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与统一
四一二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立即着手建立中央政权。4月14日，该集团首要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因到会委员不足半数而改为谈话会。会议决定：定都南京；不承认武汉国民党及中央党部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恢复1926年7月规定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等等。鉴于谈话会不合乎国民党的法统，不能代替中央全会或常务委员会，该集团又以“中央政治会议主持一切”为由，于17日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18日起在南京办公。18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南京举行国民政府成立大会，至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南京国民政府设政府委员会，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柏文蔚、陈铭枢等为委员，以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等为
常务委员。政府委员会下设民政部、财政部、司法部、外交部、大学院、法制委员会等。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军事委员会由广州迁南京办公；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成立总司令部指挥下处理战区政务及战时军需，交通筹备的战地政务委员会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际，蒋介石虽没有担任政府的最高职务，但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军权，实际上主宰着这个政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际，面对的是十分尖锐的党争和政争。是时，国民党内的三个集团(即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南京的蒋介石集团)都力图享有国民党“正统”地位。而以中华民国冠名的政权，则有奉系张作霖控制的北京“中华民国军政府”，国民党汪精卫集团控制的武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面对这种局面，南京国民政府充分地运用纵横捭阖的能量，在此后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在先事取得国民党内部主要政治集团统一之后，进而又取得了全国政权的统一。
本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形成了宁、汉对峙的局面，随时都有可能兵戎相见。鉴此，在宁、汉之间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冯玉祥于7月中旬分别致电宁、汉双方，提议“先解决北京后解决党内责任问题”。冯玉祥提议后，武汉方面复电表示：“如有和平统一方法，
自不必出于一战”。并表示可以考虑迁都南京。随后，南京方面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作用下，表示欢迎汉方重要人物赴宁共同柄权。这样，宁、汉合作有望。然而，正当宁、汉、沪三方酝酿合作之际，蒋介石突然于8月13日宣布辞职。由于蒋介石对宁、汉以对等形式合作存有顾虑，因此，蒋介石的辞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宁、汉合作的实现。于是，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南京，宁、汉合作正式实现。
宁、汉合作实现后，宁、汉、沪三方代表于9月11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人员由三方共同推若干人组成，汉、宁、沪三方中央党部将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同时决定改组国民政府。9月16日，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宣布组成。委员会成员由三方各推9人和公推14人组成。但由于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权力分配不均，原来同意成立特别委员会的武汉方面变卦，策动唐生智打出“护党”旗帜，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挟鄂、湘、赣三省反对特别委员会。10月下旬，演成宁汉战争。结果武汉方面战败，南京方面的势力扩展到武汉。武汉方面遭此打击后，一些政治、军事人员陆续到达广州，与黄琪翔、张发奎联合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办公室，同南京抗衡。 正值国民党内部各派别纷争不已的时候，北方的奉张乘机对山西的国民革命军和陕西、河
南的国民革命联军发动进攻。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和工农武装割据在全国各地出现，严重威胁着国民党政权的巩固。为此，国民党各派、各集团又主张蒋介石复职。
其间，通电辞职后的蒋介石在老家奉化停留了一个半月，随后于9月28日由张等偕同前往日本。在日本期间，蒋介石曾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以不危害日本在中国东北特殊利益为保证，换取了日本不干涉国民革命军行动，不再支持北洋军阀的承诺。在获悉国内急需其复职后，蒋介石于冰川运动11月10日回国。12月10日，国民政府复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8年1月2日，蒋介石回南京复职，并立即着手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决策若干重大问题。
肖尔铁茨2月2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宁汉两方决议案审查案”、“整理各地务决议案”、“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等议案。其中，“宁汉两方决议案审查案”规定：“(一)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二)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 “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停止活动，由中央派人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对党员进行考察、训练和重新登记；开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所有共产党人的党籍、职务；停
止联俄政策；重新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取消原中央党部的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5个部，另设民众训练委员会；决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仍保留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的分会，但缩小政治分会的职权。“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国民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定其中5至7人为常务委员，常务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国民政府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部，并设最高法院、监察院、大学院、法制局、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等。“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节制、指挥所有陆海空各军。“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规定从速完成北伐，以立统一之始基。会议推举产生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其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为：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蒋介石；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为：谭延闿、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谭延闿为主席；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为：蒋介石、谭延闿、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12人，蒋介石为主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形成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统一。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将北伐各军改编为4个集团军，分别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集团军总司令，全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何应钦。全军共有40多个军70万人。北伐部署是：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第二集团军洞京汉路北进；第三集团军出京绥路，会师北京。是时，奉系张作霖的安国军号称百万，决定对京汉、津浦路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任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各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正太、京汉路方面总指挥，张作霖为京绥路总指挥，实际参战兵力约60万人。
