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是文化大省，也是传统医药文化的强省，从历史传世文献和近一个世纪的出土文物来看，早在秦汉时期，湖北已经在医药卫生领域就是中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１９８２年发掘的湖北江陵出土的《张家山汉简》的内容，充分地反映出那个时期湖北荆州一带的医学文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中有涉及到与祖国医学最早的理论著作《黄帝内经》相近似的内容，后来的学者研究发现那个时期湖北的医学已经具备有自己的地域特，自成体系。［１］（ｐ７５）经过几个时代的发展、交融，湖北的传统医药文化发展蔚为大观，如果说秦汉时期是湖北医药文化地域特的雏型期，那么在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后，特别是到明清两朝，湖北传统医药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我们在思考如何利用湖北传统医药文化的时候不可回避的就是对明清时期医药文化的研究和发掘，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湖北重振医药文化大省必须认真地发掘历史文化资源，继往开来，古为今用，这在今天文化建设和促进经济社会繁荣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如何从历史的视角看待湖北传统医药文化资源的特和优势
看待湖北医药文化的资源优势是一个经济资源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问题，地域文化的比较前提是文化类型的区分和文化的历史分野，我们今天看待湖北传统中医药文化资源的时候，首先需要定位的问题是湖北传统医药文化的特优势是什么，强劲发展的历史时期及其根源是什么，现在普遍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是寻求它的特。其实，传统文化特寓于历史文化的内涵深处，问题是如何选择比较理想的切入点和合理的视角，把湖北的传统医药文化凸显化、鲜明化，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把焦点
定在明、清时期的医药文化资源的研究和发掘上面。
明清之季，属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经济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在哲学思想上，盛行融合儒、释、道三家理论的宋明理学。由于理学各家对宇宙起源、生活实践与古代经典提出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开启了学术讨论的风气，客观上起到解放思想、活跃学术的作用。哲学思想的解放，往往是科学技术领域思想解放的先声，在这历史变革的时期，湖北医家亦表现得十分活跃，纷纷著书立说，各抒己见。一些著名的医家，如李时珍、万全、刘若金等人，他们继承祖国医学的精髓，发扬不断创新的精神，把湖北医学再度推向高峰。此阶段，无论是从医人数之众多，医学著述之繁富，还是医事制度之完善，医药成就之巨大，都显然超过了历史上的其他时期。
考察明清时期湖北各州县方志，普遍建立了医学与惠民药局。按明制府州县医学官员的名称品位不同，《明史・职官志》：“医学府正科一人（从九品），州典科一人，县训科一人，洪武十七年置。”又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医官，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２］湖北各地均按中央统一政令设置了相应的机构与职官。如蕲州、沔阳为州治，均设典科一人。光绪八年《蕲州志》载：“医学旧在州西，洪武十年知州孔思森起立后废。正德十一年知州李纯建于馆西南。惠民药局一间，门屋一间。置医学典科一员。”光绪二十年《沔阳州志》：“医学与阴阳学共一所，明・正统十年典科何诚建，设典科一人。”黄安、麻城等为县治，设训科一人。光绪八年《黄安县志》载：“医学在本宅。医学训科一员，先后由许回春、陈锡、吴宝善、汪启元、姜鸿运、李舒翰等人担任。
”
明清时代，湖北各州县亦普遍办有养济院、育婴堂等，还有一种专为麻风病人设置的隔离病所。据方志记载，湖北某些地方多有麻风病流行，所以设有多处麻风院。如清・嘉庆二
冯春
（湖北中医学院社科部医古文教研室，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６５）
摘要：湖北传统医药文化的历史资源丰富，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具有鲜明地域特的湖北医药文化，在医药理论、医疗制度、临床成就、文献传播、杰出医家等方面成绩斐然。对待湖北优秀的医药文化资源，我们应当立足“古为今用”的原则，客观、科学地继承文化传统，多元化地利用和发掘医药资源。
关键词：湖北；传统医药；文化资源；发展
中图分类号：Ｒ２－０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４７７（２００７）０９－０１８１－０３
对湖北传统医药文化资源的认识及发展研究作者简介：冯春（１９７１—），男，湖北中医学院社科部医古文教研室主任、讲师。
等离子炬荆楚文化湖北社会科学
・１８１・DOI:10.13660/jki.42-1112/c.008494
十三年《汉阳县志》记：“麻风院，在西门外棉花山，共一十四间房，雍正九年建。”其实不仅是明清时代，早在秦代就有类似的机构“疠人坊”（古代称麻风病为疠）。１９７５年在云梦睡虎地发掘出一座秦墓，出土了一批有关秦代法律的竹简，其中有三条是对患麻风病的犯人的处理规定，方法极严，但从中可了解到古人对麻风病体征及该病对人体的危害已有相当清楚的认识，并懂得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３］（ｐ６１）
与此同时，多数医家都十分注意对医学理论的研究，尤其重视对经典著作的探讨。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内经》、《难经》及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奇经八脉及脉学理论，为中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还有孝感肖延平对《黄帝内经太素》重加点校，并刊印流行。黄冈肖麟长著《内经知要》，黄安王俊绂著《灵枢得要》，俱为探究医经理论的力作。
元寸灸明清时代，本草学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李时珍是湖北本草学家最杰出的代表。他“渔猎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百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４］经过３０年的努力，参考了８００余种文献书籍，以唐慎微《经史前证类备急本草》为基础，进行了大量的补充、整理并阐明自己的发现与见解，经过三次大的修改，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这一具有历史性
