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英雄李双良

                环保英雄李双良
    ——一个记者眼中的李双良
    在我的眼中,李双良是一个英雄。但是,真正能把这个称呼给予李双良,也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也就是说,称李双良是环保英雄,不是哪个人都能有这个资格、都可以随便称呼的,这是多年担任国家环保局局长、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的曲格平同志,1995年在给李双良的题词中给予李双良的高度评价!幻世录2隐藏物品曲格平同志被称为“中国环保第一人”,并且长期在我国环保战线担任领导职务,他最有资格给予李双良这个称号。
早在1987年,曲格平同志为了筹备在太原市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大气污染防治会议,就到太钢渣场进行了考察,深为李双良治理渣山的事迹所感动,当时就非常感慨地说:“李双良的事迹非常突出,可以申报联合国‘全球500佳’。”正是在他的多方努力下,李双良于1988年跻身“全球500佳”,他又号召全国环保战线职工向李双良学习。在这次题词时,为了给李双良一个准确、中肯的评价,他没有贸然动笔,而是认真征求了身边许多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选择了10个字,这就是“赞环保英雄、弘双良精神”。
曲格平同志给予李双良环保英雄的评价,不仅恰当地反映了我的意愿,也应该是许多熟悉李双良事迹的人们的愿望。称李双良是环保英雄,是因为他治理渣山的意义大大超出了这件事本身的价值。我认为李双良治渣的意义大体上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李双良治渣的出发点是保证太钢正常生产,治渣的实践确实实现了这一目的。保证了太钢正常生产,这是李双良治渣的直接贡献,也是太钢职工应该清楚认识,并对李双良心存感激的贡献。第二,李双良治渣完善了太钢的生产工艺,这是对太钢的另一个贡献。大量排放废渣是钢铁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长期以来,钢铁企业排渣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有的钢铁企业都有一个堆积如山的渣场。李双良第一个开始治理渣山,使得钢铁企业的生产工艺得以延长和完善。第三,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它的责任是组织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过去,太钢的渣场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负担,每年都要花钱整修排渣线路,并没有什么产品和价值的产出。排渣难,还进一步成为限制太钢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李双良把渣场改造为一个生产单位,每年有数千万元的收入,既发展了太钢的生产力;解决了排渣难,还解放了太钢的生产力。第四,渣场堆积了几十年,是太原市的一个固体废物堆放场。治理了渣山,改善了环境,保护了生产力。从生产力的角度综合看待李双良治渣,可以看到治渣具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三重意义,因而可以认为治渣的
实践表明环境保护也是一种生产力即环保生产力。第五,李双良治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没让企业大量投资,走了一条“以渣养渣”的路子。这与大多数污染治理项目需要大量投资不同,李双良走了一条产业化的道路,可以认为李双良是产业化环保的开拓者。第六,李双良在治渣中表现的精神,被称为“双良精神”。这是李双良为我国环保战线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全国环保战线重要的精神财富。这也是山西环保战线对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和绿文明的贡献。另外,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李双良在治渣中所走过的以渣养渣、以渣治渣、综合利用历程,就是循环经济的先驱和基础。为了宣传好李双良的这些贡献,我曾撰写了《从李双良治渣论环保生产力》《李双良是产业化环保的开拓者》《双良精神与人的解放》等文章,发表在《生产力研究》等刊物。
南澳大学大家知道,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欠账,即老污染治理;另一类是不欠新账,即做好新污染防治。李双良是在老污染治理中出现的典范。
太钢建立于1934年,作为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既要炼铁,又要炼钢,还有其它附属生产设施,在这两个冶炼过程和其他生产过程中,都会有渣子不断排出来。钢铁企业中有句俗话叫“炼铁就是炼渣”。即使在原料比较精的情况下,炼一吨铁也要产生400公斤渣,炼一吨钢
