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又称为社会建构主义，是由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其《性史》第一卷中提出的。（说法不一）福柯认为，性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外界条件的观念，而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而这种建构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改变而不同。他强调文化和观念对社会建构的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建构主义概念已经广泛应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使用，甚至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知识是我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相关的社会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人们的观念、意识和文化对社会的建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建构主义的产生和反结构主义的兴起是有关的。正当结构主义在法国成为学术主流思潮，并受世界关注之时，其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进而产生了分化，导致了后结构主义的产生。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进行了批评，但同时又是对结构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它是结构主义自我反思的一个环节。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比较
结构主义 | 后结构主义 |
把结构看作封闭的同质事物的集合体 | 提倡开放的异质事物的集合体 |
认为存在“永恒的”、“有中心的”结构，并把寻求这种结构作为自己的目标 | 认为不存在永恒的固定结构，一切结构处于流动之中生产测井 |
认为任何实体和经验都具有被结构决定着的终极意义 | 结构不存在终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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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强调结构的普遍性和自律性（同质同构）；而后结构主义则转向异质事物，认为此乃世界均衡的基础。正是文化的差异才形成了世界的和平与秩序。如果这种差异消失就会导致事物结构变异与更替。**结构主义表现出对客体的依赖和对理性的信仰的形而上学的传统性；而后结构主义则表现出对非理性的张扬和对非逻辑的推崇。**结构主义强调事物结构的整体性，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后结构主义则对事物整体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整体性的思维会导致思想僵化的形而上学原则，只有消解整体性，才有助于思想的传播和防止思想的僵化。**在后结构主义看来，结构主义无限发展了索绪尔的共时性和特别强调了结构的客观性，而没有对历时性和实践主体的主观性给予应有的关注。这样，在结构主义内部的一些人对结构主义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加以全新的改造或者说进行了完全相反的解释，形成了后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嬗变昭示出人渴望着重建精神价值的新维度，在充分获取个体丰富差异性的同时，重新整合起人的完整形象。正是在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殚精力竭的消解和解构中，重视主体的观念对客体有着影响性作用的建构主义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建构主义在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得到广泛的使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也取得强大的地位。然而，建构主义在政治学领域却需要更大的发展，尽管我国学者 二、教育学意义的建构主义higgs粒子>陈仁炳
教育学上的建构主义理论最早由皮亚杰提出。建构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皮亚杰(J.Piaget)、科恩伯格(O.Kernberg)、斯滕伯格(R.J.sternberg)、卡茨(D.Katz)、维果斯基(Vogotsgy)。建构主义理论一个重要概念是图式，图式是指个体对世界的知觉理解和思考的方式。图式是认知结构的起点和核心，或者说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础。因此，图式的形成和变化是认知发展的实质，认知发展受三个过程的影响：即同化、顺化和平衡。皮亚杰(J.Piaget)是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一位心理学家，他所创立的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学派被人们称为日内瓦学派。皮亚杰关于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的。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个体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的过程；顺应是指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同化是认知结构数量的扩充，而顺应则是认知结构性质的改变。认知个体通过同化与顺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当儿童能用现有图式去同化新信息时，
他处于一种平衡的认知状态；而当现有图式不能同化新信息时，平衡即被破坏，而修改或创造新图式（顺应）的过程就是寻新的平衡的过程。儿童的认知结构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过程逐步建构起来，并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非营养性吸吮的循环中得到不断的丰富、提高和发展。
在皮亚杰的“认知结构说”的基础上，科恩伯格(O.Kernberg)对认知结构的性质与发展条件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斯腾伯格(R.J.sternberg)和卡茨(D.Katz)等人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在建构认知结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并对认知过程中如何发挥个体的主动性作了认真的探索；维果斯基(Vogotsgy)提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nap积分，强调认知过程中学习者所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作用，并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的理论。维果斯基认为，个体的学习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社会可以为个体的学习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维果斯基区分了个体发展的两种水平：现实的发展水平和潜在的发展水平，现实的发展水平即个体独立活动所能达到的水平，而潜在的发展水平则是指个体在成人或比他成熟的个体的帮助下所能达到的活动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的区域即“最近发展区”。在此基础上以维果斯基为首的维列鲁学派深入地研究了“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有这些研究都使建构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为实际应用于教学
过程创造了条件。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内容很丰富，但其核心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同时注重文化环境等因素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由于建构主义所要求的学习环境得到了当代最新信息技术成果的强有力支持，这就使建构主义理论日益与广大教师的教学实践普遍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国内外学校深化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三、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是中国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主要流派，它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共同组成了国关学界的“三驾马车”。如果说现实主义关注的焦点是权力，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的是交易成本，那么建构主义则把文化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建构主义反对只讲主体或只讲客体 ，而是重视主客体的互动，即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当然没有完全上升到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践。80年代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在美国的流行，间接地赋予了“建构主义”以 新的含义。1987年，立场较为温和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考那利在《全球政治的认同与差异 》一文中提出，解构必然同时与建构相结合。1989年，著名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者奥那夫 出版了
