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史无前例地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 ，让一向经费少得可怜的社科界瞠目结舌。 5月16日在该工程启动会议上，宣读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官方发言，政府将工程定性为凝聚力工程 ，从此，有人自称于1992年大胆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由一个私人口号上升为官方口号。 外国学者观察到‘走出疑古时代’正演变为国家的口号 。 提倡者抓紧机会，马不停蹄地接待媒体采访，强调工程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明的寻根探索，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这显然是在说一贯鼓吹东周以上无史的疑古派推翻战国以来三代同源、黄帝一元的古史框架，打消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瓦解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不利于统战 ，副作用更加明显。 工程结束后又投入400多万元进行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走出疑古的提倡者依然是领导。
这还是预备性研究，真要研究起来，还不知是何等规模。
由于事态还在发展，走出疑古的发展趋势还无法预料
。
学者纷纷指出，走出疑古时代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是两件事，也可以是一件事，且不论实际主持的学者与这两件事息息相关，即使单就理念论，二者也是共通的
。
因此，根据工程的成败来检验走出疑古论，无疑是最恰当的。
201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的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由海南出版社，它汇集国内外经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19年54年间中国古典学的重大进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点的纯学术著作，《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誉之为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
其中第九卷全面否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标志着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讨论由2000的网上落实到纸上。
本文主要是围绕这一卷来讨论。
一、
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错误假如现在在北京某地挖出一个沙锅，在没有文字等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断定这个沙锅是2019年生产的或者2019年生产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工程既然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需要把夏和商、商和周从时间上断开。
小提琴独奏夏夜 令人吃惊的是，工程就是按断沙锅的思路确立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
工程坚持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第一、二号宫殿建筑的废弃，以及偃师商城在其东面6公里处的崛起，这一兴一废，明确无误地反映出夏商二王朝的更替和兴衰。
说得如此肯定，好像亲眼所见，实际上考古学也是有局限的一门科学，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判断相对年代，而断代工程求得的是绝对年代。
而且正如考古学者所说，一座大型建筑的毁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人为破坏，也有自然破坏。
在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判断其真实原因时，应该持审慎态度，即使提出某种倾向性意见，也应对另外的可能予以分析、说明。
二里头一号建筑毁于三期之末，二号建筑毁于四期之末或更晚，有什么明确无误的理由能肯定一号建筑肯定是人为破坏，而且一定是成汤所为？那么二号建筑的毁坏又是什么原因，
何人所为？成汤为什么仅毁一号，不毁二号？二里头遗址还有其他大型建筑，其毁坏又如何解释
？关于商、周分界，工程坚持高领袋足鬲只能是周人留下的遗存，不顾这只是一种未经证明的假说，周原、凤翔、宝鸡等地发现的高领袋足鬲，实际上只能从年代上进一步证明这个假说是错误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以这样一个不正确的假说为依据，断然为所谓商－周考古界标设置了年代上限。
考古学者质疑在类型学研究上，有什么特征可以作为区分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标志？什么样的器物、器型、组合、陶质、陶、纹饰或其比例统计可以作为区别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依据？如果在类型学上拿不出铁证，又有什么参照物，什么标尺，什么工具，什么技术，什么方法，什么理论可以把成王前期的陶器和成王后期的陶器分开？又如何把这两期从成王中间断开而令其不能交错铁布衫
？二、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刺激中国人有一种五千年情结，即坚信中华民族有比别的民族有更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国虽列其中，并宣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可是要凑够五千年谈何
容易！特别是商朝以前的一千多年怎么办？为了凑够五千年，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当老大，大家真是费尽了心机。
走出疑古时代的第十三批判正是抓住了中国人的五千年情结，一再诉求只有走出疑古才能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他指责疑古派鼓吹东周以上无史，抹杀炎帝、黄帝文明，打消了民族自信心、瓦解了民族凝聚力。
他谈道，在相当多的西方书籍中，中国古代文明被列为四大文明中最晚的一个。
中国人自己讲起5000年历史也总有点小心翼翼，不敢笃定其实。
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一个凝聚力工程
，所公布的年表粗看起来，可能和过去我们在辞典上常常见到的年表也差不多。
可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只推到夏朝初年，夏朝初年在公元前21世纪，还差了将近一千年。
因而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要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把视野再扩大一下，在时间上再往上推一千年。
李先生说，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来估计，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黄帝离现在约5000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这么来的
。
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年表》，明确把传说中的燧人氏与陕西蓝田猿人并列为距今100万年的时代，伏羲的时代被定为距今10万年，神农被定为公元前7000年前，黄帝被定为公元前3000年，并说前2697为黄帝纪元元年。
这似乎反映了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落实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渴望。
2019年，李学勤先生等亮相中央电视台，就断代工程接受了记者采访。
被采访者中有位女学者，在发言中介绍了西方媒体有一种意见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女学者即席作了批驳，说，西方也有媒体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
搞沙文主义不对，但搞点民族主义有什么错？美国也搞民族主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民族主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民族主义是个褒义词。
可见工程成员大有文不在兹乎的使命。
为了缩短黄帝时代与商周时代的悬隔，工程除了把夏代的起点往前拉，大概没有别的办法。
在媒体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一片欢呼声中，考古学者发现其对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有不少问题。 刘绪先生指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文化也落在公元前1610－前1555年之间，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也应属商代初年，属早商文化，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和二里冈下层同时了。 这与公认的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的考古学编年相矛盾。 即使主张二里头遗址为西亳、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为早商文化的学者，也未否认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早于二里冈下层文化的事实，因为这是被多处遗址的地层关系反复证实了的，已属考古常识 。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性成果》简本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则两组测年结果肯定有一组不可靠，应该重新测定当归注射液 。 可以补充的是，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的组长邹衡先生透露，自己虽然是专家组成员，也是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组长，但由于种种原因，参加的工作非常有限。 邹先生说，断代工程关于夏文化的工作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在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和禹县瓦店新开掘了几个探方，发掘的结果同过去的也没什么不同，并没有什么新发现。
问题是旧问题，意见是老意见。
根据断代工程的精神，是不提倡学术上的争论的，最好是用协商的办法，求同存异，基本上大家认同即可。
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最后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
夏文化争论二十年，争论的诸方，都从不相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样争论下去，再过几十年，恐怕也得不到认同。
然而，断代工程不会让这场争论继续下去，否则，断代工程就无法得出商朝的起始年和整个夏朝的年代了。准分子激光
断代工程的领导者针对这种情况，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协商。
大家之所以很快意见一致，这项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
。
二里头文化虽经协商全为夏文化，可是《简本》所见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却落在早商文化范
围内，还是矛盾重重。
论文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来自66免费论文网而且正如刘绪先生所说，把二里头晚期部分无论二期以后还是三期或四期以后分出归商之后，所剩早期部分无论如何不够夏代年数，只能用龙山文化最晚一部分来补充，以至形成了同一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属夏商，不同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凑合成夏的奇怪现象。权术论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14测年数据表明，该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公元前2030－前1965年，即公元前2000左右。
以往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遗址龙山文化的年代也有测定，下限与此相当，应该接近于实际。
这说明各地区龙山文化的结束基本是同步的，它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确实出现了若干新的考古学文化，构成了又一新的历史时代，二里头文化仅是其中之一，并非偶然现象，这应该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很可能与最初王朝的产生密切相关。
因此，以龙山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夏[1][2]下一页
>肖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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