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年传作文
陈乔年，安徽省怀宁县人，一九零二年诞生于安庆，是陈独秀的次子，陈延年的胞弟。
乔年在故乡安庆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其间，他和哥哥延年也曾随叔祖父陈昔凡去过东北和北京，但为时甚短。大约五、六岁时，乔年开始入私塾读书，辛亥革命后才进新式学校。他自幼好学，勤奋攻读，孜孜不倦，又有叔祖父陈昔凡的指点和哥哥延年的帮助，因而学业进步很快。他在家乡求学六、七年，时间虽然不长，却已读过许多经史典籍，在国学方面打下了较厚实的基础。 从童年起，乔年就和哥哥延年生活、学习在一起，直到他留学回国后才分开。延年比乔年大四岁，兄弟俩的外貌和性格都不一样。延年的皮肤粗黑，身体壮实，不象一个读书人; 性格稳重倔强，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而乔年却是皮肤白皙，身材瘦削，象个“白面书生”; 性格活泼开朗，喜说笑打闹，亦与延年恰恰相反。但是，这些差别并不妨碍他们在思想和志向上的 一致。兄弟俩既是童年的伙伴，又是革命的战友，亲密无间，患难与共。他们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也几乎是相同的。
延年和乔年兄弟俩虽然从小受封建教育，但社会的黑暗却使他们对封建的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爱国的志士仁人为反抗黑暗社会所进行的前仆后继的斗争，又不断地启迪和激励着他们，使他们逐渐树立起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志向。在这方面，乔年的思想自然不如延年成熟，但是，由于他极尊重自己的兄长，因此延年对他有较大的影响。
一九一三年，其父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曾帮助都督柏文蔚举兵讨伐北洋军阀袁世凯，深为袁世凯忌恨。讨袁失败后，柏文蔚、陈独秀被迫亡命日本。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占据安庆后，即派人到陈独秀家搜捕其子，扬言要斩草除根。此时延年刚满十五岁，乔年才十一岁。幸好事先有人报信，兄弟俩及时逃往怀宁乡下躲避，才免遭毒手。这场风波，在兄弟俩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们从小便对封建军阀的残暴有了切身的体验，更加痛恨军阀的统治。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由日本回到上海，开始创办《青年》杂志。他从上海写信回家，要延年、乔年兄弟俩到上海读书。兄弟俩亦早有外出求学的愿望，接到父亲的信后，便辞别自己的祖母和母亲到上海。此后，一直到他们牺牲时止，延年和乔年再也没能回过安庆老家。
乔年随延年到上海后，起初和父亲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二十一号。延年入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学习法语。乔年因年岁较小，则由父亲自教，同时也跟着哥哥学习。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应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赴京任北大文科学长，延年和乔年则继续留在上海求学，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不久，兄弟俩都考进了震旦大学，继续攻读法语，同时学习其他课程。
乔年和延年在上海时，生活主要靠父亲供给。父亲当时虽然已是闻名全国的人物，但因从事革命活动，收入不多，生活也不宽裕。父亲赴京时，曾嘱亚东图书馆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每月支付十元，给乔年和延年作学费和生活费。这点钱自然是不够用的。兄弟俩不得不节衣缩食，同时在读书之余，寻一点工做，以弥补不足。艰苦的生活丝毫也没有改变乔年那开朗而乐观的性格。当朋友们问起乔年，你们平时怎样吃饭时，他常常风趣地说： “啃上几块面包，如果塞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还不行的话，再加一点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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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年对人热情诚恳，乐于助人，做事也十分勤快。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同他父亲陈独秀是世交。乔年在上海期间，常去亚东图书馆，与汪孟邹及其侄儿汪原放很熟，同店里的伙友也处得很好。他一到店里，总是立即卷起衣袖，帮助伙友们打包，送书，站柜台，
开发票，凡力所能及之事，他都抢着去干，因此伙友都很喜欢他。有一次，他因打包时使的劲太大，竟把自己的裤带崩断。别人为他惋惜，他却毫不在乎地哈哈一笑，随手拣起一根打包用的麻绳熟练地搓几下，往腰里一束，代替崩断的裤带，一边束还一边说： “这可比裤带牢得多啦! ”②他的话引得伙友们大笑起来。
被帝国主义分子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实际上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活地狱”。乔年和延年到上海以后，目睹“十里洋场”的种种丑恶现象，感触颇深。帝国主义强盗的飞扬跋扈，黄浦江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牌子，买办洋奴对其主子的奴颜媚骨，剥削阶级的穷奢极欲，劳动人民的贫困和痛苦，所有这一切，使他们对社会的黑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激起他们对现实生活更强烈的不满，并促使他们更努力地探求改造这黑暗社会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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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以他们的父亲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一个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以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介绍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为主要宗旨，推动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各种类型的新书刊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为了寻革命真理，乔年和延年象当时的许多革命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各种新书刊，研究各种新思潮。这时，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也流传起来。因其标榜反对剥削阶 星绕网级的黑暗统治，主张实现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新社会，从而对乔年和延年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兄弟俩怀着极大的兴趣浏览了他们所能到的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书刊，钻研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误认无政府主义的学说是救世的“良药”，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
一九一九年一月，陈延年和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郑佩刚等人在上海组织了无政府主义的《进化社》 ，创办了 《进化》杂志，开展宣传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活动。在这方面，乔年虽然不如延年活跃，但他始终赞同和支持哥哥为宣传无政府主义，建立无政府主义团体所作的努力。他还协助哥哥将《进化》杂志及其他无政府主义书刊送到亚东图书馆和泰东书局出售。
网络游戏制作同年五月，“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乔年和延年虽没有直接参加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他们支持广大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父亲陈独秀在北京因亲自上街散发革命传单而被捕，消息传到上海，兄弟俩不但没有因此而感到恐怖和畏惧，反而认为为革命作出牺牲是所有爱国的志士仁人应尽的责任，是十分光荣的。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陈乔年和陈延年也为这一运动所吸引，兄弟俩毅然决定赴法勤工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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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年和乔年赴法前，父亲陈独秀已从北京返回上海。对于他们出国求学的计划，父亲是支持和赞同的。不过，陈独秀希望他们去俄国。然而，兄弟俩因信仰无政府主义，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很多偏见，不愿听从父亲的劝告(当时中俄交通也未打开) ，仍坚持要去法国。
张伟宏近况乔年经过上海的几年学习，已能熟练地用法语阅读和交谈。但他为了更好地适应出国后将要遇到的复杂环境，又利用候船出国的间隙，向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学英语，并且学得非常认真。据汪原放回忆，当时乔年每天都要到汪原放那儿去一次，让汪原放教他几个英语单词，同时他又教汪原放学法语。大约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乔年便可以用英语进行简单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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