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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尔平，中国地质图书馆高级工程师，现任国际地科联地质学史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后在学术期刊、报纸发表地质机构史、人物史论文及文章60余篇，主持中国地质图书馆地质调查所旧址保护项目，任《中国地质图书馆史》《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百年（1913—2013）》等书执行主编。 前言
1922年5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刊登了克洛斯（Upton Close）和麦克科米克（Elsie Mc-Cormick）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在山走动的地方”（Where the Mountains Walked）。该文是关于1920年中国甘肃海原大地震的详细报告，附有1921年3—5月黑斯-霍尔救济考察队（Hayes-Hall relief expedition）在震区拍摄的照片（图1）。 1922年的12月，美国地质学家维里士（Bailey Willis，1857—1949）在《美国地震学会通报》（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发表关于海原地震的论文：《1920年
12月的中国地震》（The Chinese earthquake
of December, 1920）。维里士从表层地质黄土的特性、沉积等方面解释这次地震的现象。这两篇文章都
写道：“上海徐家汇天文台法国神父的精确地震仪在1920年12月16日晚8:09记录的地震发生在甘肃。”
质粒构建由于地域和文献传播的阻碍，这些报道和文章发表得不算及时，但也显示出甘肃海原（后属宁夏）大地震作为一项大事件引起的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一百年过去，回顾围绕这一事件的学者、作为和产生的科学影响，是很有意义的。
近代地质学的传入催生中国地震学
中国古代记录将地震看作是天命皇权衰败的征兆，对地震前后的天气、造成地面毁损的“异
海原大地震首次地质调查与后续十年科学活动
张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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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常与占卜、凶兆等交相论证。现代地震仪器观测始于19世纪末。清朝末年，日本、德国、法国等列强通过割地、租界等方式占据中国领土，在中国先后建立起20多处地震台站。台湾在日据时期建立并且初步形成了区域地震台网。法国耶稣会士古泽（E. Gherzi）于1904年1月在上海徐家汇设立的观象台（地震台），是大陆最早和连续观测时间最长的地震台。
民国建立后，西方近代地质学、地震学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明显扩大。中国地质事业的重要创始人章鸿钊在《日本震灾与我国所得的教训》（学艺杂志，1924）一文中曾指出：“地震的学理，本来属于地质学的范围；但在测算和预防的方面，却也有相当独立的领土，所以科学里边早已有地震学（Seismology）一科了。”
（一）初涉地震地质的调查
1912年，云南实业司地质调查所成立（云南实业司地质调查所办理民国元年年度决算分册.云南省档案馆），尽管专业乏人，有名无实，但也能看到近代地质学在中国的传播。1913年12月21日云南嶍峨（现峨山彝族自治县）地震后，省政府认为：“地壳之震与地形地质之变迁极有关系。亟应派员履查，藉资考究。”可见对于地震的学术性质，政府是知晓的。这与以往震区调查的赈灾恢复民生的出发点不同。省里派出“对地质学一科素有心得”的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校长张鸿翼前往调查。1914年元月，张鸿翼提交了地震调查报告，
他从专业的角度论证了地层地貌与地震的关系，并对今后防震抗震提出建议。地震地质学者高建国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部门派遣专业人员做的地震考察。
1913年，中国地质调查所（1941年后称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北京成立。1916年，该所的工作正式启动。当时，社会环境纷乱，民生凋敝，科学的发展十分艰难。中国地质事业的重要创始人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先后留学归来（图2），以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建造中国地质学的基础，擘画其发展道路。
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首次地震调查是
在安徽霍山。1917年1月24日，安徽霍山县发生地震。在地质调查所长丁文
江，矿产股长翁文灏主持下，制成震后调查表寄交各省财政厅技术员、铁路站长、海关税务司及各县知事填写，先后收回172份函调资料。4月，地质调查所派调查员刘季辰（1916年7月毕业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等人赴灾区调查（中国近现代减灾事业和灾害科技史，2008）。他们根据实测地质资
料和汇总的函调资料，肯定了断层与地震的密切关系，依照
图1 1922年5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图2 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塑像自左到右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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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陈列在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旧址的海原地震波形记录（李建荣 摄）科学规范编制两张1:5000000霍山地震图。这是国内第一次采用当时国际普遍使用的罗西—福勒烈度表编制的等震线图。
