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周礼·春官·大宗伯》“五命赐则”
杜 晓
【摘 要】郑玄以下历代注家往往释《周礼·春官·大宗伯》“五命赐则”之“则”为“地未成国之名”。此说不
可取。一者此乃孤证；二者简单对应《典命》《大宗伯》中九命系统而得出此训的逻辑有误；三者《大宗伯》九
命系统中一命至七命所“受”“赐”之物性质俱不同，“则”必非与“国”相类的封地名；四者对应“五命赐则”的 段簋铭文“大则”与金文常见赐土表述形式不符，也非专有名词“子男封地名”的表达方式。“则”应训“法”。
一者此训在《周礼》及其他典籍中更常见；二者这更符合《周礼》的思想逻辑。新莽改制以“则”为子男封地名，造成历代注家误解“五命赐则”之“则”本义。这提示“托古改制”的新莽政治对经学的反作用同样值得关注。文件共享
【关键词】则；法；《周礼》；新莽
【作者简介】杜晓，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周礼·春官·大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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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壹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①其中“五命赐则”之“则”的含义，历代诸家多有讨论。郑众云：“则者，法也。出为子男。”②“出为子男”一句显然是将“五命赐则”与《周礼·春官·典命》“子男五命”相联系，然而其以“法”训“则”是明确的。郑玄的观点与之不同：“玄谓则，地未成国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赐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为成国。”③郑玄以“则”为五命子男的封地，未成国而为则。其后注家多从后郑。贾公彦叙述“成国之赋”④，孔颖达、何绍基、孙诒让讨论成国封地大小标准⑤，明显俱以后郑结论为前提。孙诒让疏通先郑注，亦糅入了后郑观点：“谓赐以土地并受任土之法也。”⑥直至现代，学者依然往往从郑玄之说。如郭沫若先生引后郑之说解释段簋“馈大则”⑦；徐中舒先生《汉语大字典》“则”下义项“采邑”，所引文例即是“五命赐则”后郑注⑧；晏炎吾先生《“则”义探源》亦持此说⑨。不过，也开始有学者从追溯文字本义的角度对此反思。孙常叙先生以“则”为制模器样 瑏瑠，李力先生复申其说 瑏瑡。此说已为王沛先生所驳。 瑏瑢王先生从郑众之说，从铸刑鼎传统的角度认为此处之“则”乃法则之 ８４１①
①
②中望cad2007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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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瑏瑢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１３批特别资助项目“两汉政治演进中的新莽制度”（项目编号：２０２０Ｔ１３０７１３）、中国社会科学
院博士后创新项目“出土文献与秦汉政治运行”（ＺＢＨ２０１９１０１４）阶段性成果。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八《大宗伯》，《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４１—１６４３页。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八《大宗伯》，《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４２页。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八《大宗伯》，《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４２页。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八《大宗伯》，《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４２页。
惠普nc4400孙诒让著，汪少华点校：《周礼正义》，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３７３—１３７４页。
孙诒让著，汪少华点校：《周礼正义》，第１３７３页。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８卷，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０—５１页。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缩印本》，四川辞书出版社、崇文书局，２０１８年，第１８３页。
晏炎吾：《“则”义探源》，《江汉语言学丛刊》第一集，湖北省语言学会，１９７９年，第２０８—２１７页。
石元伍孙常叙：《则、法度量则、则誓三事试解》，《古文字研究》第七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７—２４页。
李力：《“■”、“殹”、“历”三字的疑难与困惑：枣阳曾伯陭钺铭文之再研读》，《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八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１页。
