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研究论丛 2018年第2期（总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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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今后我的心灵将失去许多安宁，我本人也在某种程度上爱上穆斯塔法·赛义德的遗孀哈塞娜·宾特·马哈茂德了。”A然而“我”并未做出行动，直到惨剧酿成之后才向迈哈竹卜喟然长叹：“当初要是听了你的话娶了她就好了。”B从某种意义上，“我”是懦弱、肮脏的，“我”因迟迟未娶哈塞娜间接地造成了她的悲剧。哈塞娜则是一个更为纯粹和更具实践能力的倾听者：作为一个西方男人的女人，她未曾进入穆斯塔法的书房，犹如一个东方男人的女人。而作为一个东方男人的女人，她反抗了婚内，亲手杀死了瓦德·利斯，这象征着其身份认同的分裂。 哈塞娜的悲剧由三个男人造成：穆斯塔法·赛义德、瓦德·利斯和“我”。穆斯塔法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风流男人，他早已造成了许多女人的死亡；瓦德·利斯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男人，自私且易怒；“我”则充当着一个平庸的角，对集体观念是妥协的。他们都不是库切的《等待野蛮人》中的老行政长官那类角，严重地缺少列维纳斯式的责任感。甚至在整篇小说中，我们都不到一个责任者。这就是这出集体性悲剧的根源所在：妥协而非反抗，回避集体而非担负责任。这里的“集体性悲剧”不仅指悲剧中的集体性问题，也指具有悲剧性的一个集体，即小说中每一个因向集体性想象妥协而受到伤害的人。在集体性想象下，后殖民经验的反抗虽然不能带来幸福的结果，甚至以个体的毁灭为结局，但这对于瓦解旧的集
体性具有一种革命效果。雷蒙·威廉斯在《现代悲剧》中指出：“悲剧行动源于无序状况，而后者在某个时期确实可能具有自身的稳定性。然而，参与该行动的现实力量远不止一个，它们之间的较量往往以表层的悲剧方式使深层的无序状况既一目了然，又令人恐惧。在完整地经历了这一无序状况并采取了具体的行动之后，秩序得到再生。这一行动的过程有时与真实的革命行动非常相似。”C革命意味着流血和牺牲，哈塞娜之死对这个落后村庄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虽然微弱个体的反抗不可能产生革命性后果，但作为一个悲剧式牺牲者，她使我们看到了革命的启蒙之光，书写了自己作为独特阶级和身份的异质性存在。
A〔苏丹〕塔依卜·萨利赫：《移居北方的时节》，张甲民译，华文出版社，2017，第82页。
B〔苏丹〕塔依卜·萨利赫：《移居北方的时节》，张甲民译，华文出版社，2017，第93页。
C〔英〕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译林出版社，2007，第58页。
这项运动也第一次向女性介绍了任何不受欢迎的性行为即为“性骚扰”。这
个问题在受害者生理和心理上均产生了很多严重的影响，也降低了社会的 山东黄金集团综合办公平台工作效率。此外，严重的性骚扰问题也使国家的国际声誉和形象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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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欧美国家女权运动兴起的时代，20世纪则是亚非拉国家女权
运动兴起的时代。埃及是最早出现女权运动的亚非拉国家之一A，然而埃及
妇女权利中心2008年调查发现，83%的女性遭受过性骚扰，其中91%是
在公共场所，而且大多数受害者戴着伊斯兰头巾。性骚扰似乎成为埃及继
金字塔后的另一张“名片”，不论是埃及当地妇女还是外籍女性游客，出门
在外都要小心翼翼，谨防遭遇性骚扰。
2010年，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开罗678路公车》在埃及上映，
唐家寺的雨伞影片首次将埃及性骚扰问题引入公众视线。尽管埃及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
是最为西化的国家之一，但电影《开罗678路公车》反映的现实仍算得上
比较敏感的话题，性骚扰在许多文化背景中也是讳莫如深的话题。导演穆
罕默德·迪亚布（Mohamed Diab）勇敢挑战社会观念，以公共汽车上发生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的性骚扰案件为切入点，讲述了三位生活轨迹截然不同的埃及女性遭遇性
骚扰以后奋起反抗的故事。
电影这一在阿拉伯世界深受观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具有再现生活的作
我们的班级用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根据社会现实改编的电影更加能够引起观众的
巴拉贝鲁姆弹共鸣，从而达到引起社会关注，进而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本文旨在通过
对埃及性骚扰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以及对其形成原因的细致解析，了解埃
及妇女的生存状况以及阿拉伯妇女的社会权益。
二 影片中埃及性骚扰问题严重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个节日假期中，一名女孩在白天于开罗市
中心被性骚扰，这是一起被称为“El Ataba Girl”的著名案例。2006年的
开斋节期间，开罗市中心发生了埃及第一起大规模性骚扰事件。两年之后，
在2008年的一个节日期间，吉萨省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性骚扰事件。自那时A伍庆玲：《论现代埃及女权运动的兴起》，《思想战线》2000年第1期，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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