的本草巨著。《本草纲目》取得多方面的重要成就。它对明代以前我国的药物学，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总结，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众多错误，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它不但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而且对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症状、卫生预防等方面作了不少精辟的论述。它综合了大量科学资料，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以及天文、气象、物候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本草纲目》的问世，为后来本草学的研究与应用，提供了十分有益的资料与经验，推动了本草学的发展。该书从１７世纪后陆续传播到亚洲和欧美各国，李时珍的名字和他的业绩永存世界的史册。
在医学文化传播方面，晚清时代，湖北的一批志士仁人，他们抱着济世救民的思想，四处奔走，多方筹措，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刊刻了大量医籍。他们之中，清代光绪年间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任职期间，作为一位悉心研究学问、注重文化教育的学者，他大力提倡“中学为全，西学为用”。改革书院，兴办学堂，设置图书馆，建立印书局，由于他对医学书籍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在他的著作《书目答问》子部医家类中，对唐代以前的重要医籍，都加以适当的比较和中肯的评论，并列举若干重要的和常见的版本及注本，当时的湖北书局，又名崇文书局，与金陵、浙江、江苏、淮南并称五大官书局。湖北书局刻书２００余种，有不少医学书籍，如《医宗备要》、《傅青主男科》、《徐氏医书八种》、《兰台轨范》、《沈氏尊生书》、《洄溪医案》等。这些书虽是书局所刻，但与当时张之洞的倡导不无关系。［５］（ｐ１８６）
湖北如此丰富的医药文化资源在同时期的其他地域实属罕见，特别是药物学领域的突出成绩和杰出人
物李时珍已经家喻户晓、蜚声海外。郭沫若先生认为，李时珍乃十六世纪中国伟大医药学家，在植物学研究方面，亦为世界前驱。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赞扬说：“李时珍在和伽里略的科学运动完全隔离的情况下能在科学
上获得如此光辉的成就，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６］（ｐ１７）这是湖北传统医药文化的最高荣耀和骄傲，也是今天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和发掘的文化品牌和历史资源。明清时期医药文化的成就不仅仅是中医药的文化成就，也是今天我们在医政、自然科学、文化传媒、旅游资源的诸多领域需要去发掘、重新整理的文化议题。分类号
二、如何保护性地继承和发展湖北传统医药文化的资源优势
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应该是“古为今用”、“发掘创新”，反思近百年对待传统中医药的态度和具体行为，在许多方面我们曾经走过很多弯路，甚至对此有许多过急的做法和言论，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心态是浮躁与理性并存、批判与颂扬同在，这些学术的思潮变化也影响了政府对待文化资源的决策，今天我们依然存在着对待传统中医药不公正的问题以及文化上的批判贬斥心态，这是阻碍科学地发展传统医药文化事业的最大困扰。目前从湖北传统医药文化的保护来看，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拥有政策的保护，拥有较强的研究力量，对于保护性地继承和发掘传统中医药文化资源，从理论上论证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是在传统中药的现代化研究、传统医药文化的理论研究、传统医药文化资源多样化开发等方面亟需进行科学发展的规范化探讨和研究。
１．湖北传统中药资源现代化发展的建议。
目前中药现代化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现代中药模式；二是在西医理论指导下的化学药模式（包括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结构修饰）；三是在西医理论指导下的植物药（洋中药）模式。在中医药界，普遍认为只有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并具备有传统中医药内涵的现代中药模式才是真正的中药现代化模式，化学药模式和植物药模式都不是中药现代化。人们不禁要问，中药现代化的内涵和核心是什么？是医学理论体系还是物质基础？是科技含量还是临床疗效？其实，中药现代化的模式并不十分重要，临床疗效是检验中药现代化成功与否的最好标准。将中药现代化模式分为现代中药模式、化学药模式和植物药模式，实质上是“惟医学体系论”，夸大了中西医对立性，对新形势下中医药事业的多元化发展、跳跃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很不利的。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实现中药现代化，首先要做到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也许，化学药模式、植物药模式可能对中医理论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不大，但其工艺先进、质量稳定可控，疗效可靠，有市场竞争力，并成为国外发展传统医药和现代医药的成功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医药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对整个中医药事业以及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推进作用。因此，对于中药现代化模式的抉择，我们不仅要“古为今用”，而且要“洋为中用”，化学药和植物药模式不应拒绝，应该积极地吸纳进来。中药现代化是建立在中医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之上，但也离不开包括西医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支持。湖北已经具备传统药学资源的优势，不仅有良好的药物植被资源，而且拥有悠久的传统药物学研究的文化优势，以李时珍
为代表的中药学传统药学文献资源和文化品牌特在国内实属罕见，目前全国四大中药材市场，有三个集中在湖北周边一带，最大的药材基地也开始在湖北兴建。现在的发展问题是利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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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步入国际化的大发展的思路，这既是发展传统医药文化的现实策略，也是医药文化强省的可利用资源。