《我们缔造的世界》一书，运用吉登斯等人的“结构化理论”，以施动者——结 构(agency-structure)的“双重不可通约性”或“共同决定的不可通约性”为切入点， 倡导以跨学科的方法研究世界政治，首次在国际关系学意义上使用了“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1999年温特发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建构主义通过10年 的发展，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知识体系。温特认为，组织或国家的行为都是社会建构的，并不遵循一个不变的秩序或原理。温特提出的建构主义的两条核心原则是：一，人类的社会结构是由人类社会的主流观点塑造成的，而不是由物质力量驱使成的；二，社会舞台上出现的角受到的影响来自于他们的身份和兴趣、而不是本性。[总体上讲，建构主义强调世界的社会本体和国际体系的文化属性，强调文化、规范、认同、实践、主体间性、知识等社会性因素在国际 关系中的作用。
建构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 80年代的“解构”阶段和90年代的“建构”阶段。80年代各种反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泛起，理查德·阿什利、罗伯特·科克斯等借鉴、应用批判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对居于话语霸权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展开了长时间、多方位、大纵深的猛烈抨击，将其基本概念如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制度、权力、利益、安全等一一解构，并赋予了新的含义，这长达10年的理论批判可称为“解构阶段”；1989年前后，奥那夫、温特等 学者意识到“只破不立”的理论批判不能代替理论建设，应该在解构原
有主流国关理论 的同时，汲取各种理论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长处，进行一次国关理论的理论 综合，开始重视国际关系运行规律研究和实证研究，建构主义本身进入“建构”阶段。
建构主义虽然不时从语言学、心理学和后现代主义汲取知识，但主要采取社会学方法。建构主义并不排斥方法论个体主义(即经济学方法论)，有时还宣扬个体从结构中的解放，但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化及其产物对于个体的构成作用，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都是建构主义的主要方法论来源。从社会学方法出发，建构主义实际对国际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解读。建构主义的基本概念是国际政治文化、国际规范、国际认同。文化、规范与认同皆由社会建构而成，均指国际行为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共识。离开了这些共识，人们就无法解释国际关系中任何事项的意义。在权力结构与信息环境一定的情况下，文化的意义就会明显上升。
四、建构主义的中国政治研究
建构主义也是政治学理论中近年来兴起的新的研究途径。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对观
念的重视，推动了中国政治学者开展建构主义性质的研究，并涌现了一批富有洞察力的学术成果。政治学家利伯曼在2002年指出：“观念，长期以来在政治学系统研究中处于休眠状态，但在过去15年中逐步回归。事实上，‘让观念回归’到政治科学和政治解释所带来的挑战已成为这个学科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已经对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观念出发，结合利益、制度分析，已经为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的学者所接受。在西方政治学中，重视观念的政治学研究尤其是建构主义政治研究，已成蓬勃趋势。
近年来，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对观念的重视，促进国内学者开展了中国政治的建构主义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国内学界的广泛影响力，新制度主义已在中国政治学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传统上被区分为三种视角，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理念路径不仅被认为是对制度分析的最好补充，而且开拓了新制度主义的发展空间，构成了当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注的中心内容。因此，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批判三种传统视角的基础上，发展出第四种制度主义——科技进步奖建构制度主义(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强调观念与物质因素的互动，引进了建构主义属性的本体论——持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它拒绝“实在”独立于人类
的知识和认识之外的看法，分析路径是结合理念与制度。
建构主义进入中国政治学，主要通过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在中国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具体研究领域，目前从事建构主义属性的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学者，大多先是经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现观念分析的重要性，后来主要受到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由此产生运用建构主义研究中国政治的学术自觉。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新发展促进了国内相关研究。朱德米《经济特区与中国政治发展》与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等，“不约而同”地导入观念分析，或者结合观念分析与制度分析，研究观念变革与中国政治转型，或者将观念路径导入“制度范式”并尝试建立比较政治分析框架。
杨光斌老师是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领域中的知名学者，也是最早呼吁在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研究中引进建构主义的学者之一。杨光斌运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政治发展，注意到制度变迁关键时刻“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因此引入建构主义，在方法论上形成建构主义的“自觉”；在《观念、制度与经济绩效：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的政治学理论价值》、《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等论著中，发展了他自己于2003年
提出的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范式”。在对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改革进行比较研究后，他指出：制度安排的变化能够导致经济绩效的不同，但是两国制度安排的创新并不主要是制度结构变化的结果，而是思想观念创新的结果；思想观念影响制度结构，并和制度结构一道影响着制度安排，或者直接影响着制度绩效。这一研究不仅是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尝试，也是建构主义比较政治研究的尝试。
随着建构制度主义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建构主义研究中国政治、比较政治问题的实践将进一步拓展、深入。
五、建构主义的哲学和范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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