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暂无
来源：《坦克装甲车辆》 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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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剑威
“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这曾是“现代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提出的理论，这种“威权主义”曾在20世纪初叶土耳其面临深重民族危机时起到重要的凝聚作用，但凯末尔在执政中后期试图为土耳其“嫁接”上西方民主制度，让国家进入新的发展轨道。当凯末尔革命过去百年之后，一个试图重走集权之路的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凯末尔“致敬”，他就是土耳其现总统埃尔多安。在这位政治强人的推动下，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2017年1月21日通过包含实行总统制在内的宪法修正案，4月16日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将土耳其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从宪法上赋予总统实权。当所有程序结束后，埃尔多安将变得更像一位传统的中东强人：巩固个人权力，清除竞争对手，乾坤独断。 这个从底层社会爬上来的政治人物究竟要干什么？这位土耳其总统在2003年执掌大权，承诺要实行经济和政治自由化，但悖论的是，他治下的土耳其却走上深刻的非自由主义道路，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如此“神一般”的豹变？
2016年夏天，一土耳其军官试图推翻埃尔多安，总统认定早年的盟友、后来的死敌费特胡拉·居伦（避居美国）是幕后黑手。在的关键时刻，埃尔多安迅速从军警内部和广大公众争取到支持，令人惊讶地逆转了形势，扑灭了企图。随后的镇压既迅速又无情：政府逮捕成千上万名据称支持居伦的人，对军队和国家官僚机构进行彻底清洗，关闭媒体，暂停数千名学者的活动。埃尔多安对企图的反应表明，总统掌控权力的能力，超过任何反对势力的想像。
土耳其和国外许多自由派人士正在用担忧的眼神注视着这位“政治明星”，他们当初称赞埃尔多安进入权力阶层是“国家进步的象征”，因为他曾表示没有想过让土耳其成为纯粹宗教国家，相反要维护现行西方民主制度和社会秩序，同时修补国家与少数族裔特别是库尔德人之间的长期矛盾，把逊尼派（土耳其大多数公民共有的信仰）作为统一的力量。但过去十余年的分裂和不稳定表明，这种做法已经彻底失败了。
美国《外交》杂志主笔哈利勒·卡拉韦利奇认为，土耳其从未有过自由派领导人，自从1922年凯末尔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建立起现代土耳其国家以来，威权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没有哪届土耳其政府严格尊重言论自由或少数族裔的权利。土耳其“不自由秩序”的基石一直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及保护强大政商集团的利益。
埃尔多安刚崭露头角时，似乎想打破这一传统，还为自己营造出“非正统宗教主义者”的品牌。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年纪轻轻的他参与伊斯坦布尔市政活动，树立起反世俗主义形象。当时，他最出名的一件事是拒绝雇主提出的剃胡子要求，反而愤而辞职。但他也忽视了一些传统宗教主义者的敏感性，特别是关于性别的。1989年，他在竞选伊斯坦布尔贝伊奥卢区行政长官时，鼓励女性（包括不戴头巾的女性）参与助选，加入他所在的宗教政党繁荣党。同时，他又告诫自己的竞选班子，不要与选民讨论宗教，“我们必须与宗教社区之外的人建立关系，甚至向卖酒地方的客户致敬”。
但当埃尔多安在1994年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长后，却回到一条更传统的宗教主义路线上。他公开说过，赞成实施教法，监督所有市政自有设施中的酒类销售。此时，土耳其正在经历一个宗教主义时刻——然而这一时刻很快被证明是短暂的，在1995年全国选举中，繁荣党赢得最高票数，该党领袖内吉梅丁·埃尔巴坎在次年当上联合政府总理，但在1997年，军队及政府中的反对派把埃尔巴坎赶下台，在抗议“不流血”的集会上，埃尔多安引述一首诗的一部分：“清真寺是我们的军营，圆顶是我们的头盔，尖塔是我们的刺刀，信仰是我们的士兵。”为此，他被指控“煽动人民的宗教仇恨”，被法庭判决有罪，在大牢里蹲了120天。
水泥电阻
获释后，埃尔多安把自己重塑为“保守民主派”，并与一“后宗教主义”保守派改革者结盟，这些改革者脱离了宗教主义的传统反西方姿态，主张土耳其更坚定地转向亲欧洲和亲美道路。埃尔多安也说过，自己没有“认真对待那些谈论根据教法建立国家的人”。他没有解释其思想上的突然变化，似乎是