要出100到200公斤渣,其他比如洗煤要产生洗矸、发电要产生粉煤灰和炉渣等。废渣日积月累,经过几十年的堆积,在太钢西南角形成了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000米、最高处达23米的一座渣山。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太钢生产和管理都不正常,渣场也遭到严重破坏,渣线纵横交错,排渣十分困难。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粉碎了“四人帮”,太钢生产走上正轨,发展速度比较快,排渣量急剧增加;加上厂区清理环境,又把成百万吨的工业垃圾也倒在了渣场。整个渣场满身创痍危机重重,常常有渣罐车掉道,不得不冒着火热红渣拨道的职工,常常被红渣烧穿了袜子、烧着了裤腿、烫伤了肉。排渣不畅已成为影响生产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太钢的生产快要憋死了!为了长久解决渣场问题,太钢多年来提出过不少设想、做过多种努力,曾设想就地将渣山堆高到六、七十米,也曾想在现在的森林公园一带开辟一个新渣场,还曾想修建一条排渣专用线把渣运向远方,……这些设想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一个得以实施!在这种几乎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太钢把希望寄托于职工,向众征求解决渣场和排渣难的合理化建议。一些职工拿出了自己的方案,李双良就是其中的一个。李双良的方案表现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明确解决了渣子排向何处的问题。李双良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方案,与他的职业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电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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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良本人是一个爆破工,50年代曾就学于苏联专家。李双良从小失去了父母,靠着给地主放羊、帮人打工等艰难度日、逐渐长大成人,还被日本人抓去当过劳工,后来辗转到太钢当了工人。在旧社会苦水里泡大的李双良,对新社会充满了感激之情,充分体会着当家作主的幸福感。他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不仅成为山西省和全国冶金战线的劳动模范,还是一个响誉全国的“爆破大王”。李双良逐步由普通工人晋升为太钢加工厂的副厂长,成为了一个技术精湛、工作踏实、有一定领导能力的基层干部。在“社教”中,李双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撤销了副厂长的职务,还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李双良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得到了纠正,恢复了党籍和干部待遇,又被任命为东山爆破工段的工段长。李双良兢兢业业,勇于创新,干得非常出。1982年,五十九岁的李双良从段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并没有想自己怎么休息怎么养老,而是想在退休前再为太钢做些什么,把自己10多年没能好好工作的损失补回来。太钢征求合理化建议一下子触动了李双良,一方面是因为他非常熟悉太钢的渣山,知道那里是一个“万宝库”,治理渣山可以做到“以渣养渣”;另一方面是他具有在东山爆破工段工作的经历,对东山地区的情况特别熟悉,知道很多山沟都可以排放渣子,他还与周围村子里干部和众的关系都很好。因此,李双良提出的治理渣山的方案最有说服力、最具可操作性,最终脱颖而出。
那时,从农村开始的承包方式刚刚引入工业领域,太钢为治理渣山制定了一个承包方案,这是继峨口矿、大关山矿承包方案之后,又一个具有独自特点的承包方案。这也是一个承包责任的方案,对治理渣山的任务、人员、经费、奖励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特别要求治理渣山绝对不能影响正常排渣,否则就要处罚。处罚的条款是李双良主动提出并要求写入承包方案的。在这个承包方案中并没有特别的奖励条款,只是把原来的多种奖项和加班费合并为一个完成任务奖,每月上缴2083吨废钢,才能按交库量每吨提取3元奖金;李双良作为工段干部,按照平均奖的1.2系数拿奖。同时规定,全年完不成3万吨废钢的任务,扣除承包负责人一个月的工资;完不成废渣拉运任务,再扣半个月的工资。在我看来,这个方案其实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李双良之所以接受这个方案,并主动添加了处罚条款,充分体现了李双良为企业分担困难的主人翁精神,也表明了他治渣的坚定态度和决心。后来,有人说李双良在治渣过程中捞了多少多少,这其实只是主观的揣测,根本就是扑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对此,后来在李双良当选全国劳动模范时,曾经受了有关部门组织的联合调查,调查组的一位同志感慨地告诉我:没想到李双良只拿那么一点奖金,没想到李双良那样廉洁。
太钢领导在比较了各个方案之后,党委书记王景生、经理商钧等都认为这是一个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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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经理孟立正带领调度长和一些处长,在渣山上进行了勘察,详细了解了李双良治渣的思路和方法,并就治理渣山的费用征求李双良的意见,问他要多少钱,李双良明确表示:“我不要一分钱,只要一个以渣养渣的权。”李双良为什么这么干脆、这样坚决,是因为它已经进行了仔细的调查研究。他不是想通过治渣给自己捞什么好处,而是要真心实意地为企业解决困难,因此,不想给企业增加负担。他看中了渣中含有的废钢,只要把这些废钢回收交给太钢,太钢按每吨废钢给100元作为治渣经费,大体上就能满足渣场工人的工资和各种生产成本,做到“以渣养渣”。