２．湖北传统医药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建议。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在中医文化领域也是如此，谈到其发展，不能坚守古代的家法一陈不变，中医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本身不应是一对矛盾，而是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的新思维。中医是需要现代化的，但如何现代化，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中医现代化不是简单的形式化，也不是中西医结合化，而要用复杂性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医这个复杂性的科学问题。研究复杂性科学的重要方法如系统集成、排列组合、重点位置，在中医药实践中常被采用，尤其是方剂配比，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的一些术语和概念，需要用现代语言表述，有些理论范式需要用现代理论规范，所以要对中医传
统理论与方法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即在原根上嫁接，不是截枝或节外生枝，这就要有机地吸收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从中寻传统医学中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理论与方法，这种寻也要根据中医自身的体系结构进行。同时，要特别重视融合、同化其他新兴学科成为自己理论体系中新的理论与方法。因此，继承是当务之急，全面而系统地继承中医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发展中医学的根本，中医学的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即按照自身规律去实现自我更新与发展，这也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湖北在中医药文化领域面临的困惑是发展的方向性问题，近百年来对中医存亡的争论，对中医方法论的讨论，是现代中医业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现代化时代带来的冲击和生存的压力，这不仅给政府的决策带来影响，同时也给中医高等教育、中医产业市场等众多层面带来严峻的考验，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文化遗产做坚守挣扎，更多地需要发挥地域文化优势，凭借目前比较稳定的医药体系展开传统医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性研究，笔者认为，从文化多元化的角度出发，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当下语境中的话语权不能完全被所谓的“西医化”标准所剥夺，一方面要敢于在技术文化的层面谋求“中西医结合”的文化平等、交融的发展思路，在吸收借鉴中改造自己，推陈出新，另一方面要坚持完善传统中医药文化自身的特优势，做到在基层民间作宣传普及教育，在高级科教领域发展精英层次的教育研究力量；抢救性地发掘地方性的传统医药资源（包括优秀医药人才、中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搭建湖北传统医药文化学术交流平台，促进人才、思想的更新互动机制，启动湖北中部传统医药文化及产
业发展论坛机制；地方政府积极扶持医药文化产业，建立配套的管理条例，既要抓中医药产业的经济效益，也要利用文化优势推广其文化的舆论宣传效应，在有代表性的地方医药文化资源上发掘特优势，树立湖北地方传统医药的文化品牌。在中医药产业的软环境、软实力的建设方面充分展现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
顺磁性
３．湖北传统医药文化资源多元化发展的建议。
从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来看，一种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面临着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作为社会大众化层面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如何共享文化资源和利益分配问题，作为地方政府关注的是文化资源多元化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效益至上的狭隘思维。湖北传统医药文化资源的良好品质和文化资源的延续性再生能力是我们拥有的最大优势，也是地方文化战略目标中难得的品牌遗产。就现代产业发展的技术环节而论，我们一方面要把湖北传统医药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和精英化发展相结合，另一方面还要利用相关产业的发展空间拓展其有限的领域，这就是传统文化产业“发酵”发展的问题，借鉴国内外开发传统文化产业资源的举措和经验，我们应当考虑谋求多元化发展的现实途径。
仅以旅游产业为例，作为文化消费者的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则不仅仅是单纯地满足个人需求的被动消费，而是被纳入到一种关于权力政治、市场以及全球化的时空想像之中，也就是说，旅游者在民俗文
化旅游过程所体验的异文化震撼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体验，而且被整合到全球化时代地方性的文化享受之中，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趋于多元，人们也认同各具差异的文化。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的企业化行为，将地方文化的形象视为一种品牌进行打造，自然而然地，具有差异性特点的民族文化则颇受各种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的青睐。在中国当下的情境中，全球化过程提供了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更为广泛的符号体验，金融资本、权力政治、大众传媒、地方性文化的共谋，作为文化资本形式的民族文化的商品化，便使异文化旅游者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符号体验，这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文化资源开发的思维模式。湖北医药领域文化旅游开拓的空间很大，也需要上述的创新思维。神农架的药物资源与旅游配套发展、武当山道教医药文化与武当山旅游综合开发、李时珍文化名人故里风采与鄂东医药文化，都是初见成效的多元化发展的例证。与此相关的文化传媒产业等都可以开展相应的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军事行动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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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吴家驹．清季各省官书局考略［Ｊ］．文献，１９８９，（１）．
［６］转引自潘吉星．《本草纲目》之东被西渐［Ｊ］．药学通报，１９８３，（１０）．
责任编辑高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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