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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任务的关系上本末倒置，常常把巩固政治权力当作搞社会主义的基本和中心任务。这种发展观念和战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过我们熟悉的重要的历史作用。问题在于“重”的过度了，绝对化，从而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发展未能很好体现以人为本这一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使民生的改善受到影响和限制；重政治轻经济又造成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受到破坏和限制；因而这种发展难以持续。这也是导致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 第二，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实践中学习苏联经验，吸取其教训，逐步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解放初期，我国在发展观念和战略方面不少是学习苏联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了“以苏为戒”，并先后提出了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以农业为基础；国民经济发展要综合平衡；国家、集体、个人等各种关系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方针、方法和“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了发展观念和战略的重大转变。主要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基础和发展动力都作了有别于苏联发展观念的回答；通过允许农民进城打工、办乡镇企业等途径，逐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开始触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入WTO同世界经济接轨。但此时我国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在发展的道路上，
出现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资源消耗过大、环境破坏严重以及干部腐败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在此背景下，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科学发展观同斯大林模式发展观的比较。这两种发展观都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中，为了强国富民而形成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但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实践经验不同以及经济文化基础的差别，两种发展观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其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并起保证作用的。斯大林模式的发展观念和战略，也重视经济建设，但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决定性力量”［3］等理论影响下，实际上把搞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统帅一切行动的纲领。 其二，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国计和民生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会建设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斯大林模式的发展观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并不错，但它忽
视了个人的利益；优先发展重工、军工而牺牲农民的利益，忽视了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过高的积累率限制了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自由绘画其三，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苏联发展观念和战略实行赶超战略，而赶超战略主要是指产品数量和生产发展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实行粗放经营的方针，走的是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率的增长道路。科学发展观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提高效益，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使国民经济由又快又好的发展转变为又好又快的发展。
其四，在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上，斯大林模式发展观常常只顾重点这一头，而忽视兼顾其它。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要求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统筹兼顾一系列重大关系，是有重点论，不惟重点论。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求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集中全国人才物力干大事。
其五，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方面，斯大林模式发展观也讲应用客观规律，但常常过高估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至犯唯意志论的错误，急躁冒进，超越发展阶段，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的重大损失。科学发展观的最突出意义就在于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发挥人的能动性结合起来，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结合起来。
普乐美铬超标其六，最重要的区别是苏联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关系上，基本上是封闭半封闭的，实行的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而科学发展观和战略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由于中国加入WTO而同世界经济全面接轨。
参考文献：
［1］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77.
长江电力电子商务［2］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1.［3］斯大林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49.
斯大林模式的来龙去脉
□郑异凡，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近来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是个
“假命题”，“斯大林模式”这个提
法可疑。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苏联
是否存在过一种叫作“斯大林模式”
的东西？稍微懂得点苏联历史的人，
我想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不会否
认斯大林模式的存在的，区别也许
只在于有人否定、批判，有人肯定、
欣赏，这当然是每一个人的自由，难以强求一致。但是，如果独树一帜，断言根本不存在“斯大林模式”，“
斯大
13化身博士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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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模式”是个“假命题”，那恐怕还需要从学术上提出有根有据的论证，才能令人信服。
“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不过今人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往往把“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混为一谈，把两者等同，这就不够“学术”了，所以还得谈一点启蒙性的历史知识。
实际上，“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模式”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苏联模式包含斯大林模式，而斯大林模式并不完全等于苏联模式。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里，一共有过两种基本模式，也就是说，“苏联模式”包含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它被列宁所否定，斯大林模式是这一模式的延续；另一种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它被斯大林所推翻。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实行的第一个模式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集中到国家手里，取消商品买卖，取缔市场，大家过着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讲（也无法）民主，党内外均实行战斗命令制。这不全是战争环境使然，当时的苏俄领导想通过这种“简捷”的办法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后来检讨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决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又译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1］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粗陋的军营式的共产主义。实行这种模式几乎收走了农民的全部粮食，而不仅仅是余粮。这种做法引发农民的严重不满和坚决反抗，以至于在国内战争后期农民蜂起，出现所谓“小国内战争”。由于当时实际上抓不了生产，无论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都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工人也因长期缺衣少食而不满，一些工业城市罢工频发，最后酿成喀琅施塔得兵变，使苏维埃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所以列宁说，苏维埃政权遭遇到成立以来最危险的政治经济危机。
