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后大借款是袁世凯政府借解决以往遗留问题为名，通过出卖国家主权的办法向列强五国银行团举借的大量款项，用于扩大北洋军阀武力镇压国民党人的反抗，巩固反动统治而向列强金融资本的一次大乞讨。 袁世凯当政后，摆在他面前的是极为严重的财政问题。一方面，他对南北各省存在的大批军队官兵持有戒心，但实施遣散则需要数目巨大的款项偿付欠饷，空虚的国库无力支付；另一方面，袁世凯为维护独裁专制统治又要扩充北洋军力量，镇压国民党的武力反抗，没有巨额的费用补充军饷是不行的。从建立袁氏王朝天下的长远考虑出发，袁世凯决定通过出卖国家主权，奉送国民经济命脉给列强的卑劣手段举借外债，解决眼前的财政急需。特别是宋教仁案发生后，袁世凯已经成为国民党人攻击的靶子，南方各省的讨袁呼声日趋激烈，更令袁世凯坐卧不安。他决心先发制人，通过借款为北洋军筹足与国民党开战的军费，在国民党内部意见尚不统一之时迅速出击，一举将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全部铲除，扫清帝制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自袁世凯上台以后，英、法、德、美就组织四国银行团（后有俄、日加入，而美国则因内部矛盾又宣布退出）与袁世凯政府谈判贷款事宜。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贷款，谋求更大的在华利益，并提出了财政监督等一系列无理要求。而袁世凯为了得到钱，不惜答应列强的任何条件。
列强控制中国的野心和袁世凯的图谋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孙中山表示：“若果监督，则应拒之。”1913年布艺产品
4月26日，黄兴通电北京政府，要求取消善后借款，以安南方各省军民之心。这个通电引起很大的反响，江西、湖南、安徽、广东四省表示支持。但袁世凯政府拒不听从，反而加快了与英、德、法、日、俄五国银行团的借款谈判进程。纳维斯托克斯方程
1913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袁世凯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作最后的谈判，签署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合同21款，另有白开水的味道7个附件，2一次性手腕带个附表。规定：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净收入2’100万英镑。借款指定用途，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抵充政府行政费外，仅余760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竟达6’789万英镑。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
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特别条件是：今后未经银行团允许，不得向他国借债；由外国人参加盐税征收，在审计处设华、洋稽核员，凡关于借款款项之领款单须有华、洋稽核员会同审核，签押后方可提款；中国政府在北京设立盐务署，由中国总办1员、洋人会办1员主管；各产盐区设稽核分所，设中国经理、洋人协理各一员，共同担负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人员的任免，由华洋总办、会办会同定夺；盐区之盐纳税后，须经华洋经理、协理会同签字后方可放行；盐务进款存于指定银行，非有总办、会办会同签字的凭证不得提用。肚兜艺术
大借款的合同签定后，引起国民党议员的反对，起强烈谴责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的行径，要求签字代表到国会答复质问，但袁世凯政府态度十分蛮横，拒不从命。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即通电借款违法，参议院不予承认。各省因“宋案”激愤，加上卖国借款，各地沸反盈天。许多议员因借款监督财政，干涉盐务，条件太苛，借款违法，先后提出反对和质询案。4月29pdh日，参议院以借款未经该院通过，违背《临时约法》，宣布议决无效。5月2日，众议院议员30余人，对赵秉钧和周学熙提出弹劾。同日袁世凯把借款问题正式具文咨告参众两院，妄图取得国会正式认可。5日，众议院将袁的咨文退回，以示否认。8日，参议院也作出类似决议。袁世凯对两院的否认不仅不予理会，反而威胁议员，不
赞成即辞职。6月，更以“反对借款，不服从中央”为借口，连下三令，解除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所任江西、广东、安徽三都督职，向国民党发起武力进攻，终于导致“二次革命”的爆发。
列强通过善后借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统治，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通过政治借款来操纵中国政局，善后借款开了先例，这在前清是没有的。而且，善后借款条件严酷。继海关之后，列强又控制了中国的主要税收之一的盐税，中国政府提用盐税抵还外债后的余额都必须经过银行团的核准。列强通过对盐税的管理，通过对善后借款用途的稽核，通过对审计院的干预，也就监督着中国的财政；通过监督和控制中国财政，列强就可以摆布中国的政局，使北洋统治者成为其得心应手的工具。善后借款又是一次高利的盘剥，是列强强迫中国人民接受的恶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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