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鸿
【摘 要】《庄子》哲学的诗性光辉,突出体现在《庄子》“寓言”、“重言”、“卮言”的诗化表达方式上,“三言”当是走进《庄子》思想世界的钥匙.“三言”的诗化表达使得《庄子》深不可测的哲学意蕴得到了象征的显现,特别是“卮言”应当是庄子有别于先秦诸子的极为独特的语言密码,从中我们也能够透视出庄子独有的以“天地精神”审视一切的情怀.“寓言”和“重言”大都是带有一定主观意识的言论.“卮言”则是天地之言,无任何主观意识的语言,犹如代天地立言,不偏不倚,没有任何立场和成见. 彩碳粉>无味红霉素
【期刊名称】《北方论丛》
烟曲霉菌【年(卷),期】2013(000)002
【总页数】6页(P22-27)
【关键词】寓言;重言;卮言;庄子
【作 者】赵德鸿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5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
清代林云铭在《庄子因》中评价《庄子》:“有天地以来，止有此一种至文。绝不许前人开发一字，后人摹仿一字”［1］(p.560)。可见，《庄子》的语言境界必有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的地方。《庄子》的文本是诱人的，特别表现在语言上的神奇变幻，荒诞不经，想必是庄子诗意的语言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邃的哲理。
关于《庄子》语言，郭象《庄子注·序》称:“其言宏绰，其旨玄妙”［2］(序)。成玄英《南华真经疏·序》亦称:“当战国之初，降衰周之末，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乃慷慨发愤，爰着斯论。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远，非下士之所闻，岂浅识之能究”［2］(序)。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评价庄子的语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老公的春天片尾曲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1］(p.30)。刘熙载 《艺概·文概》有云:“《庄》《列》俱有曲致，而庄尤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也”，“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34］(p.65)。庄子对于自己的语言的总结，诚如《庄子·天下》里所言:“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瓌玮，宏壮也。连犿，和混也。庄子之书，其旨高远，言犹涉俗，故合物而无伤”［2］(p.618)。成玄英看待庄子的语言特点是或虚或实，滑稽机趣，“其旨高远，言犹涉俗，故合物而无伤”。“参差者，或虚或实，不一其言也。諔诡，犹滑稽也。虽寓言托事，时代参差，而諔诡滑稽，甚可观阅也”［2］(p.618)。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释题》: “庄子为书，虽恢恑谲怪，佚宕于《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阖，神鬼变幻，要自不可阙，古今文士每每奇之”［1］(p.305)。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一文中评价庄子说:“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郭沫若先生的《庄子与鲁迅》也认为:“不仅‘晚周诸子莫能先’，秦汉以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可见，庄子对后世的影响之大，给研读者的印象之深。
民航资源中国网林云铭在《庄子因》中认为:“庄子只有三样说话，寓言者，本无此人此事，从空摹撰出来;
重言者，本非古人之事与言，而以其事与言属之;卮言者，随口而出，不论是非也。作者本如镜花水月，种种幻象，若认为典实，加以褒讥，何啻说梦”［1］(p.561)。庄子语言表达的主要特征是采用“三言”的表达策略，即“寓言”、 “重言”、“卮言”，是庄子与其他先秦诸子最大区别。关于庄子笔下的“寓言”、“重言”、“卮言”及其各自表意方式，《庄子·寓言》和《庄子·天下》篇中，曾有过叙述。
《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3］(p.947)。
《庄子·天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3］(p.1065)。
以上两段文字，是《庄子》对“寓言”、 “重言”、“卮言”特点的集中阐明。研究者对“寓言”和“重言”的看法虽有分歧，但是争议不大，对“卮言”的理解，则一直是见仁见智。
一、“寓言”之辨
关于“寓言”的阐释，历来分歧不大，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寓言”是“藉外论之”，也即寓“道”之言。《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对于“三言”来说，寓言占的比重最大，几乎全篇都充斥着寓言特。庄子为什么要采用“藉外论之”的方式呢?这是因为:“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3］(p.947)。庄子的意思是，自己也不愿意这样，怎奈当时的世风是“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3］(p.1065)。大家都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庄子出人意料地自己不说，而是
