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主张的提出旨在说明，理论并没有死亡，它已经渗透在对⽂学和⽂化现象的经验研究中。它的作⽤不仅仅在于批判对象，同时也在于反思⾃⾝。后理论概念的提出，使得⽇益缺乏活⼒的⽂学和⽂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焕发出了新的⽣机。 电磁场理论
哈尔滨学院图书馆
作者 | 上海交通⼤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王宁
“后理论时代”已经来临
众所周知，批评理论，或译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曾经有过⾃⼰的黄⾦时期，仅在西⽅学界就涌现出⼀批杰出的理论家。但曾⼏何时，正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的，“⽂化理论的黄⾦时代已经过去”。在他看来，雅克·拉康、路易·阿尔都塞、罗兰·巴特、⽶歇尔·福柯这些开拓性的著作已经远离我们⼏⼗年了，甚⾄雷蒙德·威廉斯、路丝·伊瑞格⾥、⽪埃尔·布迪厄、朱丽亚·克⾥斯蒂娃、雅克·德⾥达、爱莱娜·西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年了，所以他认为，⽂化理论的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应该返回⽂学的天真浪漫时代。虽然伊格尔顿没有使⽤“后理论时代”这个概念，但是我认 为他⾄少隐隐约约地说明了⼀个不同于理论“黄⾦时代”的“后理论时代”已经来临。⽽我在中西⽅语境下提出的后理论概念则主要是针对他的这本书作出的回应。但是我并没有⽌于此，我还认为，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使得整个⼈⽂学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同时也给传统的各⼈⽂分⽀学科带来了某种⾰命性的变⾰。作为探讨和研究⽂学本体以及创作与批评规律的⽂学或⽂化理论更是不能幸免。
虽然⽂学理论，或⽈批评理论，曾经有过⾃⼰的“黄⾦时代”，尤其是在结构主义衰落之后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在西⽅形成三⾜⿍⽴之格局的时期，理论的作⽤和功能竟被发挥到了极致，它不仅被⽤来解释所有的⽂学和⽂化现象，甚⾄被⼀些左翼理论家⽤来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在理论的全盛时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竟然很少以⽂学现象作为⾃⼰的研究对象，甚⾄很少阅读⽂学⽂本，以致于在学界竟然流⾏着⼀种“没有⽂学的⽂学理论”，即⼀些冠以“⽂学理论”教授的学者所从事的并⾮是⽂学研究，⽽是⼴义的⽂化研究。他们不仅在整个⼈⽂学科⼤⾏其道，甚⾄常常把思考和批判的触⾓伸进⼀些注重实证和经验的社会科学学科，这样，理论的不完备性和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这也正是理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个原因所在。因⽽坚守理论的⽂学性⽴场的学者便抱怨理论的漫⽆边际和⽆所不在，希望理论最终将返回⽂学的领地。这些现象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理论究竟出了什么⽑病？它为什么不断地被⼈们诅咒“死亡”？为了探讨理论所处于的境况以及在未来的可能发展，始终处于世界⽂化理论前沿的英美理论家率先作出了回应。我也率先将“后理论”的概念引⼊中国语境，并从中国的批评理论实践积极介⼊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以便发出中国理论家的声⾳。
对世界⽂论地图重新绘制起到独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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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在不少⼈看来，在当前这个“后理论时代”，理论已经衰落甚⾄死亡。但我认为，后理论主张的提出旨在说明，理论并没有死亡，它已经渗透在对⽂学和⽂化现象的经验研究中。它的作⽤不仅仅在于批判对象，同时也在于反思⾃⾝。后理论概念的提出，使得⽇益缺乏活⼒的⽂学和⽂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焕发出了新的⽣机。但是像以往那样的⼀种理论包打天下的情势确实⼀去不复返了。如果说，全球化为我们的中外⽂学和⽂化交流提供了⼀个⼴阔的平台的话，那么，“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之于中国的⽂论建设的国际化意义⼜体现在何处呢？
⾸先，“后理论时代”给我们的⼀个重要启⽰在于，它打破了所谓“纯⽂学理论”的神话，为⽂学理论发展演变为范围更⼴泛的⽂化理论铺平了道路。⽂学研究也只有与⽂化研究形成互动和互补的态势才有可能得到发展。那种认为⽂化研究的崛起敲响了⽂学研究之丧钟的观点实在是不合时宜的。将⽂学研究置于⼀个更为⼴阔的（跨）⽂化语境倒是有可能使⽇益⾛向封闭和⾃恋的⽂学研究摆脱危机的境地。
磺酸基其次，“后理论时代”解构了国际⽂论界长期存在的“西⽅中⼼主义”的思维定势，为⽂学和⽂化理论关注西⽅以外的地区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中国的古代⽂论从来就有着⾃⼰独特的范畴和话语体系，因此在“后理论时代”进⾏中国⽂学和⽂化理论的建设就要从基础性的⼯作做起，对古代⽂论中仍有活⼒和阐释张⼒的概念和范畴进⾏重新发掘和阐释，并尽可能地将其⽤于当代⽂学批评实践和国际性的理论
争鸣，使得长期以来已经“西化”的⽂论术语⾸先变得混杂，进⽽彰显其不同于西⽅理论话语的特⾊，最后才能形成⾃⼰的独特范畴和话语体系。所以说，“后理论时代”既是⼤⼀统的（以西⽅为中⼼的）⽂学理论解构的时代，同时也是（⾮西⽅的）⽂学和⽂化理论建构的时代。在这⽅⾯，中国学者应该在⾛向世界的进程中起到先锋的作⽤。在这⽅⾯，⼀些出⽣于⾮西⽅国家但现在也掌握国际⽂学理论批评话语的理论家⾛在我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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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中起到先锋的作⽤。在这⽅⾯，⼀些出⽣于⾮西⽅国家但现在也掌握国际⽂学理论批评话语的理论家⾛在我们前头了。我们作为中国的⽂学理论学者当然不⽢落后，我们的努⼒将对世界⽂论的地图重新绘制起到独特的作⽤。
最后，“后理论时代”为⽂学和⽂化理论的返回学术理论界提供了必要的保证。伊格尔顿认为，在近⼗多年内，随着⼀⼤批理论⼤师的先后离去或逐渐年迈，当代⽂化理论再没有出现什么震撼⼈⼼的巨著，理论的衰落和虚弱⽆⼒使之⽆法⾯对严峻的现实，这已经成为⽆⼈可以挽回的趋势。然⽽，认为当代⽂化理论再也没有什么震撼⼈⼼的巨著问世，显然是针对西⽅理论界⽽⾔的，并不包括中国以及另⼀些⾮西⽅国家的理论家⽤⾮西⽅语⾔出版的著述。因此，我们中国的⽂学和⽂化理论研究者完全可将⾃⼰具有中国特⾊和基于中国本⼟经验的研究成果通过翻译的中介推向世界。也许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暂时还不能产⽣世界性的影响，但⾄少可以给这个长期为“西⽅中⼼主义”占领的学术空间带来⼀些新的东西。我认为，这应该是“后理论时代”带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机遇和最重要的启⽰。
⽂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3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转载，⽂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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