泥浆护壁原理出于政治人物常有的实用主义“见风转舵”。1999年，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与商界领袖共进晚餐时说：“我们无论如何不会走向（宗教）激进主义。”
2001年，由埃尔多安领导的改革者成立正义与发展党，第二年，该党在全国选举中获胜（注：直到2003年，埃尔多安才出任总统，因为正发党的战友经过不懈努力，才推动大国民会议修改了一项由于埃尔多安当初坐牢而无法上任的法律），从而独立组阁，他们的胜利主要得益于由保守派和安纳托利亚宗教小企业主组成的中产阶层的支持，由于土耳其日益融入全球市场，这个中产阶层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影响力。众所周知，安纳托利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1980年，在土耳其前500家企业中，安纳托利亚的主要城市加济安泰普、科尼亚没有一家企业上榜，到2012年，这两座城市有32家企业跻身前500强。但在它们冉冉上升之际，安纳托利亚虔诚的逊尼派宗教商业领袖规避了既定的、世俗主义贸易组织，相反组建了自己的协会，而它很快成为正发党的力量根基。
作为总理，埃尔多安承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新的“社会契约”，承诺推行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加强权力分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法治。他希望使土耳其更加热情地接受外国投资，并将祖国变成“与世界更加合作，与世界和平相处，并且让世界更容易进入的地方”。他承诺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废除令人窒息的规定，将“国家从过分的官僚机构中拯救出来”。
埃尔多安还承诺在另一个关键问题上打破传统，那就是实现中央政府与库尔德少数民族改变对抗关
系，从1979年以来，土耳其军警与谋求独立的库尔德工人党爆发了血腥冲突。2013年，埃尔多安宣布一系列改革，旨在解决库尔德人对民权和更多自主权的要求：例如允许城镇以库尔德语名称提及自己，允许私立学校提供库尔德语课程。他还简要地考虑了一项宪法改革，降低一个政党赢得议会代表权的门槛。同年，埃尔多安政府与身陷囹圄的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合作，开启“解决进程”。
但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及与库尔德人的关系上，埃尔多安未能实现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的那种改变：事实上，在两条战线上，埃尔多安已经后退了，政府与库尔德人的会谈分崩离析，战火再次在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肆虐，与此同时，埃尔多安逐步破坏了国家的独立制度，颠覆法治，像在2007年发起一系列针对政治对手的起诉，一些人被控图谋。2012年起，埃尔多安又着力剔除他称之为需要克服的“障碍”，“你发现在你最没有想到的地方受到法官们的质疑，”他发誓，自己的解决办法就是挖空司法机构。
为了压制反对声浪，埃尔多安政府加强了该国本已严厉的反恐法。2012年，9 000多人（包括大学生、记者、律师和工会人士）被土耳其法院以“从事恐怖活动”之名判刑。今天，在土耳其坐牢的记者比伊朗还多。而在2015年，埃尔多安亲自要求检察官起诉一位批评他的报纸总编。埃尔多安已经表明，他不会容忍公开展示的异议。2013年，他授权警方在伊斯坦布尔盖齐公园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武力，根据可靠的统计数字，当时有1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误读历史
是什么造成自由主义者希望埃尔多安迎来的土耳其与现实存在的土耳其之间的差距呢？一个普遍的答案是，把一切责任归罪于埃尔多安的个人权力欲膨胀。身为开明派知识分子的穆拉特·贝尔盖在2013年遭到镇压前一直支持埃尔多安，他在2016年早些时候写道，“所有困扰土耳其的问题都源自埃尔多安的个性和目标”。根据这个观点，埃尔多安从未真正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除了自我扩张，没有任何目标。