去做“幕后导演”，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他人”出场，借助“他人”之口，发自己之思想，则是可信的。
关于“寓言”，郭象注解:“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 ……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连叔之类，皆所借者也”［3］(pp.947－948)。可见，所谓“寓言”，是假借形象思维寓理于事，表达己意;所谓“重言”，是借重古人之言以申明作者自己的观点;所谓“卮言”，是依文随势而出现的无成见之言。“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郭象认为，说是别人说的，则多说人就信服。其原因在于如果语言从自己口中说出，世俗之人大多不会接受，因此，需要借助外在因素。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己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故鸿蒙、云将、肩吾、连叔之类皆寓言耳”［2］(p.947)。唐代陆德明 《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4］(p.397)。宋代林希逸: “寓言者，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书之中十居其九，谓寓言多也，如啮缺、王倪、庚桑楚之类是也”［5］(p.431)。宋代王雱:“寓言者，极明大道之真空。以世俗必为迂怪也，故托为他人所说以言
之，致其十信其九也，故曰寓言十九，又曰籍外论之”［6］(卷一六)。陈景元:“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讬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7］(三一)。明代陆西星《读南华真经杂说》:“寓言者，意在于此，寄言于彼也”［8］(卷七)。清代宣颖也曾云: “寄寓之言，十居其九”［9］(卷二七)。根据以上注解，可以总结出庄子“寓言”的本质性特征，即寄寓性，不是直说，而是“余味曲包”，此即“籍外论之”之意。“籍外”何解?在庄子看来，是借助表达主体之外的任何事物，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可以为其所用。正因如此，庄子才说“以寓言为广”。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称:“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仅仅提到了“寓言”，没有提到“重言”和“卮言”。司马迁避而不谈“重言”和“卮言”，显然是把庄子最主要的表达方式看成了“寓言”。
庄子把自己的“道”，也就是庄子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通寄寓在自己选定的对象之中，对象是包罗万象的，也是广袤无边的，而要传达的“道”，无外乎“无为”、“吾丧我”、“用心若镜”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宇宙同体情怀，使看不见，摸不到的冰冷的“道”，通过“寓言”的方式而富有了温情和诗性的味道。
二、“重言”之辨
“重言”的解读，历来争议较多，存在多种理解倾向。对于“重言”，庄子本人的阐释是“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10］(p.727)，意思是说，引述前辈圣哲的言论十句有七句让人相信，但庄子又解释了，并不是没有见识的老人，而是“得道的老人”。这样的人才会被庄子看重和借用来说理。显然，“重言”绝对不是“老人的话便看重”的意思，而是看重那些“得道的老人的言论”。虽然庄子已经明确表达了“重言”的认识，但后人对于“重言”无论从读音，还是意义也都存在各自的见解。
一种意见认为，“重”读作zhòng。但对“重”的意思又有不同理解。
cag“重言”即“世重之言”。这种理解倾向出现最早，影响也最大，认可度也最高。最早由郭象提出:“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2］(p.947)。唐代陆德明认同: “重言，谓为人所重者之言也”［3］(p.397)。唐代成玄英解释为:“重言，长老乡闾尊重者也。老人之言”［2］(p.947)。明确说明了“重言”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老者，二是德高望重之人。明代陈景元认为:“重言，谓德重之人所言也”［6］(三一)。只是强调了说话人的地位。蒋锡昌也谓:“重言，即为人所重之言，如关尹、老聃等耆艾所言者，是也”［11］(p.261)。徐复观先生亦云:
“按为世所重之言，如尧、舜、孔子者是”［12］(p.88)。显然，此二人通过列举的方式，告诉读者，“世重之言”当是像古代帝王、文化巨擘等知名人士所言，方可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信任，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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