1983年5月1日,李双良的治渣工程正式开张。第一个月做下来,当月回收废钢近4000吨,清运废渣8万吨,得到47万元的收入。渣场职工第一次平均拿到40元的高额奖金,民工每人也拿到150元的工资,除去各项开销,当月还结余11万元。初战告捷,大大增强了李双良治渣的信心。
当时李双良治渣的队伍,既接收了原来回收工段的国有和集体工人,从社会上雇了一批民工,还吸收了一部分离退休老同志。当时,太钢领导询问李双良有什么要求,他考虑到自己文化程度比较低,希望能安排一些技术人员。太钢领导很乐意满足他的这个请求,让他
挑选合适的人。可是,因为治渣露天作业、工作艰苦,也看不到治渣的前途,没人愿意来渣场和工业垃圾打交道。李双良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他就把依靠的核心力量放在了离退休老同志身上。这些老同志最后扩大到六、七十人,其中不少是厂里的各级领导同志,他们多年与李双良共事,相互比较了解,大家在一块儿协助李双良,合作得非常默契。李双良的治渣队伍人员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人,在渣山周围开辟了三块作业场地,每天都是人声鼎沸,汽车、拖拉机、马车、小平车相互穿梭,场面极其火热。我在报道时,把当时的治渣场面喻为“三大战役”。
国家冶金部对李双良治渣的事非常重视。1984年初,冶金部回收公司在太钢召开现场会,向全国介绍李双良的治渣经验。此后,冶金部多次在全国的会议上推广李双良的治渣经验,并号召大家学习李双良的事迹和经验。
1988年冶金部第三次在太钢召开现场会,我采访了与会的冶金部副部长、国务院环保委员会委员陆叙生,他说:“排渣难,这是全国钢铁企业普遍面临的一大困难,在李双良治渣之前,我们存在的问题是无路可走;现在有了李双良的经验,今后就是如何沿着李双良走出的路走下去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李双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的治理冶金渣的道路”。
1988年,李双良跻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500佳”行列。当时的通知很特殊,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穆斯塔法·托尔巴直接通知国务院总理的。通知这样说道:“我荣幸地通知总理阁下,中国兰州沙漠研究所、山西太原钢铁公司李双良和浙江萧山市山一村,因在保护和改善环境中的出工作,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表彰,并已被列入该署将于1988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公布的在环保方面取得成就的荣誉名册‘全球500佳’中。……”李双良的名字传开了,传向了世界,传达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他获得“全球500佳”’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我国习惯于把荣誉给予集体,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送了一些集体单位,然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并不看好这些集体单位。当时,正巧曲格平在内罗毕,托尔巴征求曲格平的意见,曲格平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李双良。托尔巴也很干脆:“就按你的意见办。”我国的申报人员连夜把李双良的事迹翻译出来,终于使李双良获得了“全球500佳”这个光荣称号。
从1984年开始,我跟踪报道李双良事迹20年,但是,一直认为对李双良的认识不足报道不够,也深感自己报道李双良事迹力不从心。1986年,《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中,号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我很快写了介绍李双良事迹的通讯“当代愚公搬渣山”,在媒体发表后,
可是没有任何反响。我邀请新华社记者崔济哲到太钢渣场看看,他走在正在紧张开发的渣场上,被李双良的的事迹深深感动,又与新华社记者尚代江在渣场住了一周,进行了深入采访,写出了“当代愚公搬山记”。他们的报道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李双良自此从太钢走向了全国,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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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良的事迹传开了,不断获得各种各样的荣誉。1983年治渣当年,李双良被评为太钢劳模;1986又被评为太原市劳模;1987年被评为山西省劳模;1988年跻身全球500佳;1989年和1995年两次被评为全国劳模。他还获得全国老有所为和学习雷锋标兵、优秀共产党员等等许多称号。
更让李双良和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1990年1月22日,总书记专程到太钢看望了李双良。在渣场宽大的护坡上,他倾听了李双良的汇报,询问了李双良的基本情况,当下就对省委书记李立功等陪同人员说:“全国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都应该很好地向李双良学习,我们都要向李双良学习。”第二天,总书记在会见山西省领导时,再次提到向李双良同志学习,要学习李双良克服困难的精神。后来,他又题写了“学习李双良同志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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