但这个解释太过肤浅，没有看透允许甚至鼓励埃尔多安走上专制路线的结构性因素，那些“先接受，后反对”埃尔多安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误解了整个现代土耳其的历史，把埃尔多安的崛起视作沐浴西方政治文明的国家与宗教保守的大众之间的“冲突产物”。自从世俗主义者凯末尔缔造土耳其共和国以来，这种冲突一直存在，但在1938年凯末尔去世后，土耳其从事实上放弃了极端世俗主义，允许逐渐和部分恢复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力，特别在教育方面。土耳其政权继续警惕它无法控制的地下宗教运动，但宗教不是它的敌人，相反，统治精英认为宗教是国家的财富，特别是冷战期间，身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和美国盟友全力压制国内左翼分子，把他们形容为“苏联扩张主义者的同谋”，是“宗教的敌人”。1980年，土耳其右翼军官凯南·埃夫伦发动夺取大权，土耳其现行宪法就是在他执政期间起草的。1981年，埃夫伦公开警告说，土耳其变成“无神论国家”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必须坚定地接受我们的宗教”。
埃尔多安的成长岁月与20世纪60～70年代国内反左翼运动的高峰期重叠，因此，他最初的政治身份是宗教上的虔诚冷战分子。在高中时，他加入右翼青年组织——土耳其全国学生联合会，该组织的一个口号就是“唯一能摧毁共产主义的力量是宗教”，另一个口号是“反对共产主义同祈祷一样有益”。事实上，学生联合会是后来正发党的现代宗教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滋生地，该党所有领导人都在高中或大学期间加入过联合会，包括在2007～2014年担任总统的阿卜杜拉·居尔以及2009～2015年担任副总理的比伦特·阿林奇，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伊斯梅尔·卡赫拉曼年轻时曾担任联合会主席。这些人的世界观是在传统土耳其中产阶级中锻造的，在这个阶层中，政治价值观不源于对自由主义的承诺，而是强硬的反共产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的“混合体”。
当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执政时，那些发表乐观预测的西方学者完全不了解这段历史，那些亲埃尔多安的土耳其自由派也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庆祝正发党的崛起，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军国化政权的胜利，在他们眼里，土耳其发生了一场“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发党背后的保守派、宗教中产阶级是“正宗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的繁荣是拜自由市场以及土耳其参与全球经济所赐——不像较老的世俗派中产阶级，他们是得到政权保护的“封闭经济产物”，对经济或政治改革不感兴趣。土耳其自由派认为，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别无选择，只能推行自由主义改革，实现国家繁荣和经济增长。但生活无情地证明了一点，埃尔多安执政时间越长，土耳其就越是呈现“国家主义会战胜资本主义”的局面。
未汲取的教训
历史上，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困扰着土耳其的政治精英们。埃尔多安曾写道：“我们人民的文化规范要求国家的权威必须得以服从，即使它既暴虐又邪恶。”这种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是“正发党的成立根基”。
婆罗多舞
埃尔多安对秩序的渴望，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偶像阿德南·曼德列斯的悲剧。曼德列斯在1950年担任土耳其第一位民选总理，他很受欢迎，但不能容忍异见，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他采取越来越多的专制措施：压制抗议活动，监禁记者，并且指控反对派成员。“容忍国家秩序从早到晚遭到破坏，仅仅因为这样做是一种民主义务吗？”曼德列斯在I960年议会会议期间就反对党成员的质疑时做出如此回答，可是他的高压战术导致在许多地方树敌，甚至包括军队。1960年晚些时候，他被军事推翻了，次年被处以绞刑。埃尔多安经常把曼德列斯之死描述为自己的“家庭悲剧”，并说曼德列斯站到绞刑架下的照片令其深为震撼。在埃尔多安看来，曼德列斯一直与无政府势力做斗争，但他没有看到曼德列斯悲惨命运的真正教训：在寻求秩序时，曼德列斯在专制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加重了无政府状态。吊诡的是，在2016年夏天，历史几乎导致埃尔多安跟曼德列斯一样的结局，在7月15日试图推翻埃尔多安的叛乱军官似乎受到1960年的启发，辩称他们的抵抗是对埃尔多安威胁土耳其民主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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