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康济录》的刊刻和流传
琼斯矩阵孙新梅
【摘 要】<钦定康济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皇帝钦定并颁布全国的荒政史籍.清代自然灾害的频繁、荒政制度的完善和荒政史籍的丰富是<钦定康济录>产生的原因.该书的产生经历了清陆曾禹编<救饥谱>未刊.到倪国琏检择进呈给乾隆皇帝,最后被乾隆钦定刊刻,颁布全国三个阶段.颁布后,被广为流传.二乙二醇二丁醚
【期刊名称】《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10)005
【总页数】3页(P87-89)
【关键词】《饮定康济录》;乾隆;刊刻;流传
【作 者】孙新梅
【作者单位】河南省图书馆,河南郑州450052
【正文语种】中 文平稳过程
【中图分类】K204;G239.29
《钦定康济录》是一部专门的荒政史籍，其产生与清代持续不断的灾荒有着密切关系。清代荒政制度的完善和清政府对救荒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钦定康济录》的产生。其产生后，统治者“嘉其有裨于实用”［1］（页710），因此被多次刊刻，广为流传。 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加之特殊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因此我国成为自然灾害频率非常高的国家。据邓拓先生《中国救荒史》统计，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大致呈逐步递增之势。自然灾害不仅会造成物质上的损失，而且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加深社会矛盾。清代自然灾害的发生率比前面任何一个朝代都要繁密①早期文献典籍的散佚，相应地导致记载荒政史事的文献流传到后世的不多，而清代的灾荒见于文献记载的较多，据作者统计，虽不是十分全面，但也可说明清代灾荒的频繁。，频繁的自然灾害必然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灾害轻者，粮食减产、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受到破坏，影响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灾害重者，田地荒芜、人口流徙死亡、耕地面积缩减、劳动力严重缺乏、经济衰退，如“康熙四十二年，五月，景州大疫，人死无算。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
半”［2］（页1528）。灾年还造成社会动乱，无以为生的饥民或发生骚乱，如“雍正二年，江苏太仓曾发生抢米事件”［3］；或铤而走险，聚众起义，如“顺治十七年，十月，山东于七反。康熙二年，福建王铁佛扰延平、建宁等处”［3］（页163）。此种记载见于清代文献者甚多。上述情况表明，如果统治者不能有效地救灾，易引起社会动荡。因此，为了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的稳定，历代统治者把荒政作为一项既定国策，试图通过编撰荒政史籍来指导救荒活动。和其他荒政史籍一样，《钦定康济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书中详述防灾、救灾之措施，因此被统治者当做救荒圭臬和赈灾的指南。
在中国古代，随着专制政权防灾救荒实践的不断制度化、完善化，以古代救荒活动及其相关的法令制度、政策措施、思想见解等为专门记载对象的荒政史籍也不断增多、丰富。《钦定康济录》就是荒政史籍地著作中杰出的一部。
creg中国古代荒政源远流长。追根溯源，可及于上古时期。秦汉时期，国家政权的统一为荒政提供了强大的政权基础，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救荒活动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常事，古代荒政逐步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隋唐两宋时期，救荒活动更加频繁，古代荒政日臻成熟。元明时期，古代荒政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统治者更为重视，荒
168dy政制度更加完备，各种救荒措施逐渐制度化，亦出现了以立法保证荒政实施的趋向。清代荒政在元明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达到鼎盛。《钦定康济录》作为专门的荒政史籍，就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到鼎盛的产物。
清代统治者与历代统治者们一样，充分认识到救济灾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到如不有效地施行荒政，不仅国家的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还可能酿成不可收拾的严重后果，危及统治阶级的生存。因此，最高统治者把能否妥善救济、安置灾民看做关系到政权存亡治国安邦的大计。如地方有灾，康熙即诏所司亟议蠲赈。凡自外省来京之员，雍正必面加详询各地丰歉情景，“盖欲周知民隐也”。乾隆对赈灾的重视，更胜过乃祖乃父，多次强调，“赈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与此相适应，荒政史籍在宋元明的基础上，达到了繁荣，主要表现在：其一，清代荒政史籍在数量上的增加，据粗略统计，目前所能见到的清代荒政史籍已达到六十多部，而且这种统计肯定还是不全面的。由此可见，清代荒政史籍著述之繁富。其二，荒政史籍编撰形式的创新及记载内容的丰富。其三，清代政府对于荒政史籍的编撰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就是政府往往以清廷的名义，出面召集相关人员，将私人编撰的荒政史籍修改删润并颁行天下，这可谓是荒政史籍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钦定康济录》就是中国历史上现存第一部被皇帝钦定颁布于全国的荒政史籍。
