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译后读书笔记
《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是英国著名学者戴维·莫利撰写的一部受众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该书集中了作者在相关领域多年研究的成果，将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对电视受众研究的产生、发展和未来做了多角度、多侧面的探索。 在该书开篇，莫利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受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评述。在此基础上，他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圳的专察：
（1）阶级、性别和文化上的差异是如何影受众对电视“文本”的解读以及家庭内部的媒介使用行为的。 （2）大众传媒是如何构建起“天下（全国）一家”的神话的。
（3）在小范围内进行的人种志研究是如何帮助我们把后现代媒介体系中全球和本土的互动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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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中，莫利把意识形态的概念置于“家庭传播”的语境内进行了重新定义，从而揭示了媒介在公共/私人领域内体验的“接合”和在时间、空间和体上对社会进行组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留出你过冬的粮食对于媒介/文化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该书亦提出了一些独特的创见。
对于莫利的《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一书的简要解读
（1）全书的导论部分及基本观点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或研究流派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及其研究成果，即所谓的伯明翰学派。其代表人物有理查·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斯图亚特·霍尔。伯明翰学派的影响后来扩大到其他国家、尤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产生了巨大影响。该国家的学者如，约翰·菲斯克、托尼·本内特、约翰·哈特利等先后加入这一阵营。伯明翰学派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
义社会的大众传播，采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揭示大众传播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
伯明翰文化研究秉承了英国人文关怀传统，他们在思想上属于新左派。20世界60年代后期的社会政治运动时有发生，这位中心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源。为此，霍尔说，中心是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在资本主义的光天化日世界里对话难以为继之后，退避学院搭建起来的一个避风港。
霍尔作为伯明翰学派的第二代旗手，他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转向。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统治机器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在霍尔的督阵下，成为了后期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霍尔在他的一系列论文中把传播的过程纳入到马克思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将传播视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与再生产等阶段的过程。对此，霍尔特别看重传播过程中的生产阶段，在其随后的论文《编码/解码》中将传播的生产过程分为编码与解码两个部分，并根据帕尔金的理论将受众的解码过程区分为三种：“主导—霸权的立场”，受众完全接受编码者给定的意义；“协商的代码或立场”，即受众基本上同意编码者得立场，但又不完全同意；“对抗代码”，受众以完全相反的立场来解读文本，每每根据自己的经验和
背景，读出针锋相对的新的意思来。霍尔对解码过程的三分充分体现了其结构主义倾向，他坚信象征机制中包含着潜在的内涵与意义编码，从而对这一过程中发生解码就可以将隐藏的东西暴露出来，即刺破文本的表面结构，潜入到更深层的神话结构中去。
霍尔的编码/解码范式无疑是对威廉斯的文化主义的再度扩张，从此世界上的一切物质都可以通过编码/解码模式进行文化研究。同时，霍尔的解码模式使得媒介研究中的受众因素得到了重视，受众再也不是任凭媒介摆布的“木偶”了，受众主动解码的能力使得他们完全具有反抗媒介讯息的能力。他的研究使文化研究回归受众，促使更多的人将传媒组织视为意识形态机构，即编码者。
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提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范式，他的学生莫利则把这个理论进行了实践运用，他用编码/解码模型去分析电视节目，通过经验性的研究来检测霍尔模型的可行性。莫利的研究本打算考察编码的过程、完成编码的电视节目，以及被某些受众解码后的电视节目。可最终他只完成了后两步。他意欲研究制片过程，完善编码过程的研究，可是当时媒介环境无法提供给他们进入媒介机构进行研究的条件，当时的大型媒介几乎拒绝了学者对于其内部机制的任何考察和研究。这使得莫利初期的《全国上下》的研究着重考察了受众的解码部分而忽视了对编码过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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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在全书的导论中，提出了关于本书的一些看法。他首先认为文化研究要注意适用性和相关性的问题，不能不了解语境而将文化研究的准则推向任意方面。其次他认为文化研究没有把政治经济学的洞见融入其中，导致文化研究有倾向于文本化的趋向，这种趋向使得对文化现象的分析完全游离于他们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之外。所以莫利强调文化研究应该以社会学为本源。他认为，“文本性永远是不够的，文化研究必须学会与其他的事物一起生存。这些事物就是赛义德所说的，机构、办公室、国家、阶级、政党、团体…….”