（二）地质人员为主的海原地震调查
1917年的霍山地震，仅刘季辰这样毕业不到一年的地质人员去灾区调查，工作区域和深度十分有限，成果不多。一方面说明政府当局虽然多少知道地震原理和地质的密切关系，但对地质调查的支持力度不大；另一方面由于地质调查所的工作启动不久，经费、人员短缺。而到了1920年12月的海原大地震，情形有了极大的改变。
首先是海原的灾情严重，世界罕见，朝野震惊。据后来的地震学家的计算、校核，1920年12月的海原大地震为8.5级，震中烈度XII 度。至今，徐家汇观象台旧址还陈列着1920年12月25日该台记录的甘肃地震的地震波（图3）。
当时，国际联盟救助饥荒委员会（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lief Committee）率先行动，派出驻京干事美国人约翰·D.黑斯和地质学家约瑟夫·W.霍尔于1921年3月初去往震区。于是，北京政府重视，资金支持明确，组派海原地震的政府考察团所需经费概由交通部支付，调查工作无资金捉襟见肘之困窘。
其次，重视地质专家的作用。由内务、教育、农商三部组成的六人考察团级别高，有三人是地质人员，
其中地质调查所翁文灏博士和北京大学地质系王烈堪称知名地质专家，任考察团委员（关于海原地震考察团委员一事，说法不一。谢家荣记载参加考察团的六人均为委员；高建国的著述中援引当时《中国民报》，仅列翁文灏、王烈是委员。立此存疑）；另一位是刚从美国获得理学硕士学位的谢家荣，其阵容与1917年霍山地震调查不可同日而语。
海原地震的科学考察与成就
谢家荣在《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及其他各省之地震情形》报告中叙及考察团赴震区调查时写道：
“政府闻讯后，一方面急筹款项，以备赈济，一方面由内务、教育、农商三部同派委员六人，驰赴被灾地点，实地调查，以明真相。余膺农商部之命，因得随诸委员之后，躬与其事。于十年四月十五号搭京绥车至绥远。乃由绥取道宁夏，而达皋兰。继由皋兰而固原，而平凉，复由平凉经天水而返兰州。震灾重要之地点，几以遍览无遗矣。”
考察团给震区各县知事发放“调查表式”，收集各地的地震现象和地震灾情。这次调查与以往地方官员查访灾情，查勘灾赈公费用途有很大的不同。
“此行目的，不仅为普通之调查，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故除调查震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诸现象外，复从事于地质之考察，俾明此次震波之起源及其与地壳之关系焉。”
以地质专家为首的这次调查，现场勘测包括回到北京的持续研究，工作时间长，学术研究广泛深入。翁文灏，尤其是谢家荣发表了一系列大量的地震、余震，包括地震前兆的文字资料，从地质学角度圈出极震区范围，编制《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陇秦直晋等省地震图》（43cm×45.1cm，原图有残缺，比例尺不详），分析地震成因、特征和地质地层背景并辅以震灾场景照片。
（一）研究成果登上国际学术舞台
调查结束后，在1870年以来中国较大地震特别是海原震灾的资料基础上，结合国际最新地震学科技成果，翁文灏和谢家荣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报告及单行本。
1912年，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从欧洲返回中国。10年之后的1922年8月，地质调查所会办翁文灏赴比利时参加第13届国际地质大会。他根据多年来震区历史资料及最近调查地质和勘测结果并研究历史地震规律，在大会期间宣读论文《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L’ influence seismogenique de certaine structures geologiques en Chine）。翁文灏这位被外国学者称为“态度娴雅、学力成熟的科学家”用地质构造原理解释地震现象，其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同行的极大兴趣。这是中国地震地质学研究第一次亮相于国际学术舞台。
同时，翁文灏发表《甘肃地震考》（1921）、《地震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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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民国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甘肃的地震》（1922）、《近五十年中国重要地震记》（1923）等多篇论文，1930年编写出版《地震》一册。
谢家荣和翁文灏同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1921年，24岁的谢家荣刚刚留学归来，即接到调查及研究海原地震的任务。整个工作过程中，他表现出优良的学术素养和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中，谢家荣详细记述了海原及周边地区的地震现象，包括气象、各地发震时间、地震引发的声响、山崩、河道拥塞及井泉涨缩、地面裂缝、人畜损失、建筑物坍塌等，甘肃59个县的调查，陕、豫、晋等多个省份的地震情况。编制了地震烈度分布图。报告还对海原地震的地质背景和地震的成因提出见解。
报告附有三张1921年6月测绘的1:10000震后山崩略图，地点分别是固原县嵩艾里、静宁县七里铺至土工寨，会宁县青家驿五里桥。
傅承义先生曾指出：“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观测地震，在中国可以说是从1920年的甘肃大地震之后才开始的。”
（二）海原地震引发的科学活动
1921年5月，国际联盟救助饥荒委员会派出的黑斯、霍尔从震区回到北京。他们带回大量灾区照片和纪录片（图4）。