生存主义
《钦定康济录》作为中国第一部被皇帝钦定并颁布天下的荒政史籍，其成书大致经历了下述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清代初年，在各种荒政措施和荒政制度不断完善、各种类型的荒政史籍不断涌现的背景下，钱塘监生陆曾禹搜集“自周至明”史籍中有关灾荒和荒政的“典故”，并逐条加以评析，编纂成一部名曰《救饥谱》的荒政著作。“无如水旱之灾，尧汤不免。于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荒政从而出矣。是政也，非谱尔何？夫古有治谱，欲其前后相师，以修其政令，何独至于救饥而不以前人为谱哉？”［4］（页234）此语充分道出了陆曾禹修书的目的和意义。遗憾的是，因他“高隐门里，不慕荣利”①［清］张吉安修、朱文藻撰：《余杭县志·文艺传》卷27，嘉庆十三年修，民国八年铅印。，直到其逝世，《救饥谱》也“未经刊刻”［4］（页231）。后人评价其为“盖亦方干、贾岛之流”②［清］张吉安修、朱文藻撰：《余杭县志·文艺传》卷27，嘉庆十三年修，民国八年铅印。。对于《救饥谱》的卷数以及成书时间，笔者遍阅籍，也未得到结果。
第二阶段：陆曾禹的同乡吏科给事中倪国琏③倪国琏字子珍，一字西昆，仁和人，雍正庚戌进士，馆选寻迁吏科给事中。恭敬谦和，事亲极孝。文笔醇雅，诗格清真，小楷遒劲。
［清］郑澐修、邵晋涵纂《杭州府志·文苑传》卷94，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03册，第419页。见到《救饥谱》，此书“每条前列经史，后加论说，与所进经史之体无异”，觉得这部书稿很有价值，因此，“是以不揣愚昧，录其大要，共为四卷”［4］（页231）。时值乾隆皇帝“诏翰林科道轮奏经史讲义”［1］（页710），于是倪国琏于乾隆四年十月（公元1739年）全国蝗灾肆虐之时，将《救饥谱》进呈给乾隆皇帝［5］（页199）。
第三阶段：乾隆皇帝见到此书，谕曰“有郑侠绘图④郑侠绘图，宋神宗熙宁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对朝嗟叹。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事迹详见郑侠《西塘集·上皇帝论新法进流民图》、《宋史·郑侠传》、《宋史·王安石传》。入告之遗意，甚属可嘉”，认为该书“有裨于实用”，随即“着南书房翰林详加校对，略为删润”，并“交于武英殿刊刻颁发”［5］（页199）。根据乾隆谕旨，清廷组织了一批名臣硕儒，以和硕和亲王弘昼为监理；以议政大臣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张廷玉、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徐本等要员为总阅；以蒋溥、梁诗正、汪由敦、鄂容安、张若霭、彭启丰、臣介福、金德瑛、秦蕙田、庄有恭十数位饱学之士在南书房负责校对；以刑部右侍郎张照、工部右侍郎许希孔、原任刑部左侍郎励宗万等要员，及翰林院侍
读陈浩、吕炽、周学，及翰林院编修朱良裘、田志勤、董邦达、唐进贤、李清芳、郭肇鐄12人在武英殿负责校对。此外以贡生费应泰、卢明楷、薛世楫、廖名扬、徐显烈、王积光、王男、曾尚渭、李长发、程元林10人及监造雅尔岱、永保、双玉、西宁、胡三格、恩克、永忠、保柱、郑桑格、姚文彬10人负责校刊。［4］（页232）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最后编成一部共四卷、约14万字的书。乾隆赐名《康济录》。在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正式颁布。［4］（页232）
由上可见，《钦定康济录》非出自一人之手，是由陆曾禹撰写，倪国琏检择，蒋溥、梁诗正等奉乾隆皇帝命令删润而成。但今天看到的许多目录学著作在提到此书时，对其作者的描述并不确切。《四库全书总目》中《钦定康济录》作：倪国琏，六卷⑤《钦定康济录》在流传的过程中确实既有四卷、六卷两种，是因把附录部分《荒政摘要》计入，其内容实际仅有四卷。。《清史稿》、《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康济录》的作者均作倪国琏，全书六卷。再如一些文章在提到该书时的写法也是错误的，如卜风贤《中国古代救荒书的传承和发展》一文中作：《康济录》，清陆曾禹，四卷；《康济录》，清倪国琏，六卷［6］，是其把一种书当做两种书进行了著录。
《钦定康济录》正式颁布后，分发全国各地，以供司牧者参考。巡抚福建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恕曾云：“五年冬颁发到闽，臣适奉命巡抚是邦，跪受敬读。臣用是仰体圣主惠怀元元之意，恭为校刊，分发郡县。此臣恭刊是书，与郡县交儆之志也。”［4］（页455）可见《康济录》一书由政府颁发至各省，由各省再分发郡县，以为救荒之资。由于该书影响很大，乾隆以后言荒政者几乎都要引用此书。清左宗棠巡抚两浙时，复为重刊，并为序：“愿我各省县从政有司，景怀往哲，恫念艰危，胥以此书为金科玉律，凡足与今日一切地方要政，相表里相发明者，而切实探讨，努力躬行，余企望之。”
《康济录》的影响范围不仅限于中国，正如张建民、鲁西奇评价中国传统社会中减灾救荒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一样，“中国传统社会的减灾救荒思想对中国文化圈内的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国家之减灾救荒思想的发展及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曾发挥过重要影响”［4］（页455）。后来在日本宽政时代流传到日本，被日本翻印，以为吏治要范，且对《钦定康济录》的价值作了高度评价：“清钱塘县监生陆曾禹所集《救饥谱》一书，汇辑历代济民之嘉言善政，附以己见，详明得实，使人展卷，梨然指诸掌，可举而行焉。厚于天下后世，可谓至矣。”［7］宽政时代，担任名草郡长官的小田景福把是书抄写研读，以之作为施政的参照。并且，他认为《钦定康济录》将在其日后的施政中发挥重要作用：“夫陆
氏著之日入之邦，而景福用之日出之邦，小用之而有小效，安知天下无继景福大用之而大有效者乎？”［4］（页229）由此，可以看出此书的价值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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