王沛：《曾伯陭钺铭文的再探讨》，《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１３页。
义，但未深入讨论。①笔者认为，无论从“则”本身的含义还是“五命赐则”的上下文语境来看，“则”都应训为“法”
。一 “五命赐则”之“则”不应训为“地未成国之名”
以“则”为“地未成国之名”不甚合理，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目前以“则”为“地未成国之名”的用例在文献中仅此一见，孤证难立。晏炎吾先生曾将古书中诸多“则”释为土地区划，以说明“则”为采邑名是由来有自。②然而所举文例俱有疑问，难以成立。③其二，前人释“则”为“地未成国之名”的逻辑前提是将《周礼》中《典命》与《大宗伯》里两套九命系统中的“
五命”与“七命”相系联，形成下表中的对应关系：表１命 数
《大宗伯》《典命》七命侯伯赐国五命子男赐则
《典命》九命系统中相关内容如下：（２）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④由表１推导，七命侯伯赐国，国是封地；相应的五命子男所赐之“则”，性质便应亦是封地。且五命所赐之封地必小于七命所赐之国，以“则”为“地未成国之名”的解释便很容易理解了。不过，虽然这两套九命体系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关性，但也不能依命数简单对应。如在材料１《大宗伯》的体系中，七命方“赐国”；而在材料２《典命》的体系中，“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五命即有“国”，存在矛盾。又如《大宗伯》“八命作牧”，郑玄注“谓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专征伐于诸侯”⑤，“牧”为“侯伯有功德者”，性质显然还是诸侯，属五等
爵系统；而《典命》中材料２之后有“王之三公八命”⑥，王之三公为内爵，二者无涉。因而若简单联系两套体系，据“侯伯—赐国”“子男—赐则”的对应关系将“则”强释为“地未成国之名”，便又会与《典命》五命即有国的记载相矛盾，不能圆说。其三，在《大宗伯》的九命体系中，自一命至七命，所“受”“赐”的俱为不同性质之物。以“则”为性质与“国”相类的“地未成国之名”，未免牵强。“壹命受职”，郑众云：“受职，治职事”。“再命受服”，服，郑众以为祭服，郑玄认为是玄冕之服，然俱以此“服”为穿着之服。“三命受位”，郑玄认为“始有列位于王，
为王之臣也”。“四命受器”，两郑并以为祭器。“六命赐官”，郑众以为“子男入为卿，治一官也”，贾９
４１杜 晓：再说《周礼·春官·大宗伯》“五命赐则”
①②③④⑤⑥王沛：《刑鼎源于何时：从枣阳出土曾伯陭钺铭文说起》，《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３０—２４５页。晏炎吾：《“则”义探源》，第２０８—２１７页。其一是《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则”。《毛传》：“彝，常。”即彝伦，常道。（参见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卷一八《大雅·烝民》，《十三经注疏》，第１２２４页）西周时一般人所能获取的“德”的内容主要涉及品格气质以及功勋（参见罗新慧：《“帅型祖考”和“内得于己”：周代“德”观念的演化》，《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若“则”训为土地，便与下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主题不合。其二是《小雅·正月》“彼求我则，
如不我得”之“则”。晏先生解释这两句文义：“他拿走了我的则田，对我却这样的无情！”其中后一句显然与“如不我得”不合。其三是《楚辞·天问》的“圜则九重，谁营度之”之“则”。晏先生由“一定区域的土地”引申出“任何区域”，然此释义并无其他文例支撑。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一《典命》，《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８４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八《大宗伯》，《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４３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一《典命》，《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８４页。
疏驳之；郑玄认为此赐官乃“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诸侯”。①“七命赐国”，国为邦国。可见，除“则”之外，一命至七命，所“受”“赐”的都是不同性质之物。因而五命所赐的“则”性质也应有别于“国”，并非封地。其四，可与“五命赐则”相对应的段簋铭文有“馈大则”。“大则”的表述形式与金文常见赐土形式不符，也与“子男封地”的专有名词相冲突。学者一般认为段簋中的“■（馈）大则”可与“五命赐则”相对应。②然而，未就该器铭文本身，讨论“则”为何义。金文赐土有赐“邑”“田”：（３）王令（命）虞（虎）侯夨曰……赐土：厥川（甽）三百□，厥□百又卄，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卌……③（４）=（鲍）叔又（有）成■（劳）于齐邦，侯氏赐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④（５）王若曰……赐女（汝）田于埜，赐女（汝）田于渒，赐女（汝）井$庚■，田于峻，以（与）厥臣妾，赐女（汝）田于%，赐女（汝）田于匽，赐女（汝）田于■原，赐女（汝）田于寒山……⑤（６）伯氏曰：……赐女（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永）从乃事。⑥所赐“邑”“田”的表述方式有如材料４、６之
