商城；数万家摊位出售着各种各样品种繁多的商品，商品档次已经大大提高，经营也比较规范。原来的“前店后厂”，现在变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集。销售大市场的背后，是无数的企业和家庭生产单位，凭着民间自己生成的有效合作机制，把千家万户的创业汇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集。
（四）加强社会和谐建设是保证浙江发展不断走在前面的内在要求。浙江的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方面，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但这种社会保障的扩面，不单纯是原有基本社会保险制度的扩展，而是把对困难体和原来在社会保障体制以外的人作为社会保障扩面的重点，根据实际的财力，采取了形式多样的保障办法。如实行无助老人的集中供养，在农村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和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积极探索进城农民工和困难体的保障制度，等等。
浙江在利用民间财力发展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在社会治安方面，
地方政府认识到，随着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快速增加，社会犯罪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也大大增加。浙江很多小城市，外来人口比重都很高，不少地方的外来人口已经大大超过当地人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安情况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在全国的社会安全感调查中，浙江排在前面，这不是偶然，这一方面与浙江的就业问题解决的较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浙江对维护社会秩序的高度重视有关。
二、浙江在发展中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一）关于发展方向定位问题。在调查中，我们感到浙江干部的忧患意识很强，如认为浙江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键阶段，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他们用“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这样一些词来表示这种忧患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到浙江调查听到的是“观念更新”、“观念超前”，那时是为了解决体制上对民营经济的偏见；90年代后期到浙江调查调查时，听到的最多的词是“上台阶”、“上档次”，指的是要改变浙江商品质次价低假货问题，树立新的浙江产品的形象。但这次的“凤凰涅巨星影业槃”，是往哪里转，似乎看法不太一致。一种认识是要突破劳动密集型为主、产品中低档市场的局限，引入高新技术产业，因为劳动密集型的微利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的外贸保护壁垒越来越多。另
一种看法在基层比较普遍，即转型实际上还是“上台阶”、“上档次”，形成小商品、大规模、高水平、专业化，增加产品增加值，淘汰低附加值、能耗高、环境损失大的产品，而不是往高新技术转，因为浙江在这方面并不具有优势。
（二）关于大规模建设和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问题。现在浙江的城市建设发展很快，社会保障的投入也逐步增多，其资金来源，除了年度的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土地出让金。在土地快速增值的前景下，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和出让土地获得发展资金的冲动非常强烈。但这种方式能够持续的可能性，似乎并没有精确的测算。如何在干部任期制条件下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如何在福利刚性增长规律下保证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是新形势下要思考的问题。
(三)关于农民工的待遇问题。从浙江的情况看，农民工用工市场（特别是技工）从供大于求转向有限供给，可能比预期到来的时间要早。这会成为今后对劳动力依赖较大的浙江经济的一个发展约束。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会推动浙江劳动关系变化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但目前浙江的政府和企业还处于两难中。一些干部认为福利水平向农民工的扩展，会增加发展的负担，并会造成农民工家属向本地集中；一些企业觉得农民工的流动性强，
企业增加农民工技术培训得不偿失，而且农民工福利水平的提高会使微利企业由于企业成本的增加变得的经营更加困难。如何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如何在土地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和农民工大量进城的背景下把农民转变成新的市民，是关系到今后发展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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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将带来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而通水、通电、通柏油路的投入，能否带来相关的效益，是浙江基层干部所担心的。因为浙江的村落相对较小，在山区住户也比较分散。在这种情况下，撤乡并村、集中居住成为普遍的做法。但浙江的村落多数缺乏整体规划，靠分散的家户住宅建设推动的村落建设是比较零散的。近几年浙江的城市和连接城市的交通已经比十几年前有了飞跃性的变化，但村落建设的规划变化不大，而且由于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多，很多村落的住宅大量空闲无人，乡村生活比较冷落。怎样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搞好村落规划，使相关的投入能够得到更好的效益，是需要探索的一个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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