莫利认为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型受到了意识形态再发现的影响，这导致了文化研究对于意识形态建构的浓厚兴趣。莫利随后的《全国新闻》研究中把意识形态问题与霍尔的模型进行了连接，莫利希望把文化与社会连接起来，从更广阔的空间内对受众与意识形态关系进行探究。对于许多学者对其“人种志”的研究方法的非议，莫利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人种志结合了定量与定性研究的方法，虽然这种方式任有不足，但它毕竟是合乎规则的社会调查的最好的方式。为此他批判了本质主义，即过分强调结构性位置对解码的影响；个人主义，即认为小组采访方法会阻止受调查成员发表个人的看法。他认为研究应该尽量与舆论形成、维持和修正的环境接近，例如，由单个成语组成的小组就是这样一种舆论环境。
接下来，莫利对于受众研究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目前的受众研究趋向于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多数事情上，受众总是主动的；其次，认为媒介内容是多义的，媒介内容对任何诠释都是开放的。这两种观点有对受众过于乐观的危险，甚至是在潜意识了成为了大众媒介的帮凶。莫利认为应该客观的看待受众的主动性，认为受众的主动性也是在更大的语境内受到限制的。他赞同葛莱德希尔的看法，即在微观上，我们应该用协商来取代效果；在宏观上，我们应该用霸权（不稳定的、不完整的过程）来取代主流意识形态（一个具有特定效果并且得以确保的）。片面的强调受众的主动性和文本的多义性无疑忽视了霍尔解码模式中的“倾向性解读”的存在。他认为，讯息不是仅有其中一个真正意义的客体，它使有关含有多重意义的表意机制，其中某些意义受到推崇，甚至会出现一种主导性的、超过其他意义的意义，最终形成的编入讯息代码的导向性的封闭结构，不同语境的组合使得人们对讯息的产生了不同的解读。
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莫利的《全国新闻》研究就是在主控解码框架内寻求讯息的解读。他时刻警惕着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对于受众的解读过分乐观的态度。他认为霍尔的模型慢慢的被扭曲了，有人那它作为依据，认为大多数受众每天都在习惯性的“改变或歪曲”媒介内容中反映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忽视了其他两种解读模式的存在。对此，莫利表示文本层面上更广泛的抵抗式解读
能否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取决于抵抗式解读在社会和政治中的使用，也就是对立解读能否进入超越媒介接受的相对较为私密的语境内。毕竟，对文本拥有决定权与对文本的构成和表述的议程拥有决定权是有巨大区别的。显然受众的解读是建构后的产物。
莫利在导论中，极其强调语境的作用，抛开具体语境的限制而谈论文化研究无疑是片面和不准确的。诠释的多义性解读观点忽视了媒介组织结构（阿多诺）和经济因素（马克思）对文本的影响。莫利认为没有仔细的对语境化进行考察，那么一个给定的与其他受众有区别的变异只能被看作是一个变异（不具有可推导性，过于片面）。可以说莫利的这本书就是将霍尔的编码与解码模式进行了实践性运用于电视研究中，并且，莫利避免了单纯的文本化解读，而把编码解码模式引进到了更为宽泛的社会语境中。他考察了众多因素对于编码解码模式的影响，力求拓宽该模式的可用范围。
（2）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由第一和第二两个章节组成，主要是构建作者自己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式的，又不同于批判的独特的研究框架，即是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角度对传播进行研究，不拘泥于单纯的本质论或者决定论的视角。
第二部分由两个章节构成，主要是对《全国新闻》受众研究的一个回顾，重新审视其优点和不足。在节目的受众分析中，莫利运用了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结合人类学中的人种志研究方法印证了霍尔所划分的“主控式／调和式／抵抗式”解读的科学性，同时又有效的将文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如阶级和性别等——引入了传统的受众研究中。
第三部分由三个章节构成。在此莫利的研究视角转到家庭内部的收视行为，他重视收视行为发生的具体语境，坚持把收视行为放在具体语境下进行考察。他对影响家庭内部收视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特别是家庭成员的性别及地位等对收视行为的影响。通过这种分析，他向我们展示了在家庭收视语境中，受众性别建构对收视行为的巨大影响。
第四部分主要是作者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共由一章组成。莫利主要讨论了人种志取向研究的长处和弊端，论证了其取向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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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包括三个章节，莫利认为应该在家庭语境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研究电视收视行为，在一家一户的语境下理解电视，也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等更加广阔的语境下理解电视。同时聚焦于电视消费过程及传播技术的性别化趋势。
第六部分共有两章组成，在此莫利主要阐述电视在结合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构建普遍的社会共同体时，所扮演的角。
对《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一书的部分关键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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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新闻》研究—编码/解码模式的第一次实践
莫利的《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一书理论关注点处于不断变换的过程中，所以对该书的归纳显得有点庞杂。该书从《全国新闻》研究入手，对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型进行了运用，得出了不同阶级的受众对于电视文本的不同解读方式。他运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其一是认为，文本信息节目内容的内在结构和机制，它们导致了某些确定的解读的出现，同时阻碍了另外一些解读的产生（编码）；其次，他认为读者接受者的文化背景对文本意义的解读产生影响。（解码）莫利摈弃了媒介研究的钟摆效应，即要么偏向于受众，
要么就偏向于传播者一方。他主张将两种综合起来考察，并且不认为作为中介的大众媒介是无关痛痒或者影响力极强的影响因素。同时莫利认为受众的解读是在特定框架当中的解读，广电从业者毕竟希望进行有效的传播，所以他们注定要提供具有方向或封闭结构的讯息，使之成为若干可能解读中倾向性或主控式解读。为此，他认为传播效果的研究应该是：在编码时所规划的倾向性解读方式范围内进行解码的程度。受众在一定条件下和特定的语境内，受众会对文本进行特定的解读。所以他强调把诠释的差异性与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联结起来，显示出来自不同团体和阶级的、有着不同文化符码的人是如何以不同方式解读讯息的。但是，他同意强调，社会因素不是直接对传播过程进行干预，这些因素只有通过话语的接合，通过意义系统或是符码才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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