单言“邑”或“田”，有如材料５之“田于某地”，有如材料３之“宅邑”，唯未见“大邑”或“大田”的表述。所赐土前不加修饰词“大”的表述特征与段簋“大则”的表达方式有异。并且，“则”若为子男封地之名，那么便为专有名词，更无加“大”之理。因而与“馈大则”之“则”相关的“五命赐则”之“则”亦不应释作“封地名”。综上，《周礼·春官·大宗伯》中“五命赐则”之“则”的含义不应理解为“地未成国之名”
。二 “五命赐则”之“则”应训为“法”
此处“则”应如先郑之注训为“法”。原因如下：其一，训“则”为“法”的用法西周已见：《诗·豳风·伐柯》“伐柯伐柯，其则不远”，郑玄笺“则，法也”⑦；《大雅·皇矣》“顺帝之则”，孔颖达《正义》“顺天之法”⑧。至春秋战国时期，此用法极为常见：《左传·昭公六年》“《书》曰：‘圣作则’”，杜预注“则，法也”⑨；《国语·周语中》“威仪有则”，韦昭注“则，法也” 瑏瑠；《礼记·祭义》“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郑玄注“则，法也” 瑏瑡；《吕氏春秋·上农》“是谓背本反则”，高诱注“则，法也” 瑏瑢。其二，《周礼》中的“则”，除最常见的作虚词的用法外，作实词时往往表“法”之意。如《大宰》“以八则治都鄙”，郑玄注“则，亦法也。典、法、则，所用异，异其名也” 瑏瑣，贾公彦疏“谓典、法、则三者相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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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中国文字研究·第三十二辑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诸家注释参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八《大宗伯》，《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４１—１６４３页。参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５０—５１页；孙常叙：《则、法度量则、则誓三事试解》，第７—２４页；王沛：《刑鼎源于何时：从枣阳出土曾伯陭钺铭文说起》，第２３０—２４５页；李力：《“■”、“殹”、“历”三字的疑难与困惑：枣阳曾伯陭钺铭文之再研读》，第１—２１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四册，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２６９５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一册，第３２０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二册，第１５１５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四册，第２７１３页。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卷八《豳风·伐柯》，《十三经注疏》，第８５１页。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卷一六《大雅·皇矣》，《十三经注疏》，第１１２３页。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三，《十三经注疏》，第４４４０页。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６０页。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四七《祭义》，《十三经注疏》，第３４６２页。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６８６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大宰》，《十三经注疏》，第１３９０页。
义既同，但邦国言典，官府言法，都鄙言则，是所用处异，故别言之，其实义通也”①。《大司马》“ 均守平则以安邦国”，郑玄“则，法也”②。《大史》“掌则以逆都鄙之治”，郑玄“典、则，亦法也”③。其三，在《周礼》中，“其实义通”的“典”“法”“则”往往被视为建官立国的重器，且由王颁于邦国诸侯。这不仅与“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的排列次序相呼应，而且同由王赐则的表达也相合。《周礼》中“典”“法”“则”重要性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六典—八法—八则”。