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餐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多数西方国家国内经济的衰退、资本的跨国流动和传统产业的空心化以及几次移民潮的到来，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正不断被解构与重塑，由此所诱发的一系列认同危机、信任危机、参与危机、分配危机等，已成为撕裂西方国家和社会的一道难以弥合的伤口。这种撕裂背后的政治根源是什么？在审视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时，这又给我们哪些思考与警示？重庆都市快轨
梳理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资本主义的早期进程之中，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面对大规模的失业、贫困和社会动荡，对执政精英而言，如何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是不得不需要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福利制度逐渐兴起与完善。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维持和再生产工人阶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60页）福利制度的设立，是工人阶级基本生活公民权利的承认，近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稳定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来源的同时，也维系了工人阶级对资本主
义政治经济体系的认同。但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的流动形式都出现了新的形态，资本进一步摆脱了地理空间限制以及政治权力的束缚，并不断稀释着原有制度框架内达成的契约。经济全球化及其附带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赋予了资本更强的流动能力和扩张能力，也带来了其与责任、道德、共识等价值和社会制度体系的剥离。世界末日论
货款回收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其不断强化生产系统的效率，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并且试图把对它自身的各种社会约束和社会抗争降到最低，因此，精英们努力把资本转移到政治和经济成本更低的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而西方国家的产业工人体却因为地理限制和国家间的壁垒难以自由流动，难以去到那些就业机会更多的国家，从而不断经历着产业空心化的悲歌。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国家的底层劳工与本国经济、知识精英间的心理和实际联系都不断弱化，而国家既要面对外部其他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及制度竞争，也要面对本国工人体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但维系增长和对外竞争的需要，无疑加强了西方国家对跨国资本所创造的利润的依赖，并形成了政治权力与资本以及精英的合谋。由此，精英体及其组织在政治诉求表达和社会决策体系上获得了巨大影响力和优先权，而留给底层工人阶级的是贫穷、被边缘化、社会流动机会的丧失和日渐薄弱的谈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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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学者福山看来，“美国工人阶级衰落的原因众多，除了技术变革外，公共政策也有着重大影响。但共和党的政治精英们数十年来一系列的亲市场化举措，使得工人不但面对残酷的技术和全球竞争逻辑，而且自新政时期以来的多种保障和社会福利也面临削减，这对工人阶级的收入带来了极大的下行压力。”
与衰落的底层工人阶级相伴的，还有家庭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以及阶级固化和社会流动停滞的现实。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艾伦在《美国公民文化的解体》一文中研究发现，“婚姻曾经是美国家庭和社区得以组织的普遍准则。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单亲家庭长大，越来越多的男性工人阶级出现失业、和酗酒等行为，美国正在出现一个和主流价值体系相背离的新的底层阶级。而当亲属、邻里、同事、教会这些完善人的社会需求最灵活的资源面临消失的时候，工人阶级团体也就处在失序之中了。”
伴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工会参与人数的下降等一系列政治社会体系的变革，西方工人阶级已经消亡或者被同化、被替代，已经丧失了革命性等观点盛极一时，但不能忽视的是，这种变革本身并无法彻底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内生性矛盾。在西方国家，社会精英与普罗大众已经渐行渐远了，而被抛弃的工人阶
级和社会底层则诉诸多种社会运动，以自发的、非组织化的方式联合起来，挑战着既有的社会秩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从希腊、英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大罢工，到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各种抗议活动在西方国家不断上演。
不断上演的种种社会抗争运动表明，西方国家资本的扩张、衍进和巨大社会裂痕中，始终有着底层工人阶级的反叛，并不断强化着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醒。这种社会结构的紧张以及社会凝聚纽带的解体，正严重冲击着西方国家既有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伦理。
二、族冲突的加剧
在一国的框架之内，当人口、宗教和族等结构性因素相对单一和稳定，不同族和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排斥、既有政治体系的张力或许不那么凸显。但当经济全球化将现代民族国家卷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内，资本以及具有不同信仰和文化属性的移民跨国界流动汹涌而来的时候，一国内部既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就不能照着过往的逻辑运行了。在不同族及其多元的文化特征、政治态度、社会价值下，原有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组织和个体的社会结盟方式和社会冲突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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