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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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这三种行政学典型范式都是在对先前主流行政学研究重点及观点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上， 重新审视行政学核心价值观及发展方向， 并总结出可替代的新的理论范式。从行政学传承与更替的视角来看， 这三种范式是在“效率”与“民主”两种核心价值观间钟摆式地取舍与博弈， 进而形成不同的理念、制度与方法， 主宪主义与管理主义相互交替过程中， 在实践上指导着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改革。 关键词：行政学； 新公共行政； 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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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是由美国学者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着作中提出的， 他用范式这个词来阐释科学发展中的一定模式， 从而形成一定的观点和方法的框架。范式用来界定应研究什么、应追问什么、应遵循什么规则等。在行政管理研究领域， 学者们研究公共组织定位与实践方向的视角各有特， 进而形成不同的研究流派。从近现代行政管理学术思想发展历程来看， 按照时间先后， 出现影响力较大的三种范式， 次序是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 互为
基础与条件， 每种范式都具有批判、扬弃、超越彩， 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三种范式的价值追求从名称上可见一斑， 新公共行政强调“行政”， 推崇公共的宪政思想；新公共管理侧重“管理”， 探究技术手段；新公共服务意在“服务”， 突出行为方式。通过比较的方法对行政学研究领域三种典型范式进行对比分析， 可以加深我们对“范式”的认识。
水族繁殖 一、依于不同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在复杂而强烈的社会诉求下做出的一种应和， 是对先前思想的梳理、总结与超越。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一） 早期公共行政学
行政学是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 以1887年威尔逊发表的《行政学研究》为诞生标志。其最初的理论基础被公认为由三个部分组成：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韦伯的官僚制组织、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这三个学者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关注效率。威尔逊提出将政治与行政独立开来， 以保证行政有足够的自主权；韦伯因受军事化组织的影响， 认为等级森严、制度严密、层级分明的官僚制组织能保证政令畅通
、执行迅捷， 以任务为中心的组织是理性而高效的；泰勒通过动作研究与时间研究， 关注个体细节效率， 为了效率穷尽一切可能。由此可见， 行政学创建之初突出了强调了公共行政活动及其研究在所有国家现象中的特殊意义， 关注的是有限资源如何最大利用。这一核心体系对行政学的独立及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而显现了行政学的独特价值， 奠定了扎实的学科基础与一定的学科地位， 将行政学推上了独立发展的轨道。
传统行政学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民主政体行为无力现象， 提出的政府现实有效的行动模式， 着名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也是基于这种理念对行政过程的划分。威尔逊认为， 要恢弘政治的功能， 就必须纯正政府的组织机构， 加强执行， 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效率， 应当适当牺牲民主[1]。
从时间上来看， 传统公共行政学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 其思想基础奠定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采用制度或法理的研究方法， 致力于行政学一般或普遍原则的探索， 其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二） 新公共行政学
随着二战以来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批判， 新公共行政学逐渐形成， 并以1968年由沃尔多发起的明诺布鲁克会议为标志。新公共行政强调以社会公平和民主作为公共行为的价值基础， 超越于利益层面， 注重政治与行政的关联。代表人物沃尔多、弗雷德里克森， 师承罗尔斯公平与正义思想。
缺陷者捧出的花束 在行政学发展的同时， 西方管理思想也在发展演变， 20世纪40年代是西方管理思想的一个分水岭， 以梅奥的霍桑实验为界点， 标志管理思想进入行为科学阶段。关注人的心理与情感需求，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效率， 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在当时风靡学界。这一转变构成行政学一个重要背景， 行为主义的思想及研究方法影响着传统行政学的思想演进方向， 很多行政学者开始使用行为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行政现象。对传统行政学的批判与转变中形成了新的价值追求———社会公平。“在政治领域， 如同社会领域一样， 人们是平均主义者， 主张平均地分配个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2]。
这一时期， 行政学理论规范更新与重构， 出现冲击力很强的新理论学说， 对行政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如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等。其最初的三大理论基础受到激烈批判：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导致的“单一中心的行政”带来行政国的无限
扩大及低效， 严重损及个人自由与社会平等；韦伯推崇的官僚制组织导致的僵化与守旧随“帕金森定律”扭曲为无能常态化；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一味强调精细管理， 隔断了组织管理与社会环境间的联系， 凸显行政管理的狭隘与呆板刚性。新公共行政学非常注意哲学、规范理论、行动主义， 突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如果新公共行政有什么基调的话， 那就是道德[3]。学术自主性与独立性在新公共行政学中得到加强， 行政学者充满自信地宣称自己的学术价值有别于官僚的政治学和规范的管理学， 是一种独特的价值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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