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今体书两大笔势系统，论钟繇和王羲之对后世书法的千年影响 J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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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品录斋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一、两大笔势类型形成的历史依据
汉字书体演变到了东晋时代，以草、行、真书体式的定型而告一段落结束，并且产生了王羲之这样一位集大成者。而在其前具有承上启下之功的关键人物则是曹魏时期的钟繇。书史上习惯将两人并称为“钟王”。他们的书法遗产犹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甘泉，滋育百代，我们从书法史中许多大师的作品中，都可以透视到他们的影响。 科学信息
南朝宋虞龢《论书表》将钟（繇）、张（芝）与“二王”（羲之、献之）相对而论，他说：“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
、质之殊？”“质”、“妍”二字极其准确地点出了钟、张与“二王”体貌及其书美的不同之处。“质”是质朴，“妍”是妍美，这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美学范畴，若将两者置于书体演变的历程中去考察，我们就能理解钟、王二体何以会有这样的不同之处。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张芝擅名于章草，而章草本由草隶中产生，与钟书同出一源，在书美意趣上都表现出质朴的古风，所以虞龢将他的书迹与钟繇并列为“古质”的典型。但由于其书在六朝时代已成凤毛麟角，至唐更“无复余踪”（唐太宗《王羲之传论》），因此对隋唐以后书法风格的演进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被后世书家奉为传统之源的则是钟繇与二王，所以论述中也主要以钟、王加以比较研究。
王羲之 《平安》帖
汉末魏晋，是草、行、真书这一今体书系统由隶书蜕变而出，体式粗成到至定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汉末晋前是急剧蜕变，体式粗成的阶段；两晋为体式趋于定型、法度日趋完备的阶段。从简牍墨迹资料中考察，由隶书蜕变出草、行、真书，其全过程十分漫长，从西汉书迹中便隐约可见其端倪，而它的质的突变则发生在汉魏之际。这时的许多无名简牍墨迹资料都可与钟繇体貌相互印证。这时的真书，不仅明显地 残存着较多隶书势态及其笔法，还夹杂着行、草书的构形、用笔，而这时的行、草书还带有草隶、章草的笔调。真书在此特定阶段、特定历史环境中自然形成的形质特点及其书美特点，根源就在于便捷趋速的实用要求，而形态及其笔法的产生，本来自隶书解体而产生的草隶、章草，以及难以确指为是行书还是草书的种种笔势和点画形态。在这一基础上再不断地演化，结字、用笔逐步趋向于规范，最终定型，并由后世书家总结出结字、用笔以及章法的种种法规，以教导后学。这一全过程也正反映出“先草而后工”的历史发展规律，这也正是钟繇体势的根本依据。
当时的书法在社会生活中，一般在铭石之类极庄重用途上仍沿用着规范的隶书，如钟繇《受禅表》等；而在章奏表启、启蒙篇章以及典籍传写等用途上则是用章程书，如钟繇《荐季直表》、《力命表》之类的早期真书。至于日常社会交际中的书函尺牍以及文稿起草，则是随意书写，多表现为类似行草书的草稿体。这也是当时书法风尚的一个方面。真书用在“章程”上，也说明这种新生书体已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打破了过去须用规整隶书书写的旧习惯。因此，钟书虽然已变体式，但由于脱胎于汉隶，所以还较多地保留着“汉隶”这一旧书体的某些品质，如浑厚、质朴的气象及其势态、笔法的某些成分，从而成就了其书“质”的书美特征。