4月5日，国民革命军在徐州誓师北伐。4月9日下达总攻击令。首先，由第一集团军及第二集团军的第一方面军担任先行，攻击张宗昌所率鲁南及济宁一带的鲁军。4月10日，国民革命军分左右两翼包围攻击鲁军，先后攻占韩庄、枣庄、台儿庄、临城、滕县等地。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20日前后到达兖州、济宁之线。第二集团军驻防在山东单、曹各县的冯玉祥所属孙良诚部，以歼灭孙传芳部为目的，4月10日向巨野、郓城、嘉祥、汶上、宁阳攻击。15凌阳大学计划日占领巨野，16日占领济宁，20大容量存储器日先后克复兖州、宁阳，基本上解决津浦路上的孙军。自此，同国革命军第一、二两集团军一从鲁南北进，一从鲁西北进，4月22日全师泰安。
国民革命军第一、二集团军顺利进军，迫使对第三集团军发动三路进攻的奉军转为防御。奉张急忙再调吴俊升部星夜入关，加强防御。以德州、保定为第一线，以马厂、长辛店为第二线，据守顽抗。4月29日，第一集团军在泰安以北围歼鲁军并截断胶济路，第二集团军迫近济南近郊，形成三面包围济南的态势。5月10日，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当国民革命军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进行了武装干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并于5月11日攻占济南。5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山东兖州举行党政联席会议，决定绕道北上。接着，各集团军先后占领邯郸、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6月1日，国民革命军占领沧州、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8日，第三集团军率先进入北京，12日接管天津。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21日，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市为北平市。
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北平、天津，宣布“统一告成”后，6月16日，新疆督办杨增新通电“易帜”，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7月19日，汤玉麟在热河通电“易帜”。至此，除东北以外的中国本部均已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之下，而东北的统一则面临战争与和平两种选择。
张作霖6月3日退出北京，6月4日晨，当其专列穿行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老道口交叉点处的桥洞时，被日本预埋的地雷炸伤致死，是为“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东北局势一片混乱。6月17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化装秘密回到沈阳，在张作相等元老扶佐下，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7月1日，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军事、经济、政治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为，决不妨碍统一。并派代表与南京方面联络。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定了以和平方式解决东北三省的方略。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随后，又经两个多月的曲折谈判，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之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起，东三省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居民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为东北易帜。至此，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本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际，便借用孙中山革命程序说颁行了《训政纲领》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
孙中山曾将革命与建设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1914年7月，他在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说：“本党进行秩序分作三个时期：一、军政时期，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二、训政时期，此期以文明治理，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三、宪政时期，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同时，孙中山提出，在“训政”时期，以国民党代替人民行使国家管理权力，通过训政阶段，实现民主政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立即片面地借用了孙中山革命程序说，在1928年8月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实施“训政”的决议。10月3日，国民党中央第172次常务委员会通过了《训政纲领》，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来临。
《训政纲领》把国家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两种。所谓政权，是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力。这四种权力，在训政时期间，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所谓治权，是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权力。这五种权力，付托于国民政府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政治会议指导和监督下“总揽而执行”。
随后，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又规定，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正和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决定训政大计指导政府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在实施训政计划与方案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中国国民党“力求达训练国民使用政权”，“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创造美。这就把中国国民党法定为最高训政者，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定为最高权力的决策机构，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定为指导全国实行训政，监督指导国民政府重大政务施行的机构。
由此可见，《训政纲领》名义上是国民党按孙中山的“建国三时期”、“权能分治”等学说而制定的，其目的却是为已叛变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治服务。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29年6月10日的规定，训政时期为6年，最迟应到1935年完成，但国民党却以种种借口将它一直推行下去。
南京国民政府在制订《训政纲领》的同时，又确立了五院制的政治体制。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时，基本上沿用广州《国民政府组织法》，在国民政府下，直接设置各行政部门。至1928年10月3日公布《训政纲领》后，南京国民政府即按照《训政纲领》制定新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重新组织政府。10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首设五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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