经宣传展示和呼吁，募捐到可观的善款赈济灾民。尽管当时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受地域、文献传播等方面的限制，外国学者仍多方关注到海原地震。美国地质学家维里士（Bailey Willis）曾于1903—1904年来华做地质考察，去过陕西、河北、山西及南方部分地区，做了大量的地质调查并采集了有代表性的地质及土壤标本。维里士根据他所观察过的西北地貌，当地黄土的形成、运移以及沉积等地质条件，从专业的角度认为海原地震死亡人数众多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黄土的堆积在一段年代内形成二三百英尺高的“墙壁”，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一个可以挖掘出干燥、温暖、看起来安全的“人造洞穴”，即窑洞，结果这些洞穴在地震时成了人们的坟墓；二是黄土滑坡造成的灾害更重，“滑坡覆盖了山丘和几百英尺深的山谷，其巨大的体量和移动距离可能归因于风积沙尘，即黄土的性质。下面的坚硬岩石显然没有明显移动”。地震、暴雨造成“液态黄土”移动，甚至绵延3英里长，掩埋了许多村庄、田地，河流阻塞，死伤无数。
维里士还援引《国家地理杂志》上关于海原地震的奇异景象：“在山谷的交界处矗立着孙家沟，这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城镇，其中十分之一的人死于建筑物和窑洞的倒塌；另外十
硒蛋白
分之九的人是由于两处从山上摇晃下来的山体奇迹般地停止
图4 黑斯-霍尔救济考察队在黄土地区的窑洞客栈
下滑，并悬在村庄上空而得救的，只差半秒钟的震动就会把它们倾泻下来。”
维里士这篇关于海原地震的论文是他早期学术生涯的重要著述。1944年维里士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从国内来说，海原地震调查结束后，地质调查所的学者们考虑得更为长远，并由此正式承担起调查研究地震的责任，对地震这一学科包括发生震区的地层地质、地壳构造、地震活动周期等持续关注。1923年
hadam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
次日宁夏固原发生地震。章鸿
钊撰文，论证固原与关东是“局
部地震”还是“非局部地震”
的问题。
“固原地震，虽仅后东京
一日，然民国九年甘肃的地震，
固原距震源最近，损失也最多；
后来余震频频，据该县署报告：
金属化膜
至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余
震五百十三次；又据报载：民
国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固原也
曾有剧烈地震。有这样明白的事实，便知道这回固原的地震，还是民国九年大震的余波，不是直接受东京的影响的。”
章鸿钊特别提出震灾的救济、防疫和改良建筑，“我们回想到民国九年甘肃的地震，死亡人数多至二十三四万，自然一大部分是灾后处理不善的结果；况且那时候正在严冬，运输又复阻梗，间接死于负伤和冻饿的，一定要比直接死于地震的还多几倍”。
中国多发生地震，却没有自己建立的地震观测台，无法做仪器记录及分析地震波，更谈不上做系统的
地震学研究，从而失去了学术地位。这是中国学者十分抱憾的事实。章鸿钊先生叹道：“中国的震灾，历史上也不在少数；民国改建以后，既遇着甘肃那样的惨剧，灾后仍没有一架地震计的建设……”
1926年6月，翁文灏接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自调查海原地震以后，翁文灏对于中国学者在地震学研究的被动局面甚为感慨，考虑要建立地震台，实现地震监测，按照国际标准记录、发布并与国内外地震台站交换资料的设想逐步启动实施。20年代末，北平名律师林行规将西北郊鹫峰寺的一块地捐给地质调查所建地震台。1930年，李善邦主持的地质调查所地震研究室在此成立。该研究室将地震记录按国际标准出版《鹫峰地震研究室地震专报》及地震月报（图5），由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发行、交换到世界各国的地震台站及研究机构。在“七七事变”前的7年里，鹫峰地震台记录2472次地震，发行交换了60多期地震刊物，受到各国地震学者的重视和尊重。由此，中国拥有了与国际地震学界合作的一方园地。
可以说，海原地震后的10年时间里，中国学者从实地震区调查，编写发表地质构造学和地震学
消失的建筑论文，到坚定中国人不能缺席地震学研究的决心，
自建地震台，刊印报告与各国地震台站交换，走过
了一条艰辛曲折的道路。在海原地震一百周年之际，
仅以此文纪念开拓地震科学研究的先驱们。
结语
清朝末年，在近代科技的观念、知识和技术设备（如外国人在中国多处建立地震台）引入等方面
的影响下，中国政府逐步认识到地质学和地震的关
联，知识界十分关注和探索地震的科学内容和意义。从1913年云南嶍峨地震有专业人员参加调查，到1920年海原地震科学的考察研究，中国地质学者从工作区域和深度较为粗浅到研究的细致深入，应用当时最新研究成果，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如地震迁移理论、地震区带理论等新课题，发表一系列海原地震报告和论文，并且登上国际学术舞台。传统的地震“吉凶休咎”由此纳入现代科学的研究范畴。
外国地理和地震学等期刊刊登报道了海原地震。美国地质学家从中国西北黄土的形成机理、沉积等方面加以分析研究。海原地震考察结束以后，地质先驱以敏锐的眼光对地震这一学科的发展给予了准确的判断，坚定了对地震学实行持续观测和研究的意愿。通过震区考察、筹措资金和协调组织，1930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北平西北郊鹫峰建起了地震台，成立了地震研究室。中国人开启自建地震台并展开国际合作地震学观测研究的历程。回首一百年前，翁文灏、谢家荣这些留学归国的学者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之下，围绕海原地震的调查以及后续中国人自建地震台所做的科学工作，表明中国知识分子
再回兴义忆耀邦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开拓学术发展空间，使地震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逐步发展起来，其历史功绩值得后
辈景仰和铭记。
图5 地震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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