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经》的性质与亡佚新探
田君
【摘 要】中国先秦经典,最扑朔迷离的莫过于<乐经>,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实有其书.经过文献学分析,<乐经>在先秦曾经存在.<乐经>失传的缘由,既有自身性质的必然原因,也遭遇到历史的偶然因素,两相叠加,最终造成中国音乐史上一大阙典. 【期刊名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年(卷),期】2010(000)001
【总页数】3页(P23-25)
【关键词】乐经;乐学;经学
【作 者】田君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待遇留人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J609.2
《光明日报》2008年6月23日“国学专栏”，刊载《乐经何以失传》一文，项阳先生从制度生态的角度，推论《乐经》内容与失传原因。笔者拜读以后，深受启发，同时也有些新的想法，希望能作一商榷。 乙炔站设计规范项文认为“乐经是经典乐舞”（即六代乐舞）。秦始皇以后，“从制度上祛除周公定制”，六代乐舞“不跨代相承”，赖以存在的制度生态被破坏，“从这种意义上讲，《乐经》失传”。疑问在于《乐经》是否成书，性质不太明确。项先生说“乐经是经典乐舞”、“《乐经》失传”，到底加不加书名号，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关系重大。如果乐经未有成书，只是经典乐舞，乐舞废当然乐经亡，两者呈充要关系；如果《乐经》是一部经典文献，经典乐舞的破坏，就不是《乐经》失传的充要条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若想直接回答，需要考古发现。但在现有条件下，我们也可以探知一二，看看《乐》内容属于什么性质？ 想回答这个问题，要先从《乐记》说起。《汉书·艺文志》分别著录“《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说明两书相异。《汉书·艺文志》载：
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1]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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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论这段话要读仔细，“其道浸以益微”指的是《王禹记》。西汉《乐记》有两类版本，一是《王禹记》，来源于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这是刘德本《乐记》，而非古本《乐记》，“其道浸以益微”，原书早佚。一是刘向所得古本《乐记》二十三篇。又孔颖达说： 《乐记》十一篇入《礼记》也，在刘向前矣。至刘向为《别录》时，更载所入《乐记》十一篇，又载余十二篇，总为二十三篇也。其二十三篇之目，今总存焉。[2]1073
按此文意，《礼记·乐记》先于刘向已有成书，乃古本《乐记》之传本，自然“与禹不同”。又《史记·乐书》作者阙疑，未有定论，其所录《乐记》，与《礼记·乐记》并不尽同。两者前十一章内容大体相当，皆为古本《乐记》传本。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说:
吾独爱其所录《乐记》，可正小戴《记》之误，且使已亡之古书，藉以多存二篇，是则深为可宝。不必以其非太史公之笔，遂耳食而议之也。[3]45
若详观之，《史记·乐书》多出的文字内容，恰好与古本《乐记》的“《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2]1073相合。《史记·乐书》与《礼记·乐记》，篇次不同，征引有异，当为古本《乐记》的不同传本，并非援引关系那么简单。也就是说，到西汉司马迁以后，补书之人仍得见古本《乐记》之一种传本，而《礼记·乐记》所据乃另一传本。这两种汉代传本的祖本，是先秦古本《乐记》。而且《乐记》所在《礼记》，本身就有古本、今本之分,“《书传》、《礼记》自孔氏”，[4]1936可见先秦已有《礼记》传本，并非始成书于汉儒。又陆德明说：“《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5]101记书乃解经之属，孔子门徒各记师说，撰集而成编。质言之，就是孔门弟子的课堂笔记，再加上个人感想，你一篇我一篇，去其重复，取其精义，汇编而成。先秦典籍之形成，多有此种情况，《论语》之成书，即可作为类证。湖北郭店出土战国中期楚墓竹简，保存有完好的单篇《缁衣》，也同样收入《礼记》，而且郭店简《性自命出》篇，在用语与思想上，与《乐记》关系密切。这些都说明《乐记》主体内容形成于先秦，与《乐经》存世时代相合。今本《礼记·乐记》有天人感应的思想元素，出自汉儒“再造”古籍，但古本《乐记》的主体内
容仍然保存其中。
