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外国文学
孙艾琳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呈现了一个技术统治的未来世界，发达的物质文明似乎消解了社会矛盾，但冰冷的人际与机械化的生活却唱出极权的悲歌。因而，如何突破“单向度”，警惕技术异化并重构个体自由，成为“现代性”值得反思的一面。大派用场的意思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关键词：《美丽新世界》；现代性批判；单向度；主体重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4-112-02
以控制自然，消除匮乏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如同塞壬之歌，营造着人人幸福的幻象实则暗流涌动。失去独立思考的“单向度的人”，体现了作者对技术异化的担忧。西方马克思主义直面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启迪我们审视物质至上和信仰失落的现实，重塑人应对科技文明的方式，重现人的天赋以及对世界的关怀。
一、现代性的表现及其困境
发端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运动，以科学变革的脚步开辟了现代文明之路，但现代性的世俗王国对科技征服力的推崇引发了思想和情感危机。“单向度”（one-dimensional）理论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新左派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念中认识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自我意识的奴役。
马尔库塞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应该具有两个向度，一是肯定社会现实且与现实社会保持一致的向度，二是否定、批判、超越现实的向度。但是在新型的科技话语与极权主义结合的社会中，人们失去了批判的声音，从而沦为“单向度的人”。在发达技术世界中，技术理性通过确立富足与自由的生活目标维持着新的异化：“在抑制性总体的统治下，自由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决定人类自由的程度的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之间进行自主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而只能证明这些控制的有效性。”[1]如果说“以技术进步作为手段，人附属于机器这种意义上的不自由，在多种自由的舒适生活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2]那么人在技术理性下依然是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人沦为工具被物化。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统治有其合理性的外观，通过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或通过大众文化为人提供越来越多的消遣，来消解人的主体性和反抗精神。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棱镜》（ Pri
非诚勿扰徐莹>酿酒科技sms）中提到，“整个文化都只是依靠已在生产领域犯了罪的不公正力量来维持它的存在，就如商品的所作所为一样”。[3]逐利性和拜物教化为主导的单向度的社会，也给人设置了一种虚假幸福感的氛围。
正是人应对技术的方式给予了技术统治的话语权，致使人自身的内心“向度”失守，陷入物欲奴役和理智消解的生存困境。这也看出，现代性批判不反对技术的发展有多先进，而是关注未来社会将以何方式运用这些技术，以及技术未来的社会架构对个人生存和精神状况的影响。
二、《美丽新世界》的现代性忧虑
《美丽新世界》是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知名度较高的反乌托邦小说，这里的乌托邦已不再像人类理想的蓝图，而是传达了作者对未来人类共同体的悲观预测。
书名典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在孤岛长大的女主角米兰达首次看到衣冠华丽却内心邪恶的人们时，脱口赞叹：“人类有多么美！啊，美丽的新世界，有这样的人在里面！”这对于新世界而言不啻于一种反讽：实现了普世福利和全民幸福的世界国，未必是美丽的。高科技使得阶级固化从胚胎业已形成，高消费使得人们与自然割裂，欲望被光明正大地放大，经济思维自动生成。科技极权和消费主义形同魅影，充斥新世界的每个角落。
首先，世界国脱离了与保留区的原始关联，取缔了人在时空上的归属感。这也是吉莱斯皮（Michael A
llen Gillespie）在《现代性的神学起源里》（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对现代性割裂的时间观的批判，即现代性并非全新的，人的能力也不是一直优越的；其次是世界国的格言“社会，身份，稳定”，实则掩饰了寡头政治本质，即使是顶层阶级阿尔法也被设置为先天不足，在社会运转中充当白领奴隶；再次，世界国对艺术创作如临大敌。教师亥姆霍兹因追求自我表达而获罪流放，正如柏拉图将诗人逐出“理想国”的规划。总统穆斯塔法•蒙德与野蛮人约翰的辩论让人有所体会：“把强调真与美转轨为强调舒适和幸福。”[4]
当大家都顺从于毫无个人空间的生活程式，觉醒了自我意识的人就会格格不入，甚至被官方代表的“单向度社会”流放保留区以示惩罚。最有代表性的约翰，与控制中心的主任汤马金有着血缘关系却不被承认，胎生与家庭观念在新世界里被厌弃。他与蒙德争论时说道：“可是我不要舒适。我要神，我要诗，我要真实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至善，我要罪愆……我就是要求不开心的权利。”[5]这是他对权力规训的反抗，也是莎士比亚所代表的人文精神赋予他对抗荒诞现实的支柱。虽然约翰最终不堪烦扰“在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却是真正的获救者”。[6]他以个体挣扎对抗体胁迫，以本真对抗欲望，以殉道的方式迈入人类寻求理智和自主的希望，这“死亡是对乌托邦最强烈的反击”。[7]而这希望可藉由伯纳德和亥姆霍兹延伸，在保留区发现“向前的梦”，[8]重现真实生活的生机，变成双向度的人。如同布洛赫（Ernest Bloch）的“希望哲学”，把希望作为一种积极的活动，而人们需要以乐观与实践来对抗虚无主义。
通过基因改造来预设命运，通过药物控制、精英统治的实验来企图消解矛盾，通过创造中性人来进行反自然的尝试，通过隔离和流放降低社会容错率……这个充斥着机械化的无趣生活和冰冷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这个扩散欲望和体冲动的社会，反转了我们对未来文明的期待，取而代之的是对现代性的痛点的反思。而所谓的高科技文明与文化的断裂，需要人文知识的弥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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