力命表
书法发展到王羲之笔下，又经历了百余年的演变，脱尽隶法，体式定型乃是自然的事。这一过程的特点则是将钟书那般的体式进一步改进并日趋规定化、妍美化，从而形成完整的笔法系统，这与东晋以后诗文领域一度盛行的雕章琢句、趋妍求丽的风气颇为一致。这也是“先草而后工”之“工”的必然表现。而王羲之书法对钟体的重大突破，也正是他作为当时书家中的代表人物对书法发展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胫骨前肌虞龢《论书表》中接着又说：“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其评析十分深刻。王羲之的书法完成了由草而工、变质为妍的重大转变，于是真书以及行、草书的法度完备，体式定型，从而使其书法取得了里程碑的地位。而王献之书法与其父相较，又为一今一古。羲之书法“内擫”，本为承自前代之遗意，而献之笔法“外拓”，进一步解放笔势，用笔以爽畅见新，开唐宋以后奔放豪迈书风之先河，所以他也获得了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王献之 《新妇地黄汤帖》 唐人摹本
二、两大笔势类型的构成特征
作为钟“质”、王“妍”的书美特征的实体构成，钟、王二体之笔势存在着鲜明的区别。如前所析，钟体因直接脱胎于汉隶，还明显地保留着较多的汉隶遗法。具体说来，首先，其书多以横向取势，故而其笔画往往横向舒展，结体则以扁平之构为主，间有正方形，而其撇、捺、勾趯笔画多表现为近于隶书的形态，结体上的聚散关系尚不似后之真书那样具有鲜明强烈的节奏对比，字之重心也高低不定，而多在中稍偏下位置，再加上用笔比较凝重、沉厚，其书给人的总体印象则显得稚拙天真，颇多古朴之趣。读《荐季直表》、《张乐帖》等可知，尤其从《荐季直表》唐摹副本上则看得更为的真切。
王羲之书法承钟书进一步演化而成为新体。我们从其临钟繇《宣示表》可知其与钟书的血脉渊源。又如《姨母帖》，他的用笔之沉厚含蓄、结体之拙朴天真，直接钟繇，有些字还以横向取势，但撇、捺、勾趯的隶书笔意形态已很少见。再看王羲之的真书代表作《乐毅论》，其取势已变横向为纵向，字的结体纵横聚散、伸缩收放的节奏鲜明，重心一般居中，并常见稍偏于上方，近于所谓“黄金律”，这是开唐代真书法度之先河。撇、捺已无隶笔，勾趯笔画也变平出为直接对应后写笔画。可以用王氏众多的行、草书迹与钟书对照，
便可见其新的笔势。（按：草、行、真书虽各有其特定的体式，但因同属今体书范畴，所以就其基本笔势特征来说，具有一致性。）他的《平安帖》、《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频有哀祸帖》等已完全脱尽钟法，笔势包括结体完全为纵向取妍，巧妙多变，尤其是《兰亭序》，更为妍巧之极品了。古人评王书有云“羲之俗书趁姿媚”，在当时与古雅书风相此，他的书法确实显得“俗”了。但其“妍媚”正是从古风中脱出的新趣。与王羲之时代相仿的无名氏文书墨迹中也有与其书同趣、同体势者。可见当时书风正由朴质转为妍丽。这也正是“二王”得以享有盛名所依赖的社会审美风气的条件。
乐毅论
宋嘉宝
买淫频有哀祸帖
由于王书的“妍”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成，所以在当时就颇受文人士大夫们的赞赏和效仿，于是其风气日上，直接影响着后来的宋、齐、梁、陈的书风。到唐代，由于唐太宗的偏爱，上行下效，崇王之风则更盛。所谓“唐人尚法”，就是以“二王”法度为本，王书原为法含而韵显，而唐人之书因刻意追求法，以致韵失而法得以发扬光大，从而更加强化了“二王”书的历史地位，并使得这一笔势类型成为后世今体书笔势的主流。
赵总理三、两大笔势系统
“二王”以后，历代的书家取法钟、王，大致可分为两条途径：一者，直接取法钟、王法帖；二者，取法钟、王以后的前代名家或当世名家书迹，就是从前代或当世名家具有鲜明个性风格的书迹中承继其远绍钟、王的笔势与笔法。此也可以说是间接取法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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