为拯救苏维埃政权，1921年春布尔什维克党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实行以粮食税为开端的新经济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及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其特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引入市场机制，恢复并运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等等一向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社会主义观的重大突破。于是允许贸易自由，允许私人经商，实行引进外资的租让制，在农村允许租佃土地、使用雇工，鼓励农民发家致富。最后，列宁甚至把农民做买卖的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布哈林所说的：新经济政
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互相繁荣的可能性。
但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党内一直存在一股强大的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力量，他们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城市培育了“耐普曼”（做买卖的商人），在农村复活了“富农”（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是向资本主义倒退，是搞资本主义。有人为此痛哭流涕，有人因此。他们主张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要求限制以至消灭耐普曼和“富农”，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用计划原则取代市场机制。列宁去世后主政的恰恰是这样一些“左派”，包括季诺维也夫、斯大林以及托洛茨基等等。斯大林是隐蔽的“左派”，出于夺权的需要，他同季诺维也夫结盟去打倒托洛茨基，后来又同布哈林结盟去打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达到目的之后，他倒过来打击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维护者布哈林，以“右倾”的罪名把布哈林等人赶下台，并处死他们。斯大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于是宣布让新经济政
策“见鬼去”。
斯大林恢复了被列宁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他干了三件大事。第一，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不仅消灭了“富农”，而且消灭了全体小生产者——农民，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农具、牲口，剥夺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独立自主权，其第一个苦果就是1932-1933年的饿死几百万人的大饥荒。第二，取消市场机制，实行指令性计划，实行超高速度的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这种做法使苏联成为军事强国，但是也造成居民日用消费品的严重短缺，农轻重严重失衡。第三，贯彻“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加强专政，在国内实施大规模镇压，从列宁的战友到各级干部，到工人农民，到知识分子，千百万人成了冤鬼——到底有多少镇压的牺牲者，至今也没有完全查清楚。结果在1930年代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军事动员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斯大林模式。
这样，在十月革命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三段式：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用辩证法来说，这是否定之否定——新经济政策模式否定了军事共产主义，而斯大林模式又否定了新经济政策，回归军事共产主义，当然，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过去，斯大林有自己的很多新东西。
对苏联的体制有客观的评述，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
这里评价了苏联的两个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是比较好的列宁的思路，这就是新经济政策；另一个是僵化了的模式，这就是斯大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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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模式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改革对苏联的做法既有否定批判的一面，也有肯定继承的东西。我们否定了“斯大林模式”，同时也继承苏联某些好的东西，并予以发展。例如我们继承了新经济政策中运用市场机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做法，并且最后发展成作为一个体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没有把洗澡水同小孩一起泼掉。
中国同苏联模式的历史联系是客观存在。多次说明中国体制同苏联的关系。1986年9月29日，在同波兰雅鲁泽尔斯基的谈话中说得很清楚：“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3］
割断中国改革同斯大林模式的关系，无非是想借此肯定斯大林模式，说明中国的改革不是对来自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的否定，斯大林模式好得很，应当在中国坚持下去。不过，曾经“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的社会主义。”［4］在这里，具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恰恰是针对“我们过去照搬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论的。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4.
［2］［3］［4］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178、261.
中国特社会主义是对
苏联体制模式的超越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关于“苏联模式”和“斯大林
体制”的提法，果真是假命题吗？
别说在苏联解体以后，就是早在苏
联解体以前多少年，苏联学术界、
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就已提出
“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概
mst
念了。而且，如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
改革史稍微有一点儿常识的话，就会
知道，恰恰不仅是从当时中国的体制，也是从苏联的体制模式着眼，来思考、设计中国的整个改革蓝图的。
从中国改革伊始，小平同志就以他对苏联和中国以往体制模式的深刻认识，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高屋建瓴地思考和设计中国的改革。他深刻地认识到，体制模式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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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的发展和兴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就说过：“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从这些深刻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小平同志进行改革思考和设计时，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苏联模式属于“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从中国和苏联的体制、模式和制度的层面上着眼改革的。
改革开放的过程，探索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突破斯大林教
条主义和苏联模式的过程。小平同志不仅谈到突破，在领导改革的实践中，也确确实实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1988年5月18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3］
很显然，我们讲改革开放和中国特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突破”，就是在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突破。难道事实不是如此吗？
同志说得很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又说，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过去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公式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的了。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我们今天应该用这一标准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不应该再继续使用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上述公式来界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计划经济已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像斯大林的“专政”那样，把列宁式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斩尽杀绝，进行“人身消灭”的“专政”，同样不是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把老干部作为“走资派”统统打倒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所坚持的，是包括联合农民和构成人民的一切阶层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是讲究法制的专政。“没有民主就没有社
会主义”，就“民主”和“专政”二者的关系，对于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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