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国葬

钢筋混凝土性赔偿支票递交仪式,首批5位人头税付款人分别获得2万加元的赔偿。
2012新课标全国卷数学  人头税是怎么回事?它和中国有什么关系?与一颗铁道钉又有什么渊源?
  从1881年到1885年间,先后有1.5万多名华人,像猪仔一样被“货”运到加拿大,参与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其中,4000多人客死异乡。在1885年11月7日铁路竣工的仪式上,竟然没有看到一位华人劳工的身影。1885年,加拿大政府通过《华人入境条例》。这是一项专门针对中国人入境的税收规定。每个打算在加拿大定居的中国劳工以及新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要额外缴纳50加元的人头税。到1891年,这一税款翻了一番,增至100加元,后来更猛增到500加元,相当于当年一个工人两年的纯收入。据统计,从1886年至1923年,约有8.1万华人被强行征收人头税,缴纳总额约2300万加元,几乎等于当年加拿大修筑太平洋大铁路的全部投资。1923年虽然废除了人头税,但加拿大政府又在同年7月1日通过中国人移民法即“法案”,禁止几乎所有华人移民加拿大,1947年该法案被废除。
四川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人头税政策是一个历史的失误,是对加拿大发展作出贡献的华工的不公正待遇。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在道歉中说:“我代表加拿大政府向华裔加拿大人就人头税政策彻底道歉,并对随后发生的行为表示最深切的歉意。”  人头税受害者表示,道歉比赔偿更重要。当106岁的李龙基(在世年龄最大的人头税受害者)坐着轮椅,在当年决定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国会会议室里,从哈珀总理手中接过道歉信时,脸上露出了微笑,这一天他等得太久了。人头税受害者马林笑容激动得热泪盈眶,说:“加拿大最终承认这是种族主义政策,他们歧视了一个阶层的人。”
  29位在世的人头税受害者之一的盘占元把象征太平洋铁路完工的“最后一颗道钉”交给哈珀,说:“1885年太平洋铁路完工时,中国人没有资格参加‘最后一颗道钉’安装仪式,尽管有成百上千的华工为了加拿大建国的梦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今天把这颗道钉带到国会,我们终于不再受排斥了。”
28届奥运会“最后一颗道钉”既记录了华工的丰功伟绩,也承载了百多年来的耻辱,它是历史的见证。已故的加拿大历史学家伯顿曾写过一本让华工及其后代永难忘怀的书《最后一根钉》,他因此获得太平洋铁路赠送的两颗钉。一位叫吴瑶瑶的华裔女律师为争取平反人头税,与伯顿接触希望他支持这个行动。她透露,伯顿将其中一颗钉做了门栓,而将另外一颗钉送给了她。吴瑶瑶带着这颗钉奔波于渥太华、温尼伯等城市,进行平反人头税的斗争。这次,吴瑶瑶在多伦多将这根钉交给安大略省人头税受害者及家属联盟主席伍素屏。伍素屏带着这根钉专程飞抵温哥华,亲历平反之旅的全过程。当她登上平反之旅列车前,又将这根钉交给在世的最后一位缴纳人头税的人——马林笑容,是马林笑容一直将这根钉捧到了国会上。(张兵)
民国时期的国葬
  1916年,黄兴、蔡锷相继辞世。为了表彰他们对创建民国的卓越贡献,当时的国会决定仿照日本的国葬仪式安葬两人。  1916年12月18日,国会通过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国葬法》。该法共8条,对于享受国葬者的资格、国葬的经费、仪式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国葬法》通过后,时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于1916年12月22日下令国葬黄兴和蔡锷。1917年4月12日和15日,蔡锷、黄兴以国葬礼先后安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亲核反应
  国葬黄兴、蔡锷后,国民党籍议员与研究系(其前身为进步党)议员就关于是否应该国葬陈其美展开了激烈争论。
  民国著名革命老人陈其美于1916年5月18日在上海被张宗昌派人加害致死。孙中山与唐绍仪联名致电给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及参众两院,建议对陈其美也实行国葬。这一建议,遭到研究系议员的强烈反对。由于研究系的反对,国葬陈其美之议最终没能通过。直到1948年5月19日,才由国民政府国会通过六先烈国葬案,才将陈其美进行国葬。
  1919年12月28日,北京政府前代理大总统、直系领袖冯国璋病逝。直系军人师景云、陆锦等请求大总统给予国葬。时任大总统徐世昌允准,并交国会通过。1920年1月16日,国会认为冯国璋虽为代理大总统,并非正式,且又非薨于任内,不宜于国葬。
  北京政府时期,继黄兴、蔡锷之后享受国葬典礼者,便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临时执政段祺瑞发布恤令,称颂孙中山“倡导共和,肇我中夏”。3月14日,北京非常国会通过决议,以孙中山“有大勋劳于国家”,按照《国葬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应行国葬。1929年6月,孙中山国葬于紫金山。
  这一时期,广州的革命政府还为李仲麟、林修梅、程璧光、廖仲恺举行了国葬。
  1930年9月2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病逝于南京。2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为谭延举行国葬,并因此颁发了第二部《国葬法》。这部《国葬法》与北京政府的《国葬法》相比,没有大的更改。
  国民政府时期实行的是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制度,谁应该享受国葬,一切皆取决于执政当局的好恶,失去了全国舆论的权衡取舍,因而,出现了国葬泛滥的情况。据统计,从1930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先后为谭延、卢师谛、黎元洪、段祺瑞、胡汉民、邵元冲、朱培德、唐继尧、刘湘、谢持、林森、蔡元培、张自忠、柏文蔚、陈其美、张继、郝梦龄、李家钰、覃振、戴季陶等20人举行了国葬仪式。对其中的某些人物,舆论界是颇有微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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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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