这在诸多官职中都有体现，其具体内容见于《大宰》：（７）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属，以举邦治；二曰官职，以辨邦治；三曰官联，以会官治；四曰官常，以听官治；五曰官成，以经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纠邦治；八曰官计，以弊邦治。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驭其神；二曰法则，以驭其官；三曰废置，以驭其吏；四曰禄位，以驭其士；五曰赋贡，以驭其用；六曰礼俗，以驭其民；七曰刑赏，以驭其威；八曰田役，以驭其众。④先看“六典”。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先点明“六典”被用于“治邦国”。其下历数六典，都分别叙述了其于邦国、官府及百官与万民的具体作用。⑤可见，“六典”是建邦治邦之大典，其具体内容涉及经理邦国、治理官府的方方面面。“六典”下叙“治官府”之“八法”。“八法”实际上是管理职官系统的手段，内容涉及官职设置、官府运行、考核赏罚方方面面。⑥以“八法”“治官府”，目的是为了治理邦国。⑦可见，“以八法治官府”一段的意图是以“八法”管理官府运行，再通过官府系统治理邦国。“八法”后为“治都鄙”之“八则”。都鄙，郑玄注：“公卿大夫之采邑， 王子弟所食邑。”⑧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曰法则，以驭其官”。孙诒让联系下文，认为“即都鄙之官府，皆秉法则以治之也”⑨。驭，《大宰》“以八柄诏王驭臣”，郑玄注“凡言驭者，所以驱之内之于善”
瑏瑠。孙说可从。此处集中体现１
５１杜 晓：再说《周礼·春官·大宗伯》“五命赐则”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瑏瑠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大宰》，《十三经注疏》，第１３９１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九《大司马》，《十三经注疏》，第１８０２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六《大史》，《十三经注疏》，第１７６４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大宰》，《十三经注疏》，第１３８９—１３９０页。“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郑众云“冢宰之职，故立其官，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孙诒让引《国语·楚语》韦昭注“经，经纬也”。治典用以经纬邦国，治官府。“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郑众云“司徒之职，故立其官，曰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教典用以安邦国、教官府。“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郑众云“宗伯之职，故立其官，曰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统，郑玄云“犹合也”，孙诒让引《说文·纟部》“纪也”。礼典用以和谐邦国，统纪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郑众云“政典，司马之职，故立其官，曰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
国”。政典用以均平邦国，匡正百官。“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郑众云“刑典，司寇之职，故立其官，曰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郑玄云“诘犹禁也”。《广雅·释诂》“刑，治也”。刑典用以为邦国设禁，治百官。“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郑玄“任，犹倳也”，孔颖达“倳犹立也……欲使百官皆立其功也”。事典用以富邦国，任百官。（参见孙诒让著，汪少华整理：《周礼正义》，第５８—６２页）官属，郑众云“谓六官”，指官员设置。官职，“谓六官之职”，指官员职事安排。官联，“谓国有大事，一官不能独共，则六官共举之”，指职官合作。官常，“谓各自领其官之常职”，指职官日常运作。官成，“谓官府之成事品式也”，指官府治事惯例。官法，“谓职所主之法度”，指职事规范。官刑，“谓司刑所掌墨罪、劓罪、宫罪、刖罪、杀罪也”，指职官惩戒。官计，“谓三年则大计吏之治而诛赏之”，指职官考核。（参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大宰》，《十三经注疏》，第１３９０页）通过“八法”分别达到以下效果：“举邦治”，实现邦国治理；“辨邦治”，贾公彦云“六官者各有职，若天官治职，地官教职，其职不同，邦事得有分辨，故云以辨邦治也”，明确邦国治理的分工（参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小宰》，《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０６页）；“经邦治”，经理邦国治理；“正邦治”，规范邦国治理；“纠邦治”，督察邦国治理；“弊邦治”，郑玄注“弊，断也”，即判断邦国治理状况。（参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大宰》，《十三经注疏》，第１３９０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大宰》，《十三经注疏》，第１３９０页。孙诒让著，汪少华整理：《周礼正义》，第６７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大宰》，《十三经注疏》，第１３９１页。