“记”，有疏记的意思，作为书名，是解释经书的一种体裁。“经传”通常连言。“传”是用来解“经”的，如《易传》等，人所熟知。“记”也就是“传”，后来统称为“记传”。如“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6]1929“记传”倒文为“传记”，若将人比作“经”，解说其生平事迹，则犹如解经，这是后世传记体裁的源头。“记”既然用来解“经”，那么《乐记》就可能用来解读《乐经》，这是从逻辑上推论。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乐记》是否具有记书的体例，即解经的特点，如果有，那么《乐记》所解读的对象，就应当是《乐经》。从《乐记》的解读之中，我们也可以探知《乐经》内容的性质、到底是否成书，在《乐经》失传的条件下，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涵泳《乐记》本文，多类记书体例：
1、“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若是整篇呵成，不当如此反复其辞，此乃解读笔记之汇集，故呈斯状。
2、“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辅翼经文，解释经义，通晓训诂，语意直接，有明显的解读意味。
3、“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沈阳医学院学报
可见《乐记》的解“经”痕迹，诸所引述，极可能属于《乐经》遗文。且《乐记》末尾注明“《子贡问乐》”，孙希旦说：
此篇题之名。古书篇题多在篇末，此十一篇盖皆有之。先儒合十一篇为一篇（经汉儒编辑），而删去其每篇末篇题之名，独此失于删去，故尚存耳。[7]1039
由此可知，《乐记》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汇集成篇，这正属于记书的特征。又《乐记》记载有“魏文侯问于子夏”，“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子赣见师乙而问焉”，这些属于师弟问难，
学者探讨，兼及采访乐师，皆为论乐文字。《乐记》将其置于篇末，以作附录，补充经文，诠释经义。先秦典籍，有“记”则有“经”，无“经”，“记”从何来？因此《乐记》当有所承系、有所依凭，古本《乐记》存在解读《乐经》的内容。
先秦实有“六经”之说，郭店简《六德》“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六经的顺序与《庄子·天运》记载相合。又《庄子·徐无鬼》“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都是以书籍来看待的。周代之“乐”，的确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乐舞，但据此是否就可以推导出“乐经是经典乐舞”呢？《乐经》的内容涉及乐舞，但是说其本身就是乐舞，现在看来，恐怕不太妥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乐记》), 声音、乐舞之节属于技艺，而技艺是在师徒间传承的。古代重德轻艺，《乐经》作为先秦经典，其中记载的内容，应当是乐之义理体制。从《乐记》通篇不讲具体的乐奏舞步，可以逆探《乐经》内容的性质，主要是讲“乐德”（《周礼·大司乐》）与乐制，发挥理论指导与行为规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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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谈谈《乐经》何以失传？项先生以六代乐舞“不跨代相承”， 《乐经》赖以存在的制度
生态被破坏，这一观点笔者十分赞同。在此基础上，笔者还有所补充，认为上古乐舞作为综合艺术，具有历史教育的职能，脱胎于巫术祭舞，可谓上古文化大宗，“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乐记》)，可以作为社会史教本。我国六代之大舞、西方荷马之史诗，一为拟态象意、一为浪漫叙事,功用其实近似。从这种意义上讲，六代乐舞具有上古史诗的性质，而且比史诗更加生动、更富感染力。《韶》、《武》为历代推尊，正由于乐舞内容，可以发思古之幽情，起到凝聚族、巩固王权的社会功能。随着历史的演进，各项制度逐渐健全。特别是秦汉以后，政府的控制力大为加强，冠冕黼黻、仪仗法驾、高阶峻殿，俱以齐备，王者威灵，于此尽显，不必借助乐舞凝聚族、巩固王权。而史学观念的早熟，使文字记载的历史占据主流，远古历史也逐渐形诸文字。古乐肩负的社会职能，被划分出去，只剩下乐舞仪式的躯壳，后世作乐者，徒示正统而已。古乐内容趋于亡佚，这是自身性质使然，即便《乐经》免遭焚燹，也难逃失传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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