了以法则驾驭职官的思想。此外孙诒让还注意到与此有联系的下文：（８）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乃施则于都鄙，而建其长，立其两，设其伍，陈其殷，置其辅。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贰，设其考，陈其殷，置其辅。①“牧”“监”“长”“正”“参”“伍”“殷”“辅”都是邦国、都鄙、官府的各级官吏。②在这段材料中，不仅“参”“伍”“殷”“辅”“两”“贰”“考”这样的臣、属官要依典、则、法而建，就连“牧”“监”“长”“正”这样的君、长官亦是要依其而立。由此可见典、法、则为立官的重要依凭。建官立国的重器“典”“法”“则”往往由王颁于邦国诸侯。如《大行人》：（９）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徧存，三岁徧眺，五岁徧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③王安抚邦国诸侯，“十有一岁”要“修法则”。“修”，郑玄注：“达、同、成、修，皆谓赍其法式，行至则齐等之也”④。修法则即统一法则。王通过统一法则安抚邦国诸侯，表明法则由王颁于邦国诸侯。需要注意的是，在“六典—八法—八则”中，“则”的功能主要集中在“治都鄙”，似乎与邦国、官府的管理无涉。然而，正如贾公彦所言，“典、法、则三者相训，其义既同，但邦国言典，官府言法，都鄙言则，是所用处异，故别言之，其实义通也”。“典”“法”“则”的含义实际一致，只是在分别指代管理邦国、官府、都鄙之法时存在差别。上文所引《大司马》“均守平则以安邦国”，“则”的功能为“安邦国”，不仅局限于“治都鄙”，便表明了这一点。综上，以“五命赐则”之“则”为“法”的训释方式，不仅更为常见，且更合乎《周礼》的思想逻辑。《周礼》中的“典”“法”“则”不仅是管理邦国、官府的重器，也是建官立国的依凭与前提。训“则”为“法”，不仅其在“
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中与并提的“官”“国”俱为重器，且这又同先“五命赐则”，再“六命赐官，七命赐国”的递进顺序相合。此外，《周礼》中之法则往往由王达于诸侯，这也与“五命赐则”之“赐”所表达的由王颁赐一致。诚然，在不同的情形下，典、法、则的具体内容不一，此处“五命赐则”之“则”具体所指为何，暂难明确判断。但据《周礼》中训为法之“则”往往事涉“官”“国”，而继“五命赐则”
之后“六命”“七命”所赐分别为“官”“国”的语境判断，此处“则”更应释为“法”，而非封地名。三 新莽改制影响“五命赐则”训诂
王莽托古改制，曾以“则”为子男封地名，且依《礼记·王制》“子男五十里”之文制一则方五十里
之制：（１０）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下书曰：“……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众户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杀以两，至于一成。五差备具，
合当一则。”⑤２５１中国文字研究·第三十二辑
①②③④⑤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四《大宰》，《十三经注疏》，第１３９７页。“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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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郑玄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长，谓之牧”。“立其监”，“监谓公侯伯子男各监一国”。“设其参，傅其伍”，“参谓卿三人，伍谓大夫五人”。“陈其殷，置其辅”，“殷，众也，谓众士也”，“辅，府史，庶人在官者”。“建其长”，孙诒让云“即都鄙之君。”“立其两”，郑众云“两谓两丞”，郑玄云“两谓两卿”。总之“两”应为“长”之佐官。“建其正”，郑玄云“正谓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也”。“立其贰”，“贰谓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寇、小司空也”。“设其考”，“考，成也。佐成事者，谓宰夫、乡师、肆师、军司马、士师也”。孙诒让总结以上官吏性质，“建牧以领一州，立监以治一国，皆谓君也”；“自两以下皆其臣也”。（参见孙诒让著，汪少华整理：《周礼正义》，第１２４—１３４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七《大行人》，《十三经注疏》，第１９２８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七《大行人》，《十三经注疏》，第１９２９页。《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４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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